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中队长称自己有些困，早早地躺下了，妻子瞅了几眼电视，说没有什么好节目，理所当然也躺下了，中队长心里放心了许多，努力闭着眼睛，装出睡去的样子。不料妻子躺下后，并没有学着他的样子睡去，搂着他的手不太安分地游动，要重复昨晚的游戏。他没有办法，这是丈夫份内的事情，于是他就做了，只是比昨晚省略了许多程序。之后，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九点多了，想，不能再让她兴奋了。

“把灯关了，好吧？我真的很困了。”他说。

“哎，我听说今年中秋节，中心广场要放礼花……”

“我不听，我要睡觉。”不等妻子说下去，他就打断了她的话。

她拽了拽他的胳膊，说：“你这个人，怎么说睡就睡？你要睡，我偏不让你睡，起来起来，你回来后还没有猪八戒背媳妇呢。”

这是他们从恋爱时就开始做的一个游戏，中队长自称是猪八戒，经常把她背在背上颠来颠去的，让她快乐。这时候，她突然想起这个游戏，而且使出了小孩子脾气，那样子如果中队长不背她一次，就不真心爱她了。中队长叹息一声，又照做了。

再看墙上的挂钟，十点了呀，中队长觉得今晚怕是不能悄悄地溜掉了，心里开始琢磨如何处置眼前的“突发事件”。恰在此时，妻子长长地喘息一声，说：“累死我了，我要睡了，你搂着我。”

中队长心里喜出望外，急忙搂过她，熄灭了灯。黑暗里，他一动不动固定了一个姿势，怕惊动了妻子的睡。妻子该玩的游戏都玩了，也真是疯累了，只片刻就发出均匀的呼吸。中队长轻轻地起床，黑暗中摸着笔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走了，很抱歉瞒着你，醒来不要哭。

匆匆忙忙地赶到火车站，在检票口前，中队长站住了，从一个小提包里取车票，车票三天前就藏进包里的。他把车票拿出来，习惯地扫了眼，发现车票后面有一行手写字，吃了一惊，忙仔细看：祝你一路顺风，多保重身体！

这是妻子的字迹呀！

中队长慌慌张张翻腾包内，觉得里面还应该再有点儿什么，果然在藏车票的小拉锁兜内，又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

征妇语征夫

有身当报国

君为塞下土

妾为山头石

妻子不会作诗，她是抄录古代的一首《征夫词》。中队长抹了一把泪水，把票交给了检票员。通过检票口的时候，他回头眺望自己楼房的方向，他知道此时妻子正坐在灯光下，伤心地哭泣。

我被中队长的讲述感动了，对他说：“有照片吗？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中队长缓慢地站起来，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一笑，说：“看看可以，别看到你眼里抠不出来。”

回到中队长的宿舍我就看了，那真是一个很耐看的女子，很容易看到眼里抠不出来。

我想，这个夜晚，她和朋友一起去中心广场看礼花了，还是独自在家里想念篝火旁的这个“猪八戒”呢？

眼前的篝火旁，她思念的这个人，正咧着大嘴被兵们推到中央唱歌，兵们手拉手围起一个圆圈，围着他转着跳着，给他伴舞。

把目光从地上熊熊的篝火和跳跃的兵们这边推远，推到百米外的半空，可以看到黑黢黢的一条监墙，监墙上的一个个岗楼旁亮着一盏盏电灯，在篝火的映衬下显得苍白了些，每一个岗楼旁都立着一个哨兵，枪刺发出一闪一闪的光。把目光再推远些，就可以看到一轮圆月悬挂在天空，周围分布着淡淡的云，像撕扯零碎的棉絮。

篝火、士兵、监墙、哨兵、圆月，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画面，构成大漠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队长开始和今年复员的老兵在篝火旁合影留念了，这是每年今夜篝火晚会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晚会的最后一笔。之后，篝火渐渐熄灭了，光和影暗淡下去，寂寞和黑暗就更加厚重起来。刚才篝火燃烧的地方，也随即被淡淡的月色覆盖了。

兵们忙着打扫场地，一个老兵在篝火燃尽的木炭堆里拨拉着寻找什么，终于找到几块木炭，小心地包裹起来。这木炭，是大漠胡杨燃烧成的，大漠胡杨被誉为戈壁勇士，它在沙漠里生长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腐。

我觉得好奇，实在弄不明白这老兵捡几根木炭的用途，就上前问了。老兵犹豫片刻，终于说：“我在这儿当了五年兵，不能再当了，今年要复员，明年的中秋节，我们中队还会在这里点燃篝火，那时候、那时候，我在家乡点燃木炭……”

不需老兵说下去，我已经明白了，这老兵是要在明年的中秋节用这木炭的光，照亮自己在大漠的那些日子，怀念中秋夜晚篝火边的快乐。

我替老兵把后面的这些话说出来，老兵点点头，又摇摇头。

“不全对？还有什么意思？”我略有疑惑。

“清明节的时候，我不能赶来给王盛进扫墓了，就当作香火点燃，遥遥祭奠他。”老兵说着，把目光投向那个新兵的坟墓，眷恋地说，“我们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老乡，我到了最高服役年限，只能把他留在这里……”

我明白中队长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秋节前赶回来了。

应该再去看看叫王盛进的新兵吧？我踩着淡淡的月色，朝那些寂寞的红柳走去。

地窝铺

火车从兰州站开出，一条毛毛虫似地，蠕动着爬过1760里的茫茫戈壁，“呼哧”地一声喘，停靠在戈壁深处的一个小站台边。

有一个或者两个旅客走下火车，多数日子，站台上不见一个上下车的旅客，只看到一波一波的风沙自远处吹来，盘旋于空空的站台上，但是火车照旧要在站台边停靠一分钟。站台四周荒无人烟，一波又一波漫过来的风沙，几乎要把小小站台吞没。站台上立着的水泥站牌，上面的字被风沙蚀剥得模模糊糊，斧凿在水泥碑上的横竖撇捺，也七零八落了。旅客们把头伸出窗口，好奇地审视站牌，刚刚辨认出“地窝铺”字样，火车便抖了一下，又向前爬去，于是旅客就望着车窗外一片片退去的戈壁滩，琢磨这名字的来历。

很少有人琢磨出个一二。

今天下车的旅客只我一个，而站台上接站的人却有八个，都是接我的，肩上扛着闪亮的警衔，从上校到少校一字排开，朝我伸出双手，那阵势摆在戈壁深处的小站台上，很是壮观了，给这荒凉的小站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火车窗口探出的一双双眼睛里就充满了好奇，“地窝铺”里窝着这么多武警，想必小站台的附近，有一处要地了。

的确是一处要地，提起来许多人都知道，就是诞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核心部件的“原子城”。

我是来采访警卫原子城武警支队的。

接站的上校支队长身躯高大，一把抓住我的手用力握，我的手蜷曲在他粗大的手掌里，痛苦地忍耐着，终于硬挺到他释放开，却又被另一只粗手抓过去……到后来，我的手没了血色，惨白惨白的。

“欢迎呀欢迎！”支队长说话的声音沙哑，笑的时候，厚厚的嘴唇不很舒展，僵硬地蠕动几下，说，“辛苦了辛苦！”

我的目光就最先落到他的厚嘴唇上。嘴唇干裂了，暴卷起一层肉皮，有待脱落，裂痕里的血丝还很新鲜。我的心动了动，敏锐地感觉他的嘴唇上有新闻，于是刚上了吉普车，我就把话题切入到他的嘴唇上。从兰州到地窝铺之前，我已经听说他是从兰州调来的，家属还在兰州，大概刚来不久，还不适应戈壁的气候。

一问，他来的时间不算短，一年多，来后不久嘴唇就开始这个样子，嗓子也像被一团棉花塞住，总想咳嗽，却咳不出什么东西，日子久了，咳出的是血丝。

“吃了一百多副中药，没用，不吃了。”支队长说。

他的话很少，一问一答。最初问到嘴唇的时候，他的脸红了红，仿佛捅破了他的羞处，竟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干裂的唇。那么大块头的汉子腼腆起来，可爱的样子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家属来几次了？”我问。

支队长朝我腼腆地一笑，刚要回答，坐在同一车上的政治处主任接过了我的问话，说：“我们大嫂来了一次，发誓再不来了，嘿嘿，不来吧，她还惦念着支队长的身体，每晚上总要打个电话，我们晚上经常去听，十点钟，很准时的，你今晚有兴趣，也去听听。”

“要去听的，一定有内部新闻可以采访。”我说，“那么，为什么来了一次就再不来了？”

又是主任回答了。支队长到地窝铺几个月之后，赶上“五一”，因为各单位要放七天的长假，家属就提出“来看看，散散心”。支队长起初劝阻了一阵子，说这个地方不是散心的地方，后来家属仍坚持要来，他似乎没有了劝阻的理由，也就答应了。家属在“五一”前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因为她在兰州照顾着双方的父母，四位老人都七十多岁，外加自己十三岁的儿子，老的少的要安排妥贴的。

一切就绪，电话打了过来。似乎不用支队长操心，支队的几个首长已经为支队长作了准备，家属房里的物品摆放得很整齐，该需要什么，他们这些年龄相仿的男人都很明白。他们的家属大多不在此地，听说支队长的家属要来，那心情跟自己家属要来是一样的激动，因为支队长家属除去晚上的大多数时间归支队长支配，她的其它时间，应该属于大家的。

接站的时候，副支队长和后勤处长跟着去了，都一脸的兴奋和期盼，站在站台上翘首等待远处的火车。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开过来，三个人追着一节节车厢来回跑，却不见一人下车，从窗口探出头的旅客，还以为火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紧张地把自己的钱袋子摁了摁。

等了一下午，没有影子，三个人沉默地回去了。回去后，副支队长和后勤处长站在支队长办公室，看着支队长给家里打电话，支队长挺不好意思的，仿佛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在两个人的注视下，很小心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那边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三个人相互看看，脸色都很惶恐，不说一句话，出了屋子又奔向吉普车。

天色已暗，戈壁滩的黄昏铺天盖地，没有一点儿缝隙。起风了，风沙扑打着吉普车的帆布，发山沉闷的声音。快到站台的时候，三个人的脑袋挤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朝站台张望，发现一个女人的身影站在吉普车的灯光里，不等司机停稳车，就都跳下去。

灯影里的女人正是支队长的家属，她坐的是一趟慢车，原想到了车站，打听着路就能找到支队部，但下了车四周扫一眼，就呆傻在那里，这时候眼泪已经流到腮边。

回去的路上，戈壁滩上刮起了沙尘暴，遇到这种天气，万不能开快车，速度快，车身就会飘忽不稳，这个时候，司机应该刹住车，等待强劲的风势过去，再慢慢地移动。但是今天司机和首长们一样焦急，车开得飞快，疏忽了基本的常识，于是一股强劲的风吹来，吉普车就像浪尖上的一叶小舟，飘忽着倾覆了。

车内一团惊叫，三个人都忙着去护住唯一的女人，嘴里喊叫同一句话：“趴着别动！”

风势减弱，几个人站起来把支队长家属扶起，然后又去拽起吉普车，这时候支队长家属突然哭起来，对支队长说：“这地方，是人待的吗？你别干了，转业吧。”

“她就来了这么一次，走的时候说再也不来了。”主任叹息着说。

“不是不来，是照看家里四个老人，脱不开身。”支队长纠正了主任的话，口气好像是替自己的家属开脱责任。

从小站向北走了大约十里路，戈壁滩上赫然耸立起一座工厂，我知道支队部到了。这段路上，我觉得采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再仔细聊聊，找点儿别的细节，写一篇两千字的人物通讯足够了，因此到了支队部的大半个下午，我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吃罢晚饭，我和支队长出来散步，想在散步的时间里和他详细聊聊，不料他总是把话题岔开，好像不太愿意说自己的事情，我只能和他东一句西一句漫无边际地聊了。

厂区有一条主路，路两边开张的店铺和一些露天小摊位，生意冷淡，从摊主的脸色上，大致看出他们的生活状况。

走着，一个熟人拦下支队长聊天，我站在一边似乎手脚都没有搁置的地方，就走到一个小百货摊位前，问了一双袜子的价钱。女孩子似乎并不急于卖货，把我交给她的钱捏在手里，上下打量着我，对我从哪里来产生了兴趣。

“你的口音……是新调来的？还是来办事？”她看着我的眼睛问。

“你猜呢？”我被她美丽的眼睛吸引了，不慌不忙地说。

“新来的。”她自信地一笑。

也怪，戈壁滩上整天的风沙，这里女孩子却长得好看，皮肤也不坏，实在让人想不明白。

我在她的注视下点点头。对我来说，新来的和来办事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对这女孩子就大不一样了，她看我的目光立即柔和起来。

“我一看就知道。”她很得意地冲我挤了挤眼，又说，“我还知道你没有结婚，是吧？”

我愣了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我早就结婚了，但是如果我承认结了婚，会扫了她的兴，她显然是在试探我。我想这不是什么原则性错误，不妨再让她得意一次，于是就故作惊讶地说：“哎，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次她反而没有那么得意，咬了咬嘴唇，把我交给她的钱递给我，很亲切地说：“大哥，送你两双袜子，穿完了，再来拿，不值几个钱的。”

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女孩子为什么平白无故地送我两双袜子，正犹豫着，支队长已经站在我身后，抬手替我交了十块钱，对女孩子说：“不怕赔本呀？你有多少袜子送？他是从北京来的，我们总部的首长，待两天就走。”

女孩子的脸红了红，支队长不去理会她了，拉着我就走，听到女孩在后面说：“找你两块钱……”

“不找了。”支队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