67清理酱缸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记载了他同咸丰帝的一段对话，透露出一个细节：在清朝打死人只要陪死者家属三十洋元就可以私了，官府也不判刑。三十洋元换算到今天不过2000元人民币，我相信杭州七十码应该很向往那个时代。

也就是说，清朝咸丰年间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性命价值2000元人民币。

于是，大汉主义者发话了：这有什么奇怪，在满清这种野蛮落后的民族的统治下，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不好意思，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命价跟清朝差不多。

但是，以钱赎命并非明朝首创。你要追可以一直追溯到尧舜时期，《尚书》中就有“金作赎刑”的记载。

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身边一些大大小小的规则、潜规则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叫你炎黄子孙绝对是有依据的。

追本溯源，夏商周三代各有特点，夏朝尊天（天命），商朝尊鬼（鬼神），周朝尊人（人文）。

夏人崇拜天很好理解，朴素的自然法则，抬头就是天，看天吃饭，不能不尊，这也是统治者编造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天命所授。

夏朝最后一个残暴型皇帝桀把老百姓逼得受不了了，大家喊的口号是“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太阳什么时候爆炸，我愿和你一起被炸死）。

你不是说你执政的依据来自于天吗？那我情愿跟你和你的天爸爸同归于尽。

就在贫n代们水深火热生不如死时，商汤出现了。商汤用以反对夏桀的依据是，天命最近不看好你，开始青睐我了，因此我要起来换天了。

于是史书上才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记载。革就是变，命就是天命。

商汤玩了玩概念就把天下弄到手了，还没来得及高兴，伊尹就用眼神提醒他——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商汤一咂摸，想明白了：必须告别革命，以免不法分子打着同样的旗号搞暴动。

从此，历代商王开始淡化天命观，代之以鬼神崇拜为主导的封建迷信思想。

封建思想害死人呐！由于相信鬼神的存在，殷商流行搞活人殉葬和活人献祭。我们知道，祭祀用的动物叫“牺牲”，而当时把人这种特殊的牺牲品叫“人牲”。殷商政权杀了大量的平民甚至贵族来搞祭祀和陪葬，典型的不拿人当人，结果他们祭祀的对象鬼神还是不保佑他们，为周人所灭。因此，周朝的统治者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信仰的问题了。

第一个出来反思的是周公，据《诗经》中的一首诗《文王》记载，周公早年参加的一次祭祀仪式对他刺激很大。彼时，商朝已经覆灭，殷商的那些遗老遗少，都穿着光鲜的衣服，毕恭毕敬地排着队，在周人的祭祀仪式上行礼。

这耐人寻味的一幕让周公深感“天命靡常”，谁能保证周人就不会重蹈殷人的覆辙？天，是不讲道理不近人情的，也不会一直保佑某个民族、某个政权，瞬息之间，天下就有可能易主。因此，天命是靠不住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值得信赖的唯有自己。

但天命观与鬼神论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在民间很有市场，你想彻底废掉不大可能，合理引导才是上策。

于是，周公开始重新定位人与天以及人与鬼神的关系。首先，“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谁有德，天就保佑谁；其次，鬼神“依人而行”，做好事的鬼神会奖掖，干坏事的就降灾。

随着时间的流逝，天命观和鬼神论被逐渐稀释，到了孔子的时代，大部分人对这两者都已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本人虽然信“天命”，但已经“不语怪力乱神”。

信仰和崇拜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在个人它是一种精神需求，动力来源；在国家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凝聚人心。因此，不允许信仰出现真空的周朝统治者开始了造神运动，号召大家一起崇拜新时代的神——圣人。

圣人在那个时代基本是批量生产的，三皇五帝，商汤周文都算圣人。

但是，海选的标准还是很严格的，选民的态度还是很严肃，什么春哥曾哥之流放到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入围的。

大体来讲，必须符合两项条件才能被称作圣人。第一，有道德；第二，有贡献。

有道德是必要条件，有贡献是充分条件，合起来才是充要条件。

圣人虽然门槛很高，但只要选上了，就乖乖不得了了。

圣人留下的言论是“经”，圣人创立的制度是“典”，圣人阐述的思想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对于谁是圣人存在争议，对于崇拜圣人则一致认同。并且，圣人的身份一旦确立，就不容置疑，“非圣”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比如，司马昭杀嵇康，罪名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晚明的李贽则因为怀疑、批判四书五经最终落得个自裁狱中的下场。

血的事实告诉我们，跟圣人唱反调和在监狱玩躲猫猫一样危险。

那么周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礼乐制度。

周公鉴于殷商失败的教训，认识到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开始制礼作乐。

不管如何动听，其本质还是在为维护统治服务。周礼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等级制度，内外亲疏，尊卑贵贱，你爸可以捶你，你哥可以训你，父系的堂弟比母系的表哥要亲，姑表比姨表在家族中更有地位，一切都源自这个“礼”。

这套缜密而庞大的系统（具体可参看《礼记》）其实也不完全是周公的原创，而是他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规章典籍和氏族宗法传统下屁民们的心理所搭建的。比如为什么是三年之丧而不是两年或者四年，这里面大有学问，可以就此出一本专著——《华夏心理学》。

尊重传统使这套制度易于推行，从而，周公进一步抛出了一个概念——家天下。

家天下就是把整个天下看作一个巨大的家族，族长叫“天子”。

大家族下面有百十来个中家族叫“国”，其家长唤作“诸侯”。

中家族下面有若干小家族叫“家”，其家长称作“大夫”。

小家之下又有很多更小的家庭，其家长叫“士”。

这帮人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很简单，宗法制加封建制。

宗法制规定，一个家族中，父亲与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叫“嫡长子”，这是代表着家族血统的老大，叫“正统”，家族的爵位和财产只能由嫡长子继承。父亲与正妻所生的其他儿子叫“次子”，父亲与小妾所生的儿子叫“庶子”，这帮人合起来叫“小宗”，“小宗”的地位远远低于嫡长子。

所谓天子，就是上天的嫡长子；所谓诸侯，就是上天的次子或庶子；同时，诸侯又是国族的嫡长子，大夫是国族的次子或庶子；同时，大夫又是家族的嫡长子，士则是家族的次子或庶子。

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国，各自指定一个国君去统治，这就叫封土建国。国君得国后成为诸侯，诸侯不能独吞天子的分封，必须继续细分，将土地和人民分给大夫，这叫立家。大夫得到的土地叫“采邑”，采邑还可以继续分给士作“食田”。

有了一系列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还不够，有礼无乐无异于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长此以往，社会就会不和谐。

乐（yue）者乐（le）也，听音乐是快乐的，因为乐音是和谐的。

音阶有宫商角徵羽，爵位有公侯伯子男，还有五伦、五服，可见，乐是和礼对应的，乐是为礼服务的。

当时的乐是对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的总称，以传达感情来麻醉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从而即使壁垒森严也能各安其分、和平共处、同心同德，达到和谐的统一。

周公的想法很好，一个中心（德）两个基本点（礼、乐）的政策可谓煞费苦心，也比殷商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先进文明了许多，但这并不代表周朝可以永延帝祚，历史的车轮向来无情。

中国的春秋战国与日本的战国最为相似的一点就是“以下克上”。

三家分晋、田齐代姜齐都是活生生的大夫搞掉诸侯的例子。而各国诸侯先后僭越称“王”更是不拿周王当天子，楚庄王都直接打听起象征天子领导权的九鼎的重量，想要“问鼎中原”了，礼崩乐坏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值此之时，士这一阶层的价值凸显了出来。士有钱有闲有文化，是野心勃勃的大夫，穷兵黩武的诸侯拉拢争取的对象，善养士者得天下，以孟尝君和信陵君为代表的战国四君子就是例子。

而士的历史使命和精英意识促使他们在面对天下大乱、连年征战的乱世局面时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怎么办？

作为最低一等的贵族，士的领地“田”同大夫的采邑诸侯的国天子的天下有所不同，即士对田只有产权没有治权，只能收租不能管人。因此，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却不属于统治阶级。

也正因如此，士比较自由，流动性很大，可以怀揣n国护照，凭借一颗脑袋，游历天下，跨行跨业。

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士，墨家为代表的武士，道家为代表的隐士，法家为代笔的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帮人秉持不同的主张，吵来吵去，就有了百家争鸣。

68解剖儒墨

作为周公的头号粉丝，孔子一生都在为复兴周礼奔走呼号。

他提出的解决乱相的方案就是让一切都回到原有的轨道上来，对一切违背周礼的行为比如“八佾舞于庭”大加鞭笞。

体现周礼所制订的伦理法则的情感就叫“仁”，通俗些讲就是拿人当人，然后有差别、分等级地去爱你周围的人。

感情是分亲疏的，父母、兄弟、朋友，对不同的人你不可能施与相同的爱，“仁”就是让你理清这一层一层的关系，有梯度地去爱他人。

当然有人会问，凭什么？

凭孝悌之道。

敬爱父母叫“孝”，友爱兄弟叫“悌”，孔子认为这两种爱是人就有，无须解释，是“仁”的情感基础。同时，孝悌具有可延展性，敬爱父母做到了再进一步就能敬爱父母的父母，友爱兄弟做到了那亲兄弟以外的堂兄弟、表兄弟乃至同乡好友都可以当做亲兄弟一样来爱。人同此心，当每个人都这么去身体力行，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明确了。又因为封建社会的家国一体，周礼也就恢复了，天下也就安定了。

“仁”的具体实施有一套方法，叫“忠恕之道”。

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

这是忠。

万一别人不愿“立”不愿“达”呢，比如道家那帮人，天天想着无为，你跟他谈治国平天下显然不现实。

如果别人无此愿望，不同意，切不可强加于人。每个人都有说“no”的权利，这是一种尊重。

这是恕。

忠和恕一正一反，一个积极作为，一个消极不作为，共同构成了推行仁爱的准则。

孝悌是为仁之本，忠恕是为仁之道。除此之外，哲学家张岱年友情提示三点：

第一，仁爱不是无原则的姑息养奸，对不仁之人一定要鄙视、远离；

第二，仁不包含“智”，知识多寡智商高低不影响你推行仁爱。既仁且智者，可以谓之圣人；

第三，仁者虽然具备恭宽信敏惠等风范，但仁不等同于“德”。德是一切善行的总称，而仁只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生活理想。

仁不是道德，那仁是什么？

仁是一种文化，一种为礼乐制度提供理论基础的文化，是孔子政治主张的哲学原理。

证据就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管仲本来是公子纠的家臣，后来却投靠了公子纠的竞争对手公子小白（齐桓公），显然很不道德。

不过没关系，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数次击退了北方的狄人，孔子就对这个思想和行动都很法家的政治家顶礼膜拜，不吝溢美之词——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不是管仲，恐怕我们都要像野蛮民族那样披头散发穿衣打扮了！）

孔子之后，第一个起来反对儒家的是墨子。

墨子主张“兼爱”。与“仁爱”不同，这是一种不分人我，不分远近，一视同仁（“仁”字前放一“同”字，“仁”“兼”之别立现），无差别的博爱。

时势造愤青。

墨子生活的战国初期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在春秋，诸侯称霸时都打着“尊王攘夷”的称号。王指周天子，夷指那些不遵从周礼乱称王（比如楚庄王）的化外之人。由此可见，遮羞布还是要要的，野心还是得藏着掖着的。

到了战国，形势急转直下，社会愈加动荡，政治愈加黑暗，战争愈加频繁，民众愈不聊生。

贵族阶级的代表、宋国公子的后代孔子的复古主张全面破产，平民阶层的代言人墨子应运而生。

墨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国与国之间征伐无度，家与家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算计残害的社会现实，是因为人们不相爱，这一点和儒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爱人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分歧就在于怎么去爱，是仁爱还是兼爱？

墨子认为爱是无私的，不“兼”则无“爱”。按儒家那套照感情亲疏画个圆，越靠近圆心越爱，那最爱的只能是圆心，也就是自己。如此一来，人人都会沦为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之徒。

长此以往，你损人利己，别人也损人利己，最后是大家都受损，最初提出仁爱主张的人也不能幸免。

与其如此，还不如大家一开始就互助互爱，互惠互利（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最后全人类都无差别地相亲相爱，每一个体都不欺人且不被人欺，欺实马也就无处藏身了。这才是治标之本。

兼爱的理论基础是人人生而平等（人格上的），因此，墨子强烈反对统治阶级的铺张浪费（比如厚葬）以及对音乐等精神享受的追求。虽然这跟他平民出身深知物质生产的不易有关，但主要还是为了反对儒家的礼乐文化。

墨子长年的草根生活使他对乱世成因的判断和孔子大相径庭。

孔子认为之所以会天下大乱是因为君不君臣不臣，喜好犯上作乱的野心家太多。

墨子的认识正好相反，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以强凌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民众利益肆无忌惮地剥削与瓜分。孔子为之摇旗呐喊的礼乐制度不过是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尊卑贵贱，而其主张的有差别的爱即仁爱不过是让利益集团抱得更紧，最终导致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天下也越来越乱。

墨子希望建立一个机会均等，按劳分配的社会，而且知行相当合一，不管别人兼不兼爱，先从自身做起。

墨家弟子一个个团结互助，以苦为乐，还经常搞些小孔成像之类的科学实验，确实令人敬佩。但问题是，你自己“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可以，但以此要求所有人就不现实了，毕竟大家都不是活雷锋，更何况墨家还反对精神享受。你把《超级女声》禁了去看看90后的脸色，网易因故延期开服哪个《魔兽世界》的玩家不问候两声丁磊家里的女性亲属？

墨子也清楚自己的想法太一厢情愿，不符合人性，于是想了两条制约的方案。

第一条叫“明鬼”，就是把殷商时期的鬼神论拿出来重新包装一番来吓唬人——你要不兼爱，鬼神就敲门。

第二条叫“尚贤尚同”，就是以绝对客观、公正的的标准选举出一个德才兼备无所不知的圣人来领导、监督大家，用开明专制的办法确保人人兼爱。

墨子的思想很进步，当我面对一个又一个潜规则时，当我遭遇生活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恶心人的悠久传统时，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形象就是这位在酱缸文化形成之初的伟大思想家，他为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是如此的浪漫与不切实际，即使连生物学的研究也表明：dna总是在不断地复制自身，要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就只能“帮”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dna。

69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无论孔子还是墨子的主张，都不适应当时“大争之世”的社会现实。

宋襄公遵循周礼打仗不仅一败涂地还被时人耻笑为蠢猪；吴越争霸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一个比一个阴险，简直就是拼智商加飚演技。那个时代的主角是商鞅和孙武，能争一分是一分，没有人试图去恢复儒家的周礼，更没有人乐意去构建墨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如同现在给你1000万，你是拿去投资房地产还是投资文化创意产业？我相信所有人都会选择前者——人生不满百，长线投资见效慢挣得再多有鸟用？

士人们绝望了，老子出现了。

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人，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和冯友兰已有客观详尽、无可辩驳的论证，在此不再赘述。

孔子和墨子虽有观点上的分歧，但都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起而提出主张、改造社会。

而老子不失望，不绝望，直接无望——不抱任何希望。

在老子的时代，人们早已麻木，似乎任何努力都已变成徒劳，春秋时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打到最后只剩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而且一切皆有可能，宋国作为殷商的余脉在周初分封时位列诸国之首；郑国在春秋伊始雄踞天下，搞的儒家很不爽，非得用所谓的“春秋笔法”喊“郑庄公”为“郑伯”，意淫也要给人降两个爵位（公侯伯子男）。

然则这一切，而今安在哉？前者在战国沦为二流国家，最后被齐国所灭；后者更惨，战国一开始就被三晋之中实力最弱的韩国吞并。

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必定催生极端的思想，杨朱的“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开始大行其道——为什么不？性命都朝夕不保，还奢谈什么春秋大义？

杨朱开了先河，达人有待老子。

老子认为儒家和墨家那帮人都是穷折腾，越折腾越乱。在他看来，成天摆出一副拯救地球姿态的人，比如现在的世界警察山姆大叔，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的；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在漫长的氏族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

由此可见，就复古而言，原始派代表老子远比氏族派代表孔子彻底。

原始社会大家自由自在，虽然没有电影没有网游，没有人信春哥信曾哥，但烦心事也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幸福指数未必比现代人低。

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呢？儒家推崇的那帮圣人尧舜禹出现的时候。

这帮人用自己的言行教会了大家区分感情的亲疏，懂得了权谋之术，更可怕的是，他们开始尝试治理天下，悲剧由此拉开序幕。

在老子看来，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天下不是你们那一小撮人能够治理得了的，即使你英明神武，你能保证几十年后你的后代执政能力不发生退化？因此，统治阶级不要自作聪明瞎折腾，最好的统治是民众压根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人。如果您实在忍不住非得去“治”，那也请您治大国如烹小鲜慢火给熬着，火到自然猪头烂，千万别用锅铲乱翻一气，把菜搅成了渣滓，把民怨搞得沸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阶级爱折腾，老百姓便纷纷效尤。老子研究了一通历史，发现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整部华夏史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到春秋战国，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闹够了没？

闹够了就听我讲吧，两个字，无为。

先谈“无”。

“无”与“有”对应，老子推崇“无”是一种极其深刻老道的见解。

任何“有”尽管范围如何广大，总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因为有会转变成无，任何事物都在从一个极端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只有“无”，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空洞的逻辑，实际上却胜过任何“有”。

为什么你会畏惧你的领导？因为他虚无缥缈看不出道行深浅；为什么你受制于领导？因为他一眼就看穿了你几斤几两。有无之间，强弱立见。

无为这项浩大的工程可以拆分为四步——寡欲、愚民、反智、不德（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寡欲不仅是让你不要去追求名利，而且直指问题核心，让你不要去追求所谓的成就感（比如有的人现实生活中清心寡欲，却在网络游戏中追求成功）。

这他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别着急，老子给你安排好了，你不就是要寻找一个存在的意义吗？我们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一开始可能很难，不过没关系慢慢培养，历史上那么多真真假假的隐士，成功的先例有很多。

寡欲要从统治者做起，上行下效，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民风纯朴。

这倒没什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基本实现了上述情形。问题在于老子的寡欲寡得比较彻底，连求知欲也给你格式化了，整个社会都反智，这不是读书无用论吗？

是的，老子就是希望大家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最好像动物一样吃了睡睡了吃，整个社会就是一部绿坝版《动物世界》（剪掉很黄很暴力的镜头），老子当解说员。

老子用比赵忠祥还深沉，比任志宏还磁性的声音解说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淳朴敦厚；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要想愚民，必先愚君，愚到最后，人如赤子，民如野鹿，没心没肺，幸福美满。”

这真是和谐到四下里一片寂寥。

如果反科学反文化还可以理解，那“不德”又作何解释？

不德不是不要德，而是不要儒家那套虚伪的德。

庄子就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是盗贼都有的东西——行窃时第一个冲进去这是勇敢，撤退时最后一个出去这是义气。再比如原中石化老总陈同海和高官共用一个情妇，这都“共妻”了，多讲义气啊！

在老庄看来，万物和人自有其天性，秉承各自的天性去生活就是最高境界，儒家人为地、强制地作出各种规定反倒乱了真性情，搞出一帮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正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需要德才是最好的德）。很好理解，越缺啥越提倡啥，正因为社会矛盾加剧了所以提倡和谐；正因为个个都缺德所以编个八荣八耻。反之，上德不德，根本不就用提，天衣无缝地融入到所有人的一言一行当中，人人都是雷锋，雷锋也就失去其本身的意义。老子认为，原始社会就是上德的时代。

在上德时代，人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独其亲不独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要是导演来拍这个时代，一定是一个长长的升镜头，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给配着，暖色调给打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片祥和悠远。

可惜上德没了，仁啊义啊礼啊的开始出现了。

这些都是下德，因为德已经或多或少地失去了，所以要靠这些思想、手段把它找回来。

在老子那，德—仁—义—礼是四个由高到低，等而下之的概念，德最好，仁次之，义再次，礼最坏。

没德了才靠仁，后来仁也没了就讲义。

义在古代通“宜”，即当然、应该的意思。

儒墨都谈义，儒家的义指符合仁爱的行为，墨家的义指符合兼爱的行为。

仁好歹是思想层面，思想靠不住了你做做样子行动一下也行啊。最糟糕的是连义都没了，那就只有靠外在的规范制约了，也就是礼。

我再补充一点，礼都没了就靠法，法是一切的底线，是一个国家不崩溃的最后保障。历史之所以选择了法家（韩非、李斯）来结束乱世，也是逆向遵循了老子的世风日下论。

70世界观很重要

老子版德的本质就是无为，非要用公式定义一下就是：“德”是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

这就引出另一个宏大的概念——道。

因为“道”，老子比孔墨更有资格被称作哲学家。

孔子和墨子的关注点在改造社会研究人，是优秀的政治学家、伦理学家。但他们的通病在于，都没有构建一套庞大而缜密的世界观。

《辐射》《指环王》《镖客三部曲》《异域镇魂曲》，这些艺术精品哪个不是因为成功地营造了一套属于自身故事逻辑的世界观而成功的？

哲学亦然。

我们不是道士，没必要整那么玄幻。道就是老子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它先于天地而生，是宇宙的起源。它永不消竭，无所不在，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和法则，一切都以它为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它自然无为（道法自然就是法它自己），无为却又无不为。

道是一种存在，却非感官所能察觉，因此不能用名词来定义。

普通的名词都由感觉经验而来，而道则超乎感觉经验，所以没有任何词语可以恰当而完整地定义道。

老子之所以叫它“道”也不过是为了描述方便，差强人意地给人取了个名字，总不能满篇都是“那啥怎么怎么样”吧？

这就有个问题了，到底什么才是究极的奥义，至高的法则，世界的本源？

儒家认为是天。

虽然孔子不喜欢谈天，但由于他经常在生活中碰壁，常年失业，政治主张得不到采纳，乃至于惶惶如丧家之犬。因此，他会偶尔用天命论来安慰一下自己，糊弄糊弄底下那帮弟子，免得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孔子的看法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凡事不问能不能成，但问该不该做，如果该做，就身体力行不求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墨家则不，墨子否定天命，崇拜鬼神。做了就一定要成功，不要给我讲什么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成不了我就去请鬼神帮忙。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伟大的铁人精神——有条件得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成。

老子摇了摇头：“俩有为青年不要那么激动嘛，无为是王道，保身最重要。”

于是老子开始重新定义“天”，平心而论，从这开始，我的头就大了。

先秦的这帮思想家重实用理性，轻哲学思辨。公孙龙也只有一个，白马非马的逻辑推理游戏只有墨子偶尔陪他玩玩，因此很多名词概念混淆不清，比如“天”，不同的人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我反复对比研究，归纳出三点：

a，主宰命运的天。即夏商周以来的天命论，天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由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渐渐失去了市场，孔子虽偶有提及，但也只是对自己哲学体系的一点补充，墨子则明确地反对。

b，自然运行的天。即时间。中国古代以天指时间，以地指空间，时间就是自然的运行和变化，比如“天时不如地利”（孟子就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反言之，用“地利不如人和”来强调人的作用）。持此意见的主要是老庄和荀子。

c，义理之天。宇宙的最高原理，与人性和伦理道德相通的准则。持此意见的主要是孟子和后来的宋明理学家。

老子把儒家a版本的天降到b版本的天，就是告诉大家，道才是至高无上的原理，道是爸爸，天是儿子。

道有密不可分的三要素，真理、存在、规律。前两者好理解，至于规律，是说道蕴含着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化的过程，此过程生生不息，周行不殆（有—无，阴—阳）。

又因万物依道而生，道是物之所共由，德是物之所自得。道是蓄水池，人人拿一杯子从中接水，喝下去成为自己的本性就是德。

因此，万物也就有了道的特性，有了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对立转化过程。

这个观点是很超前的，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计算机二进制也得用“1”和“0”来表示，狄拉克发现正电子说不定就受了老子哲学的启发，宇宙中有正物质和反物质的对应，即使是同性恋也还要分个零和一。

不过很显然老子没有站在这种对立转化的中间，他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阴的那一端，无的那一端，即使是拥有专利权的道，他也是先肯定了它的无为，而后才表示了可以无不为。

老子的“贵柔”“守雌”让务实的中国人没能从他的辩证法里获得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汲取的仍然是一些生活的智慧。（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很多人认为老子的哲学就是装的哲学并非空穴来风，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不外一个装字，装蒜装孙子。

其实不用装，老子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天底下最柔弱的是水，然而水滴石穿；人活着的时候最软，死了的时候才最硬；老虎是山中之王，却灭绝得只剩下周老虎了，蟑螂不起眼，却活了上亿年，长盛不衰。由此可见，最弱小的才是最强大的，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除了装还得忍，就这点而言，一部中国史简直就是一部成人版的《火影忍者》，勾践韩信司马迁都是其中忍术高超的“上忍”。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受到侮辱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者应该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有时克制情绪比放纵情绪更难，因此老子说“大勇若怯”。

薄情的老子用冷静到冷酷的态度揭示了一幕幕生活的真相，但在我看来，他知行是不怎么合一的，功利心是很重的，装傻充愣是为了后发制人的，无为的目的是想无不为的，后人从老子的书中读出应用于各个领域的高级权谋是有道理的。

真正实践了老子理论的是庄子，感性的庄子过着真实而自由的生活，那种恬淡与幸福不足为外人道，所以他写出了先秦诸子中最优美的散文。

去吧，都去吧，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死生不动于心，安时处顺，哀乐不入，突破一切限制，与天地自然同，返璞归真，回到本我……

没有人再理会什么天下苍生，家国大义，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叶飘泊不定的孤舟在波涛中摇荡，不知何时才是终点。就算你成也好、败也罢，不过是乱世狂涛中一朵毫不起眼的浪花，最终会在波涛中慢慢消失，渐渐被世人遗忘。既如此，又何必制造出那多如繁星的立场？

白云飘兮轻若絮，生如梦兮淡如云。

乱到极点时，老庄成显学。

然而，中华民族之所以延绵至今，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消

亡，靠的不是老庄，而是挺身而出，敢为天下先的担当之人。如果都已经绝望，那我就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71孟子很愤青荀子太理智

孟子出现了。

孟子虽然上承孔子，但一点没有孔子的谦虚随和，反而跟墨子很像，都是大愤青。

而且，孟子吸收了很多墨家的思想，行侠仗义，反战爱民，虽仍把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但远比孔子民粹。

不过，学费不是白交的，亚圣不是白叫的，说到底他还是个儒家。

对比一下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墨子的“视人之身若视己身”，“以及”和“若”还是有区别的吧？

一个泛及，一个恒等，仁爱和兼爱的区别立见。

孟子比孔子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受老子启发，开始认识到构建世界观的重要性，营造了一套由内而外的哲学体系。

在此，孔子、孟子和荀子需要合讲。

孔孟荀三者的共同点在于肯定礼乐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孔子不爱谈人性，只提过一句“性相近矣，习相远也”。习就是让你合于礼，合于礼的性就是好的，至于人性究竟怎样，没讲。

没讲的后果就是仁爱理论站不住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说孝悌人人都有，无须解释，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俄狄浦斯王的杀父娶母，你给我解释一下《资治通鉴》上那么多兄弟阋墙父子反目的事实。

不用我叫板，墨子和老庄早就把儒家驳了个体无完肤，孟子要想重拾人心重整旗鼓，压倒彼时已经风靡天下的墨老，就不得不比他们更精深更缜密。

性善论新鲜出炉。

首先，孟子否定了老子的“道”至高无上论，肯定了“天”还是老大。

但“道”这个概念被保留了下来，剥去了其作为宇宙最高原理的涵义，被后世儒者广泛使用，比如“天道”“人道”。

并且，孟子的“天”已不同于孔子墨子口中的a天（天命），而是c天（义理之天），此天才是宇宙的最高原理。

由于人食五谷杂粮，吃了自然界的又还给自然界，终属大自然的一员，因此，天人相通。

这是个创造性的概念，孟子认为，人的心性与天相通，天理人性，一以贯之，又因为天是善的，所以人性中也有为善的因子。

孟子的天与性之关系同老子的道与德之关系相同。

恻隐之心是仁（同情心），羞恶之心是义（羞耻感），辞让之心是礼（谦让的品质），是非之心是智（辨别是非的能力）。有了这四个因子，若能扩而充之，则可为圣人。

那那些恶人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孟子认为是环境和条件使然，使他们不能扩充善的因子。丰年多懒惰，灾年多强暴，难道是人们天生就懒就有暴力倾向吗？不是，是环境“陷溺其心”，这就好比水原本是往低处流的，如果你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但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为了证明四大因子的存在，他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你看见一个小孩将要坠井，会本能地跑过去救他，这既不是为了讨好他人，也不是出于利益算计，而是人之为人，不为禽兽的底线。

有了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就有了基础，孟子开始感召统治者像他一样修身养性（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养成浩然之气（崇高的精神气质）不断发散、扩充，王道仁政自然而然也就推行了。

再说荀子。

荀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李泽厚对他的评价是“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易传，中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

荀子主性恶，不仅如此，他比孟子更深入地将人性一分为二，一半叫“性”，一半叫“伪”。

去掉偏旁看这俩字就一清二楚了，一个“生”一个“为”。

生就是天生的，人的自然属性；为就是后天改造的，人的社会属性。

荀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如果保留它，人就会变成动物。

又因为人论力气不如牛，论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远远低于牛马，因此变成动物将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之所以到目前为止牛马能为人所用，是因为人组成了社会，运用了强大的社会力量。

因此，人的自然属性需要外在规范的约束，荀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号召人不断向社会秩序靠拢，最终磨练为圣人。

外在规范是什么？礼法制度。

由于实在太乱，荀子不仅重礼，也开始讲法了。

礼是法的根据，法是礼的体现，礼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个人修身的标准，修的过程就叫“化性起伪”。

对比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善，社会侵染使其恶，所以主张向内正心；荀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社会改造使其善，所以主张向外学习。

世界观方面，荀子也否定了老子的“道”至高无上论，但对“天”的定义他和老子一样，同样是b天。

问题是b天就是指时间（自然界的变化），而荀子断言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并无必然联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过好自己就行了（天人之分），这，这也太唯物主义了吧？！

这还不算，过好自己只是起步，荀子理想中的达人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以至能够利用、操纵自然的人，我想来想去，也就即时战略游戏《魔兽争霸》中的暗夜精灵族符合他的要求。

其实不难理解，在荀子看来，人性和天都靠不住，只有礼法制度才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他的逻辑很明确：人类社会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必须组织到一起，与大自然相抗争，这就产生了“礼”。礼克制人的自然欲望，使群体能够存在和延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去“学”去“为”去“伪”。

相比之下，孔子尚且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可见作为目的的礼和作为基础的仁同等重要。

而在荀子，你几乎看不到人之为人有什么先天的崇高品质，唯一能使你摆脱蒙昧状态的方法就是吭哧吭哧去学礼，学成了好治国平天下。

如果说孟子首先确立了伟大的个体人格观念，那荀子便首创了人类族群的整体气概。前者主内圣，后者主外王，外王到什么程度？主宰万物，与天地并立。

72三部天书

孟子的学说由其门人整理和发挥就有了《中庸》，荀子的学说由其门人整理和发挥就有了《大学》。

《中庸》讲心性之学，《大学》讲道问之学。

《中庸》的天是b天c天，即将孟子的义理之天动态化，运转不息。而天人关系方面，《中庸》一舍孟子“人性授之于天”的被动语态，强调天与人的相互影响，人的自强不息。

同时，《中庸》一扫孟子认为天的本质是“善”的理论，认为天的本质是“诚”。

《中庸》大讲诚，认为诚是德行的基础，人生的最高境界，致诚则众德自备。

因为诚，天地造化了万物；因为诚，圣人所以能教化万民。

所谓诚，一言以蔽之：真实无妄不自欺。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天铁定是诚的，人则必须努力修养以达到诚。

达到诚的标准是：一事当前，不待思考，所行便能执两用中，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至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此即所谓中庸之道。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人生下来先是率性而为，这自然是真实无妄的。但社会很黑很残酷，充满了谎言，你也不能总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熏陶渐染下便学会了招摇撞骗。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被女人骗过一次的男人大部分的爱情观都不再童叟无欺。

于是，修道之谓教的作用显现了出来。不过，我分明看到一个一脸不屑的爱情杀正手坐在对面嘲讽我的迂腐。没关系，等你钱挣够了，女人玩够了，当初伤害过你的女人也悲哀地变成了剩女，你会想要个家的。

以教修之，就是勤于思勉，思以择善（仁义礼智勇），勉以固之。用力日久，则无待思勉而自然合于中庸之道。

思勉的过程也叫“尽性”（尽力推知人性，也就是去明“诚”）。由于人性与天相通，故能尽性之人，亦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无所不悉。

至诚之人，既无内外之分，也无人我之间，已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能够“参天地，赞化育”。

然后是《大学》。

我知道离本书一尺远处的那双眼睛看得很累，所以帮你总结一下，《大学》就是三纲领八条目，内圣外王的说明书。

三纲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止于至善不是让你当天下第一老好人，而是达到（止）穷尽事物之理后的完美境界。

人苟知止，才有目标，才能心无旁骛而定，定则能静，静则能安，安则能虑，虑则能得。

而家、国、天下也是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才有的概念，秦朝之后中国延绵至今的政治形态都是郡县制，因此八条目更重要的是前四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由此可见，《大学》也肯定“诚”，但大学的诚只是其理论的一个环节，并非根本。

首先，修身需要正心，正心就是让你用心专一，不要心不在焉。

要想正心，就得诚意（意就是意识），至于诚意的方法《大学》和《中庸》就泾渭分明了。

《中庸》是向内心去“诚”，《大学》则说“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说白了吧，向外界去学习知识。

《大学》说的冠冕堂皇：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搞清楚了事物的本质，发展的规律，获取了真知你自然就诚了。

意诚了心就正了，心正了身就修成了，后面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就要啥有啥了。

最后是《周易》。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易经》是周公他爸周文王蹲大牢的时候鼓捣出来的东西，他吸收改造了商朝时复杂的龟卜法（看看甲骨文你就明白了），创立了更简便、可操作性强的新时代的算命法，同时为自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强有力的理论铺垫。

这个东西信的人贼信，很多历史名人的名字都是遵照《周易》来取的（比如蒋介石字中正），很多高官富商也喜欢用《周易》测字算命。而在不信的人看来，这本书就是一坨屎，信它还不如信春哥。

没关系，再不信《易经》也是群经之首，既不属于任何一家，任何一家却又都能从中获取思想源泉。

比如老子就通过一边读《易经》一边做读书笔记构建了道家的世界观。

说到底还是儒家霸道，秦朝时的一帮儒生在焚书坑儒这样惨烈的政治环境下，口不能言手不能写，由于《易经》作为算命类书籍被秦始皇特批不在焚毁之列，便这个“心得”一下那个“译注”一下，从而有了《易传》，还非得附在《易经》后面，就成了《周易》。

《易经》的基础是爻，“—”是阳爻，又称“九”，主刚；“––”是阴爻，又称“六”，主柔。

三个爻上下随机排列有八种排法（????????）

这些怪叔叔的学名对应如下：

乾兑离震巽坎艮坤

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un)代表风，兑代表沼泽。

也就是八个卦，简称八卦。

从八个怪叔叔里任选两个上下组合，比如两个?就可以组成乾卦：

这种上下的随机组合一共可以演化出64种卦象，《易经》就是这64种卦象济济一堂来开会，《易传》就是会议主持者对64位与会人员的介绍和说明。

以乾卦为例，从下往上数这六根阳爻。

最下面的一楼叫初九，解释是“潜龙勿用”。这里不是让你去练降龙十八掌，而是告诉你要像龙一样潜伏着，不可有所作为。

比如你刚考上了省厅的公务员到厅里报到，对单位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一无所知，搞不好连看门的老大爷背景都不简单，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和光同尘埋头苦干，这就叫潜龙勿用。

二楼九二，见龙在田。龙已经出现在田野上，意味着你作为一个小科员端茶送水了三个月，吃苦耐劳不计较的优良品质已经逐渐被机关那帮懒骨头认可，跟大家熟络起来。

三楼九三，终日乾乾。当骡子当马熬了两年，终于升科长了，这上不着天下不挨地的位置还是很危险的，因此不能骄傲自满，仍需勤奋努力，才能化险为夷。

四楼九四，或跃在渊。三十多岁升了处长，也算意气风发。应酬多了起来，煤老板房老板的酒局得慎重地取舍，古玩字画，香车美女，有时只需一个眼色就能要啥有啥。向不惑之年奔去的你开始过早地体会到中年危机，《非诚勿扰》看得你无限唏嘘，人生观家庭观价值观，各种疑惑纷至沓来。面对问题你要谨慎处理，同时不要耽于享受，才可能抓住下一轮机遇。

五楼九五，飞龙在天。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云从龙风从虎，大人物出现了，万民们仰望吧膜拜吧，真正的九五至尊，一厅之长。

六楼上九，亢龙有悔。都一厅之长了你还想干吗？老待在六楼不挪窝，真以为自己是楼主啊？聪明的早在九五时就开始考虑后路了，盛极而衰你不懂吗？你们单位就一厅级编制，厚黑到头也就厅长，总不至于你想在省厅混个正部级当吧？知道生存却不懂得死亡，知道获得却不懂得丧失，用《周易》的话说，傻逼一个。

《周易》的64种卦象走的都是这种用自然现象诠释人事行为的路子，它的宏大愿望是融合天道（宇宙运行规律）与人道（个人行事准则）。

《周易》的天和《中庸》一样，是b天（义理）c天（时间），强调天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言行，君子所以动乎天地也，可不慎乎？），人与天地参，天人合一。

你说合一就合一了，凭什么啊？

凭你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员，构成你的基础材料和你眼前这张纸没什么区别，都是原子。

《周易》认为宇宙的起源是太极，太极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春夏秋冬），四象生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因此，世间万物都有两个方面，阴阳作为正负两极的概念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一切变化都起于正反的对立，这一点儒家和道家不谋而合。

分歧就在于道家认为阴阳起源于道（规律），儒家认为阴阳起源于太极（天地混沌未分之前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将人事行为对应自然现象了，只要谨记“乾阳为主，坤阴为辅”这一条法则。

皇帝住的地儿叫乾清宫，皇后住的地儿叫坤宁宫，男为乾阳，女为坤阴。

两个宫殿之间还有个交泰殿，这是什么东东？

原来，男女必须交合而后能生子；阴阳亦需交合而后能生万物。泰者，天地交感之义，天地不交，万物不兴。

《周易》强调乾坤交感乃有万物，万物又在阴阳二气的刚柔相磨中不断发展变化（生生之谓易）。

这种变化，永无止期。变化的规律一言以蔽之：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等等等等——阴阳两极的拉锯战，循环往复的折返跑。浩渺如宇宙，亦逃不出此定律：奇点—爆炸—膨胀—坍缩—奇点。

冯友兰的读书笔记中有这么一则有趣的比喻：一仙人装逼说，下棋无必胜之法，但有必不输之法。问必不输之法为何？曰“不下棋”。下棋为一动，动则必有吉凶。

死了的东西才可能不动，因此万物都在动。惟其如此，在宇宙万物演化的过程中，有好的亦必有不好的，有凶亦有吉，对你吉利的事可能对别人就凶险。

《周易》就是用64种卦象将宇宙间诸事诸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ps出来，以便人们取法。当然，说“诸事诸物”夸张了，你可以反驳我说“人90后非主流没事就p图，你才p了64张，算个鸟”。我想说的是，64个卦象是宇宙全体的缩影，由它们可以推导出万事万物。

《周易》把这么重要的“天机”都给泄露出来了，就是要你通过“知几察微”来趋吉避凶，获得人事的成功。

所有的变化都有它发生的道理，你能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手捧一本《周易》，仰观行云俯察流水，拿捏好刚柔的脉搏，张弛有度而非进退失据地去做，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均衡与和谐之中稳步向前。

如果说老子主阴柔主静，那由《易传》解释的《易经》则主阳刚主动。但这种阳刚必须辅之以阴柔，在刚柔相济中乐观进取。

刚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柔者，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而载物之德，便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了。

73冷血韩非

仁义礼智信是食疗，可以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却无法对天下大乱这一疑难杂症做到药到病除，真想快刀斩乱麻结束乱世还得靠法家。

为什么是法家？很简单，看各家代表的利益阶层便一目了然。

经过持续已久的权力重组，到了战国末年，操持着最大权柄的是各国的诸侯，决定中国命运的也是这帮人。

好了，儒家为贵族阶层谋，墨家为天下谋，道家为每一个个体谋。

只有法家，赤裸裸的法家，为君主一个人谋。

于是有人要问了，人儒家为整个既得利益集团谋不也挺和谐的吗？

搁现在是挺和谐，8000万党员基本能做到步调一致。问题是时也势也，春秋战国最流行的是以下克上架空君权，谁知道那个天天对你笑脸相迎阿谀奉承的家伙肚子里面流的是什么坏水。

因此，韩非才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不厌其烦地告诫君主如何保证视听不被蒙蔽，权力不被分享，威势不被削弱，王位不被篡夺。方法千变万化，核心只有一条：不要去爱臣下、姬妾和兄弟（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同属统治阶层的人尚且不爱，遑论被统治阶层。韩非将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视为危害社会的五类人，简称“五蠹”，主张将其统统消灭，只留下打仗用的战士和种地用的农民。

为什么会出现法家这样的怪胎？

我的回答是：因为只有法家可以结束这场延绵了数百年的乱世梦魇。

法家没有历史使命，只有现实使命。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而是一帮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唯一的任务就是看好公司，帮老板出谋划策。

韩非就是这样一个着眼于当下，将一切都浸入冰冷的利害算计中的人。他撕破了人世间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还事物以残酷的本来面目：人不过是一种为了生存而相互利用、争夺的动物。这一准则成为他衡量、判断人事行为的唯一标尺。

比如：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

又比如：舆人成舆（豪华轿车）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像这样冷酷无情的论断在韩文中俯拾皆是，其严谨犀利的逻辑，无懈可击的推理似乎宣告了传统的氏族观念已全面崩溃。众神已死，情感也靠不住，剩下的只是一丝不挂的利己主义。

遍览青史，你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能像韩非这样不动声色地去条分缕析人性之恶的人，他就像一个解剖恶魔尸体的变态艺术家，用手术钳将人性中血淋淋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挑出来拿到放大镜底下观摩把玩。

就“没心没肺”而言，韩非比他的老师荀子更胜一筹。在荀子，人性虽恶，但至少可以通过学礼改造成善的。而在韩非，人性之恶，亘古不移，君主只有靠严刑峻法震慑之，用丰厚奖赏利诱之，才能防止人不作恶。

韩非对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不敢兴趣，也懒得去构建宏大的世界观，在他看来，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实际应用和利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研究人情世故的复杂性、变异性，如何对待、处理具体的人事关系，是韩文中探讨最多的。

比如：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法家有三派，韩非集大成。

三派者，慎到之“势”，申不害之“术”，商鞅之“法”。

三者各有偏重，韩非兼收并蓄。

势者，权势也。这是君主之为君主的根本，失势如汉献帝则名为君主实为傀儡。因此，慎到曰：“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而能乱天下。”

术者，权术也。就是政治谋略，关于这方面韩文中有各种活生生的例子，害人的，防身的，一应俱全，恕不赘言。

法者，条令也。和我们今天说的“法律”差别很大，是指一切由政府颁布的明文规定。

仗势欺人、阴谋诡计、严刑峻法，有了这三者，再加上“二柄”（即赏与罚），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势是基础，术与法是统治的手段。术要藏之于胸以便“潜御众臣”，法则要公之于众无论贵贱贤愚都能明白通晓。

韩非重法，认为法既立，则为国人言行之最高标准，君主以下，皆须遵守，君主以外，无权更改。如此，虽后世有中庸之主，奉法而行，亦足以治。

说白了，法就是明确奖惩的律令，什么该奖，什么当罚，严格执行，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驱动其自私自利的特性来为君主服务。

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由此整个国家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君主的个人电脑。

如果说仁爱兼爱是儒家同墨家的区别，有为无为是儒家同道家的区别，德治法治就是儒家同法家的区别。

在韩非看来，孔子和墨子的争论毫无意义，仁爱兼爱都是爱，是爱就靠不住，不然怎么会“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

爱不仅不管用，还会伤害到君主和国家的利益。韩非举例说，楚国有个人，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官员是个迂腐的儒生，判此人死刑，罪名是“不孝”。又比如鲁国有个人，每次打仗都败下阵来，从来就不拼死作战。孔子问他为什么，他眼角闪烁着泪光，大义凛然道：“家里还有老父无人赡养，是以不敢死。”孔子被感动了，就推荐他做了官，理由是“仁孝”。

韩非认为这简直就是扯淡至极。

很好理解，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韩非的时代则是天崩地裂。天都崩了地

都裂了，以往的家国关系，父子亲情能剩下多少真不好说。正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新时代新课题，我们需要一种立足于当下放眼于未来的新思想，韩非应运而生。

这个口吃的韩国公子写起文章来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笔下，尧是糊涂虫，舜是伪君子，商汤和周武则是乱臣。

舜明明是臣，尧却把他当作君，不是糊涂虫是什么？

尧明明是君，舜却把他当做臣，不是伪君子是什么？

不要跟我说禅让，它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常理，只是腐儒们的意淫。

而商汤和周武更是分别灭了夏桀和殷纣，为人臣而弑其主，还“自以为义”，不是乱臣贼子是什么？

在韩非，仁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只能为害。

他又开始举例。

一次，魏惠王问一个名叫卜皮的人：“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卜皮回答说：“臣听说大王是一个慈惠的人。”魏惠王很happy，问：“慈惠到什么地步？”卜皮说：“到了快亡国的地步。”魏惠王大惊：“why？”卜皮不紧不慢道：“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再比如宋国大夫子罕曾对宋桓侯说：“治国的手段无非威胁与利诱，问题是大家都喜欢奖赏而憎恨惩罚。不如这样，讨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去做，君上以为如何？”宋桓侯觉得子罕够意思，欣然应允。结果呢？对子罕，“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害怕遭到惩罚的人都投靠了子罕，没过多久就子罕把宋桓侯给干掉了。

韩非对他的读者——各大国君们千叮万嘱，让他们不要相信任何人：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不过韩非不绝望，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的卑劣人性早已司空见惯的他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他提出的办法很简单，一个字：法。

法的实质就是赏与罚，赏就要高官厚禄，使臣民有利可图；罚就要心狠手辣，使臣民魂飞魄散。

最重要的则是“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意即立法要持久，执法要统一，法令要公开，不能政出多门，朝令夕改。

停留在纸面上的真理读起来都是那么动听，而实际操作，谈何容易？即使立法公正，但执法的主体仍然是人（还是中国人），是人就有徇私舞弊的可能，邓玉娇、七十码不都彰显了司法在遭遇权力干涉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