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起，途经8个省，行程万余里，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静宁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

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起，行程8000里，先头部队于1936年10月7日到达甘肃会宁。

长征中，红军经历了几百次战斗，击退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斩关夺隘，涉江渡河，翻越了难以攀登的雪山，征服了荒无人烟的草地，最后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英雄好汉，是不可战胜的。长征是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的。

红军会师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在永坪会师。

1935年10月，红一、三军团和十五军在甘泉地区会师。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会师时的人数红一方面军17万人。

红二方面军22万人。

红四方面军32万人。

红七十四师2000人。

陕甘苏区红二十四军、红三十军共5000人。

红军总部4000人。

总计82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数据统计

红四方面军有省军职红军总计约2700人。其中，1927年1937年牺牲的红军师团职干部1024人，少将、副兵团以上约450人，大区正副职近100人，地方省部级400余人，川陕苏区将军级80余人。

韦尔斯与长征中的年轻将领

1937年4月，斯诺的前夫人、美国作家韦尔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她广泛、深入地采访了许多经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汇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继斯诺之后，写成了《续西行漫记》一书。此书流行许多国家，堪称《西行漫记》的姊妹篇。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写到：

“使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使这支军队有独立性的两点——年轻和牺牲精神。……中国革命就是活跃的青年步兵，穿着草鞋越过了一省又一省，不断地作着战。什么都没有，除了手中夺来的一支步枪，肩上的一袋没收来的米，脑中的一个新意见，心上一首新歌，晒黑了的光鲜的脸上，一脸真挚的微笑。红军正因为是年轻的军队，所以才能满溢着力量、理想、牺牲的勇气与热忱——而且永远自认为快乐。”

这就是中国的红军，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二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三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完成了长征。韦尔斯认为，这样的军队的前途你无须担忧。“红军是不能征服的。”

这里，特地把韦尔斯笔下长征中的年轻将领们当时的职务与年龄作个简单介绍。其中，参加长征的：

9位元帅的平均年龄为36岁；

8位大将的平均年龄为31岁；

49位上将的平均年龄为26岁；

157位中将的平均年龄为24岁。

例如：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36岁；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35岁；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33岁；

叶剑英，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37岁；

任弼时，红二军团政委，30岁；

王稼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32岁；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27岁；

左权，红一军团参谋长，29岁；

肖克，红六军团军团长，26岁；

王震，红六军团政委，26岁；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29岁；

吴焕先，红二十四军政委，27岁；

李先念，红三十军政委，25岁；

廖承志，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26岁；

许世友，红四方面军副军长，28岁；

洪学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21岁；

宋任穷，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4梯队政委，25岁；

罗瑞卿，红五军团政治部保卫局局长，28岁；

伍修权，红一军团第3师政委，26岁；

肖华，红一军团第15师政委，18岁；

李天佑，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20岁；

廖汉生，红二军团第6师政委，23岁；

陈再道，红四方面军第11师师长，25岁；

杨勇，红三军第4师第10团政委，21岁；

陈锡联，红四方面军第10师师长，20岁；

杨成武，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政委，20岁；

张爱萍，红三军团第4师第11团政委，24岁；

杨德志，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24岁。

巴中王坪总医院烈士墓

1933年7月至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通江县王坪成立“川陕省工农总医院”。当时，有420名工作人员，15个病号连，分布在83平方公里的三条壕冢里。先后入院伤病员26000人。

周光坦时任总医院院长，张琴秋时任政治部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医院平时有伤病员3000人，最多时达5000人以上，有7600名伤病员在王坪牺牲。这里，有红军烈士墓13处，安葬有姓名的红军烈士2240人，有68座单体墓，有旷继勋、吴展等39位红军将领墓碑。此为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战争数据

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人数2100万人。其中，牺牲者近1000万人。南京大屠杀就牺牲3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多亿美元。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1953年日本侨民有4万人回国，中国在日本的烈士有3000具回国安葬。解放战争时期，军队伤亡104万人，阵亡26万人。

1936年10月25日，红五军、九军、三十军西渡黄河，后组成红西路军。渡河人数21800人，过河后，每天打仗、行军，伤亡人数达2800人，掉队约600人，扩军不到50人，全军将士仅剩下18425人，能拿枪打仗的仅占30％至40％，其中伤病员1500人，娃娃兵1500人，致残的400人。经过半年战斗，到1937年5月7日，共消灭“四马”军队25万人。后来，西路军兵败祁连，全军覆没。有7000人喋血沙场，为国捐躯；6000名病残、失散红军被“马家军”杀害；3000多名经颠沛流离后回到家乡。4500人被营救回延安；1000余人流落西北；800余人到达星星峡。

西路红军在2000里河西走廊，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损失惨重。仅牺牲的红军军师团干部就达125人，其中，军级干部11人，师级干部33人，团级干部81人。

说，西路军是英勇的、顽强的。

徐向前说，西路军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军1955年1965年授军衔情况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大会。同日，国务院也举行了授予将军军衔和勋章的典礼。随后，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了授衔仪式。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

当时，在提名帅将的初步方案中，主席被提名授予大元帅军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为大将，并为他们授勋。但在讨论元帅军衔时，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高风亮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也坚持不要军衔和勋章。

人民解放军首次评衔工作，共评元帅10名，他们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10名，他们是：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上将52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1955年1965年的10年中，全军统一进行过5次军衔晋升，被授予将军以上军衔的，除1955年被授予的外，1955年1960年被授上将5名，中将2名，少将6名；首次授衔的将官，10年间没有晋升。1960年1964年间由大校晋升少将的有554名。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累计1614人。除去退出现役和去世者外，现役少将以上高级将领为1478人，其中元帅9人，大将9人，上将48人，中将167人，少将1245人。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已刻碑入林红军将士人数统计表

刻立单碑总人数2888人

国家级领导人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含副兵团)军职18232886460562

省部级师职司局地厅级其中健在老红军80岁以上老红军夫妇红军女红军281576872682496116168

跋：不忘丰碑永存

长篇纪实文学《丰碑》即将付梓，正赶上全国上下隆重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此文如能为纪念活动增添点什么，则幸矣。

红军长征，历之不易。红四方面军从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到1937年会集延安的10年征程，给国人、给社会、给世界、给历史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火种点在鄂豫皖，火苗千里进川陕，烈火蔓延川陕甘。英雄的将士靠一颗红心，靠舍生忘死，靠大刀长矛，靠小米步枪，歼敌数10万，发展红军过10万，这在古今中外举世无双。

红军史料，集之不易。红四方面军从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到建立发展壮大川陕革命根据地，战线长，地域广，人口多，途经7省20多个县（市），仅川陕根据地就辖23个县（市）、500多万人口、42平方公里土地。张崇鱼及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办公室的同仁们要在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宽的地域，大量而准确地收集红四方面军的史料，真是大海捞针。红军碑林，建之不易。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办公室在“三无”（无专门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专门资金）的情况下，由退休老干部张崇鱼率领志同道合的同仁们，历尽千辛万苦，奔走千山万水，拜访千家万户，征得千言万语，树碑千块万名，建起享誉全国的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实属将天方夜谭变成了美丽的现实。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除成功是汗水请来的客人外，必须还要有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采访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深深震撼我心。为此，我熬更守夜，写出所见所闻所感，目的是缅怀革命前辈，教育子孙后代，弘扬红军精神。其意义正如江同志题词所示：“长征?丰碑永存”；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题词所示：“革命业绩照史册，红军丰碑励后人”。立下千秋丰碑，继承光荣传统。

在《丰碑》即将问世之际，我怀着无比感激之情，特地向重视、关心、支持此书编辑出版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各位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王定国老红军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向守志老将军为本书作序；感谢省作协王敦贤副主席；感谢巴中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李树海部长在百忙之中对书稿披阅、斧正；感谢将帅碑林办公室张崇鱼主任及同仁为本书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支持；感谢好朋友刘大喜老师、陈立北老弟为本书出版发行所作出的一切。同时，感谢那些曾经和正在关心、爱护、帮助我成长的所有前辈和朋友。

苗勇于巴中陋室

2004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