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的一天，中心县委突然接到特委转来的省委指示，说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转移到平汉西面，开始向川北运动，可能进入川北建立根据地。四川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川北、川东两地党的地下组织从思想、宣传、物资、生活以及发展党团员等方面做好迎接红军入川的准备工作。就在红军入川前，巴中中心县委先后发展党员100余人，发展团员近200人，并在通南巴建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仅通江县城就在西门、东门、南门和北门都建立了联络站。各联络站都给红军提供了可靠的敌情、军情和民情。

1932年12月中旬的一天，吴瑞林突然接到通江钢溪河团支部派人送来的报告，说红军的头部队已到了通江以北地区，部队的军官一个姓王，一个姓张，来的人很多，红军派人在打听通南巴的情况。此时的吴瑞林十分高兴，怀着喜悦的心情去两河口迎接红军。途中，尽管吴瑞林刚到流二沟不远的地方就遭到老土匪王三春的阻击，在烟溪场见到红军后不被理解，还曾被捆绑、关押，但很快，在被朱光、张琴秋、曾中生等首长接见后就受到欢迎，于12月22日在这里迎接到红军的主力部队。红军首长听取吴瑞林的汇报后，立即绘制地图，部署进攻通南巴，由总部将吴瑞林送到十二师，师长旷继勋叫吴带路攻打通江县城，由于部队勇猛，里应外合，于12月25日红军一举攻占了通江县城。接着，于1933年2月3日在通江县城成立了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以通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这些历史，张崇鱼太熟悉了，他早已熟记在心，在他心中有一本活档案，打开档案，略叙一二，虽只鳞片爪，倒也能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老彭一板三眼地说，“在他的眼里、心里仍是满目历史硝烟。”

川北巴中，蜀里名胜，山岳峻拔，川泽逶迤，资饶物阜，地灵人杰。然则时运多舛，山河羁愁。爰及20世纪初叶，祸乱频发；列强肆虐，国之将倾……红四方面军顺天应人，自鄂豫皖西征到此，星火顿成燎原。巴中及周边县邑有识之士，以20万众揭竿以应。激昂大义，捐身家以赴行伍；锐志革命，誓万死而谋解放。转战东西两线，破“田、刘”数次围攻；鏖兵大岭南北，克蒋氏川陕会剿。旌麾所指，拔城摧坚；政教所及，民拥如潮。随之衔枚长征，背井离乡。血战广昭，强渡嘉陵，历尽艰险跨过雪山草地。扼守河东，钳制南敌，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建立。既而长征告捷，融入一、二方面军……出生入死，旨在复兴华夏；餐风宿露，梦尝萦诸故土。其将士勋绩功业已名载史册，唯官兵勇烈，恐将湮于时日。

……

往事如烟，风云变幻，岁月冲淡了多少往事，却冲不淡对当年的记忆。

听着老彭、老严、老杜的讲述，我仿佛又置身于战火纷飞的1933年……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热血在这片土地上奔流、澎湃，心里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在涌动。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14000余人在总指挥徐向前的带领下，由鄂豫皖转战巴中，当时的通（江）、南（江）、平（昌）、巴（中）有12万巴山儿女参加了红军，其中，有4万多人牺牲了，长征途中，一公里倒下4人的惨景时常浮现在张崇鱼的眼前。到新中国成立的50年代中期，还健在的地师级以上的老红军仅有2000余人，在巴中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红军有467人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其中巴中就有20多位将军。

巴中，它以博大的气势和崇高的精神征服了全国人民的心。它是旗帜，是革命的象征，是红色的标志，是光明的先导。这里一草一木，都有着神圣的色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着传奇的故事。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震撼人心，动人心魄。壮哉，英烈！伟哉，红军！红军无穷的魅力，撞击着张崇鱼的心扉。

“当年红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同是炎黄子孙，五尺男儿之躯，我们这些后来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张崇鱼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1992年，张崇鱼调任原巴中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主任，就在筹备隆重庆祝红军入川60周年纪念活动的日子里，时任巴中县委书记的李开明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红四方面军为新中国的缔造和成立立下了丰碑，我们一定不能忘本，缅怀红军恩和情，一定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搞好这项纪念活动……”

“丰碑”像闪电从张崇鱼的大脑里闪过。李书记的一句话深深地勾起了张崇鱼在中学时代就埋在心底的红军情结。

他的心被撩拨了，企盼很久的为红军做点什么的心活跃了。

“对，为何不像阴灵山那样建碑呢?”于是，心头一阵激烈地蹦跳，终于萌生了为红四方面军建立纪念碑的想法。

经慎重考虑，他决定再建座红军碑林，告慰死去的红四方面军先烈，也让子孙后代永远将红军的丰功伟绩铭记心中。张崇鱼的脸上荡出了舒心的微笑。

于是，张崇鱼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同事。一位好朋友语重心长地劝道：“老张啊，你这把年龄了，瞎折腾个啥子哦。过去你虽建起了一座书法碑林，但你毕竟还是‘芝麻’大个官，而今你既无权、又没钱，要建立一座碑林谈何容易，就好好过几年清静日子吧！”

张崇鱼不甘心，便去找领导，领导见他又不“安分”，泼冷水道：“老张啊，要退休的人啦，你有啥能耐去建座碑林?你果真再建座将帅碑林，我手掌心给你煎鱼吃。”

可张崇鱼就是不信那个邪。

人到晚年，本该歇息，可张崇鱼越到晚年，似乎该干的事也越多。

1992年深秋，巴中市卫生局7楼3号的一间卧室里，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张崇鱼好几天失眠了。他久久地仰卧在床上，两眼直盯盯地望着天花板。有时他兴奋、焦躁，不停地踱步。夜深人静时，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倚窗沉思。激动的大脑回忆起当年在平梁建阴灵山书法碑林那一幕幕艰辛。

时间回溯到1983年，张崇鱼调任平梁区委书记时，位于枣林乡的川北胜景阴灵山，自“文革”中将13座庙宇焚毁后，是一片空白。有人提出要在山上复建庙宇塑菩萨。张崇鱼想，这个阵地，应该用民族文化去占领，于是，他考虑建座书法碑林。

那年月，建座碑林谈何容易。消息一传出，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指责，有人不理解，一些风言风语潮水般涌来，有的说：“张书记是吃饱了，正事不干，建啥子碑林，又吃不得。”有的担心张书记不务正业，早晚要倒霉。有的甚至造谣：“区委书记劳民伤财在阴灵山修庙子，想保佑他官越当越大。”

那是1985年10月的一天，当时县委的一名领导听到群众反映后，将他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顿，厉声问他：“你当区委书记才几天，帽子戴热火没有，不想戴就摘下。”并责令他立即终止建碑行动。

到了1988年12月，一天，达川地委整党工作组到巴中听到平梁区委书记“正事不干”，建什么书法碑林的消息后，工作组组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不务正业，马上写一份深刻的检讨。”

……

沉重的压力几乎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的张崇鱼心里没有一丝暖意，有的只是凄凉和悲哀。

痛苦、悲凉等多种感情涌上心头，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

想到这些，张崇鱼的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

历史总是带着缺憾，现实又总是不尽善尽美。一天夜里，时钟已敲12下，张崇鱼躺在床上还在辗转反侧，西路红军一幕幕悲壮的故事又像放电影一样从他的脑海里闪现。张崇鱼默默地想：不会有西路红军那么悲壮吧。红军将士为革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自己为何不能去尽自己的一份力呢？他很激动，激动中将老伴惊醒。惊醒的老伴愠怒道：“又在发什么梦冲。”

他未理她，仍想着自己的事。越想越睡不着。这么多老红军，散布全国各地，如何才能收集到名单?如何联系?怎么才见得到?这只有跑遍全国。跑遍全国，又哪里去找旅差费，更不说征地、刻碑、立碑了，如何去筹措这么多钱?

钱、钱、钱……张崇鱼满脑子想到的都是钱，于是翻身起床，打开抽屉拿出存折，这是他夫妻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家当——800元钱。

这不是有点钱了吗？不就可以解决暂时的路费、邮费了吗？二万五千里长征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别想这么多，张崇鱼把心一横，先将信寄出去，先走出去，找到一些老红军的地址，拿到他们的手迹再说。

想到这里，他心里似乎已经有一些谱了，蒙头睡到了天亮。

世上有数不清的路，人生中也各有各的路。美丽的浪花是在海浪与礁石的猛烈撞击下开放，璀璨的火星是在铁锤与铁砧的急剧敲打中迸发。

“修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这路好远好难啊。”张崇鱼明知如此，仍很自信：“有心者事竟成”。

“拓土开疆，闻号角而思英烈；勒碑铭碣，照芳迹以励后人。”张崇鱼说干就干，一把火烧起来了，而且越烧越旺。

经反复琢磨，苦苦思索，在张崇鱼心里，描绘出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发展蓝图。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就像黑夜酝酿黎明那样在困境中开始发芽了。

从此，张崇鱼对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着了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红军都是他最关心的事。上班想的是将帅碑林，下班干的是将帅碑林，梦中梦的是将帅碑林，张崇鱼和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就好像战国时代的庄周和蝴蝶一样，庄周梦中醒来，看见眼前栖伏着一只美丽的蝴蝶，顿时困惑了，不知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

可以这样说，张崇鱼与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是再也无法割舍，无法分开的，就像一条鱼无法忍受与鳞片剥离的疼痛一样。张崇鱼白天照常上班，节假日和晚上便组织有共同理想的同志策划建碑之事。他查阅了大量有关红四方面军的史料，并多次邀请有关专家绘出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图纸。精打细算利用自己的800元钱，向方方面面发出征集资料、墨宝的信函4000余件，开始了自己独特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