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情依依！

悲切切！

梦悠悠！

魂悸悸！

两人忘记太阳快要落山，也忘记了这是枸杞园，忘记了这是在千里塞外的马勺子，忘记除了他们之外的一个世界，也忘记了这个狭隘的世界上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各自的感觉和视觉神经一再校正，总觉得眼前存在的并非事实，不可能的事实。惊魂和疑神使她直瞪起那空泛、乞求、悲怆、绝望的眼睛······

她又一次地问：“他们说你死了？”她已经没有了眼泪。

“那是搞错了，误会，世界上的误会全部都是罪过。我没有死，我又找到你了。”他流泪了，“走，咱们回家。”

家？我的家？呜······她又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哭吧！只有哭才能把痛苦喷发出来，只有哭才能把十年的苦难、冤枉，以及感情上、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折磨倾注出来。

人要是没有感情，不知要少受多少折磨。

作为一个人生活的根据、形式和全部内容的家，她没有。她曾经想努力得到过，仍没有。这对一个三十多岁的该做母亲的女人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活的价值。

“走吧，咱们回去。”作家很注意措辞，他再没有提到家。

回去，用得对，她同意了，终究要回去的，回到那个苟且落脚的篱下。

她站起来。

她看到世界那充满阳光的地方。

二

在他们惊魂难以复生的时候，倩倩兔儿一样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堂屋里没找到，又跑到厨房。看见妈妈正在烧火煮饭，“你快去！有一个人来看姨妈，他们正在地里哭哩！”

“啥？”她要忙着烧饭，没听着。

“有一个人来看姨妈，他们正在地里哭哩。”

“你说什么呢？”她站起来，“男的女的？”

“男的。”

“是老乔头。”

“不是。”

“是二狗儿？”

“嗐，不是。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啊？哭什么呀？”

“不知道，你快去！”

春嫂解下围巾：“在哪儿？在枸杞园。”

她七手八脚收拾好火，大步跨出门去。迎面就撞着了党妹和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

她嘴唇磨磨，刚要问什么，只见党妹风风光光地一下扑到她怀里大喊大哭：“亲姐姐，我怎么办？”

春嫂冷不防，一吓，双手托住她：“你？你们？······”

“我还是死了好呀！”

“你，你你到底咋的啦？告诉我，等会把话说清楚，再死也不迟。你看，你看，倩倩被他们吓得哭着跑回家，这到底咋啦？”她冷静地对那大个男人一瞧，火上来了，“啊，我知道了。你大概是党妹的哥哥吧？一个吃屎的哥哥，你们把她逼出来，这几年受够了罪。”她哭了，你们真心狠哪，今天还有脸跑到新疆，推开党妹，走上来，“你给我滚！滚！”春嫂泼起来也很够意思。

党妹连忙拉住春嫂：“不，姐姐，他不是我哥哥，他是······”

“啊，对了，他一定是来介绍临工的人贩子。走，去团部。”

“不，姐姐，不是的，他是我······我是她丈夫！”他才有空插了一句话，脸冷冰冰地，很诚恳地告诉春嫂。

“啊？你是她丈夫？竟有这样不要脸的男人。”

“是的，姐姐。”

春嫂还是不大相信：“党妹，你不能再重复那样的痛苦，嫌我家不好，你就直说，即使要找个落脚的人家，也该对我说说。”

“姐姐，不是的。你别生气，我已发过誓，这一辈子不找男人了。可，他，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他的确是我丈夫。”

“你不说他死了吗？”

“是的，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十几年了，但我又常常觉得他没死，今天不知怎么果然来了。”

春嫂稍稍释疑：“这到底是喜是祸？怎么回事？哎呀！死人，我给你们弄糊涂了。”掸掸泥墩上的灰，“大家都坐下。”

三

于是，他像广播一样，绘声绘色地揭开那次死的传奇。

一九七六年，那时八个革命样板戏，七个已移植成豫剧，只有《龙江颂》还没有。一天，我们文体馆长对我说：大河，你的任务来了，县委领导指示，今年一定要完成八个样板戏的全部移植工作。还有一个《龙江颂》，明天你带上县里的介绍信，到上海京剧团去，县长的小舅子在里边拉二胡，你去找他，先把本子安排给我们改。伙计，硬任务，大功告成，方可打道回府。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你对样板戏的态度，唱革命戏，做革命人，改革命戏，也做革命人嘛！

二话没说，第二天我带着县长的亲笔信，去找他的小舅子。

乘汽车从乡里来到郑州。当天，又从郑州买火车票去上海。我想早一点改好本子回来，因为我走时她已七个月的身子。

我上了火车，到了离商丘不远的地方，天黑下来了，车外什么也看不清了。灰蒙蒙的山，树，农舍，赛跑一般，向车后嗖嗖逝去。

我没买上卧铺，坐硬座过夜是要有点熬劲。去厕所解了个小便，准备回来练十二小时的打坐腿功。

我身边坐着个很像乡下人的同龄汉子，他从郑州一上车就半闭着眼，像在窥测，又像在打盹儿，常常抽烟，甚至把那双脏布鞋脱下，脚插到对面座位上那位大嫂的裤裆里。虽说乘车乘船无禁忌，但各人还是自爱一点好。何况他那双脚，从娘肚子里生下以后是否洗过？不得不使人怀疑，因为112人的车厢似乎放不下那臭气。

我讨厌他。

我坐在他里边，靠窗。重新坐好后，我裹裹衣服，拉下帽子，遮着眼睛，毫不理他，深为这次乘车没碰上好邻居而遗憾不已。

扎嘎！扎扎！扎嘎！扎扎！

火车总是发出同一种单调的响声，如同催眠曲一样。

我刚闭上眼一会儿，还没睡着，他却渐渐地向我靠近，以我为重点把庞大的肮脏的身架儿压到我肩上，头上的汗味加口臭让你逃也逃不了。

开始时，我还不耐烦地故意用肩膀拐儿，扛一扛他那大脑袋，后来，竟在不耐烦中也瞌睡起来，气得睡着了。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睡着了，最省事，什么不知道了。

四

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火车开到什么地方。

突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不知什么东西把我一下子抱起来，向前面的小茶桌上使劲摔去，又极速向后一抛，我的头摔在座位后背上，两眼直飞金星，一想，这下头完了，开瓢了！用手摸摸，粘乎乎的血。好一会儿，才似乎听到了车厢内一阵大叫大哭，乱成一团。

车内一片漆黑。

火车停住了。

车内叫得更厉害。哭声，喊声，行李上，茶桌的茶缸不断往下掉的声音，还有人喊救命。

我那撞昏了的脑袋马上告诉我：火车出事了。

火车不知出了什么事。

我刚刚苏醒过来神情，忽地一阵庆幸，我还活着？

于是，我也想到了他，用手在一边摸摸，没人。我心里一忽闪，他是不是撞死了？天哪，我用脚撩撩旁边，也没。

这时，大多数人已清醒过来。

有许多人划起火柴，亮起打火机，找自己的行李架上或茶桌滚下来的东西。

火光中发现，车内有好几个人被撞伤了，有的用毛巾包着头，有的用领带吊着膀子，还听说有几个年纪大的旅客撞得不能动弹，还有小孩被踏伤。

乘务员来了。

车门不让开。

车窗也不让开，说是保护现场。

有人问乘务员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只说出了事故，没你们的事。

这时的服务态度差点，是没人计较的。因为她同样也是死神留下的命。

五

好容易等到天蒙蒙亮。

车下有人通知车内乘务员开门。

公安局的人来了。

车门打开后，上来几个警察，他们大声叫嚷我们下车后，按指定地点，排好队，不准动，他们很凶。

我连忙找自己的包。两个包全放在座位下面的，却只剩下一个，到处找也找不到另一个。我急得要哭，丢了的那只包里，有我的稿，还没写完。哎，偏偏就就少了那一只包。再一摸，我褂袋的钱包，工作证也没有了。

我立刻断定：那个伏在我身边装睡的肮脏的家伙是小偷，一定是他偷了我的东西，又转移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哎！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人的警惕性也没了。

我伤心得眼泪快要出来了。

走下来，对火车一看，妈呀，两列火车撞头了！从南过来的是一列火车，它劲大，伤得轻些，没大坏。只是巨大的车头，拱在铁路一边。

我们这列客车，可完了。车头坏了，倒在铁路西边好几米远的地方，冒着热气。车头后边的两节车厢，被拱成月牙形，扔在路基下。

警察和赶来的人，正从仰朝天的车窗里往外拨人！

拨出来的人，大多数已死了。浑身血肉模糊，分不清男女，还有气的，就用担架抬上路东边的汽车，或毛驴车，送到医院。

这列火车一共十六节车厢，车头车尾严重变形，中间没死什么人。

这是一次严重的车祸，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损失多少，那时不让报道，保密。

死者身上有身份证的，就给家属去通知，按规定发给抚恤金，尸体就地处理。天热。

没身份证的，就把遗物留下。

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党妹不等他说完，接过话对春嫂说：

他走了一个月，我就生了，我记得是那天担水，觉得腰疼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个丫头。我多希望他能回来呀！可是千万没想到，第二天却从上掉下个大祸！我们刚吃过早饭不久，乡民政助理领着县民政局的两个人，来到我家。

“我看到他的手上的包像大河的。我以为他回来了，正要问，忽听那个人说，你们不要难过，大河的火车出事了。死的人很多，这是他的包，工作证，还有公家补的钱。你们收下。

我一听，晕过去了。

只听婆婆哭得乱碰乱抓。

庄上来了许多人，看着他的包，包里有他还没有写完的，工作证，都说大河是好人，现在只见东西回来，不见人回来。都难过地哭了。

我眼泪哭干了，头也哭昏了，望着可怜的孩子。担心往后的日子，往后的路。

满月后不久，一天，婆婆对我说，党妹，大河也死了。我的太阳也没多高了。我想跟你说个事，不知你能不能应承？

哎！我这一生就三个儿子，我和他爹泥里一把，水里一把地把三个扯养大，而今大河不在了！丢下我们走了！大海是个智障人，家里全靠小山了，他也该成家了，可现在娶个媳妇也不容易，以前还指望大河的一点工资，可现在队上哪年进钱？他再娶不上媳妇，我们王家也就绝门户了。现在庄上叔嫂成家也不一家两家。如果你能成全他，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

我知道婆婆早有这个主意，王小山不但比我小几岁，他从小得过脑炎，耳朵闭得就像个聋子。我死也不愿意再嫁给他。我就哭着向婆婆求情。我有了女儿，即使大河不在了，我要把她领大，守着大河的阴魂过一辈子，不再嫁人！

婆婆也知道我不愿意嫁给聋子，哭着说，你这不是要我王家断了香火吗？莫说这丫头还小，跟狗儿合着条命，就是大了也不是王家人，姑娘一千天是人家人，我是想让你把这丫头趁小让人家抱走，跟小山再生个小子，这不但是你的福气，大河在天之灵也红光啊！

我没想到，婆婆这样说了，而且真的狠心这样做了。

一天，天黑了，我才从地里收工回家，扔下工具就去喂孩子奶。可是跑到房里一看，被窝儿空空的——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发疯似的跟婆婆厮打起来。

婆婆恶狠狠地说，送掉了！不知被狗吃了，还是被人家抱走了。

我不要命地到处乱奔，乱跑，村前村后，山里山外，找了几天几夜，连影子也没找着。

孩子没有了，我再也不想回到王家，我就一边讨要，一边逃命。在河南、陕西、甘肃、到过好几个地方，做零工。一九八一年，听别人说，新疆有工做，也能赚钱，我又往新疆逃。

七

听到这里，几个人全哭了。

王大河叹息地说：“哎，这事全怪我，全怪我呀！我到了上海写信回来就好了。可是，我是最怕写信的，写作的人又是笔头最懒的人。再说家里她们一个字不识，又要找人念，找人回信，麻烦。我想治好伤，集中力量把戏改好就回来，没想到竟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我那个包和工作证，一定是我的同位偷走后，他转移到前面车厢里去了。哎，人为财死，他要不偷东西，还不会死哩。”

“这个该死的家伙，他自己死了，罪有应得，可是这个误会给我的家庭所造成的悲剧，实在是令人伤心的。尤其对不起党妹，她已经经受那么多的磨难，我却又给她雪上加霜，她那本来已经被次成碎片的生活命运，又因为我而更加毁坏了。她若不是顽强的女人，早已没有信心修补这个破烂不堪的命运之网了。

“我千万没有想到她还活着。

“我在上海闷头写了三个月的戏，回到家，家里人说孩子死了，党妹下落不明。我就乡下县里地打听，广播站也做了寻人启事，可是一直杳无音信。她又不是本地人，更难打听。

“她不是河南人？”春嫂打断他的话。

“不。”

“那她到底是哪儿人？”

“四川。”

“四川？”

“四川巴东。”

“天哪，我还一直以为党妹是河南的，说话也像河南腔。”

“因为她那儿生活了好多年。”

“哎呀，你们越说我越糊涂了，你们一个河南，一个四川，又怎么弄到一块的呢？”

“哎，说起来话就多了。一九六三年我们全家由四川南充下放到乡下，我在那儿教过书，后来又通过亲戚关系，迁到河南。”

“那你们在四川早就认识了？”

“这也很富戏剧性，我根据我们这个故事，写了一篇，如果春嫂有空，看看就知道了，不过这个，比生活更形象化了一些。”

春嫂迫不及待地接过大河手里的一叠稿纸，一张一张翻起来——《一个遥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