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保部办公室的火炉子烧得很旺，高飞和陈茂鹏身上的寒意很快就被驱赶走了。警卫员把甘南山的交代材料送来，陈茂鹏看完之后，微笑对高飞说：“甘南山说，他在‘汉训班’见过你。”

高飞稍微缓了一口气，“我哥哥，不，是高振麒带我去那里的。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是和杨红叶同志在一起，听她讲了许多的革命道理，也看了很多进步的书，大是大非我还是明白的。后来我去西安玩儿，高振麒要我加入国民党，我没有同意。”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有三十七天。”没有丝毫犹豫，高飞马上回答道，“我去了西安本想参加‘汉训班’，后来退出了，因为发现他们开始暗害抗日人士。这个情况在我入党的时候，对杨红叶同志说过。”

“嗯？”陈茂鹏对这个准确的天数顿生疑虑，“你记得这么清楚？”

“是。”高飞的脑子更加清楚了，“因为去了那里之后我就想走，我哥哥高振麒不给我钱。我就写信给父母，要他们给我寄钱。那段时间我是数着日子过的。”

陈茂鹏释然地点点头，“你跟着高振麒在‘汉训班’的时候见过甘南山吗？”

高飞摇头，果断否认，“没见过，我也不认识他。”

陈茂鹏自言自语的又像是对高飞说：“是啊，你和高振麒长得挺像的，可能甘南山认错人了吧。但我们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还是需要他再来近距离甄别你一下。”

高飞坦然同意，嘴里却微微有些发涩，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但不管怎样，他只能沉着面对。警卫员传唤了甘南山，甘南山进来，在油灯光亮的映照下，他上下左右地仔仔细细打量了高飞很久，仍然坚持认定高飞就是“汉训班”第二期的学员。

不辩解，高飞冷冷直视着甘南山。

等甘南山出去后，高飞对陈茂鹏说：“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调查。但我要申明的是，高振麒是国民党军统的人，和我没有丝毫关系，我们兄弟俩走的是不同的路。”

“嗯。”陈茂鹏坐下，审视高飞，“晓光就是你回北平的时候在西安收养的吗？”

说到收养晓光，高飞的心抽搐了一下。关于晓光的身世，在高飞来延安的时候就写了一个详细的书面报告给组织，也逐一得到证实。那报告中所写的内容他还清楚地记得：

高振麒在“汉训班”结束后被安排在陕西情报站。我收到父母寄来的路费准备脱身，当得知高振麒他们要去抓捕西安的一个地下党员时，我当即改变主意，佯装好奇，缠着高振麒一起去执行抓捕任务。

静夜时分，当确认了具体的位置之后，抓捕行动开始。一行人集中在一幢位于市区南边的一栋普通的两层楼前面。底层临街的铺面已经关门，军统特务踹开门板冲了进去，一层的铺面没看到人，正准备沿着楼梯上二楼时，突然楼上传来几声枪响，一名男子从楼上走下来，同时向着楼下开枪，楼下马上还击。几个回合之后，那名男子身中数弹倒在了楼梯口。高振麒的手下迅速上楼，那名男子的妻子此时正在楼上将最后一页文件放进房间中间的一个瓦盆里，随着火苗的熄灭，盆子里面已满是黑糊糊的灰烬。听到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那名男子的妻子站了起来，掏出手枪冲到房间门口，对着楼梯便开枪，前面的两个特务应声倒下，一个特务站在二楼近楼梯的一个拐角处，开了两枪，将其打死。没抓到活口，特务非常的沮丧，在铺子里翻箱倒柜地搜查。高振麒命令我上楼去搜，我这才蹑手蹑脚地上了楼，除了那个瓦盆还在徐徐地冒着青烟，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我正要转身准备下楼，猛然间觉得房间的那张衣柜轻轻地动了一下，走近一看，透过衣柜开启的小小缝隙，看到里面有一双非常清澈的眼睛，惊恐地张望着我，我想这可能是这对夫妇的孩子。我凝视着那孩子，虽然仅仅只有几秒钟，但感觉却是非常的漫长。最后，我决定把这孩子带走，不能留给高振麒他们。我压低声音对着孩子说，“别怕，等叔叔回来救你。”下楼后，我就告诉高振麒，楼上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高振麒于是收队回站。在走到一条街的拐角时，我转身离开向另一个街巷跑去，不顾一切地迅速赶回到那个孩子所在的房间，拦腰抱起那孩子疾奔下楼。

抱着那孩子出了院子，我一路狂奔着跑进一个逼仄的胡同。等到气息稍微平复下来，才有时间考虑：高振麒知道我的行为后会怎么处理我？这孩子该怎么办？思来想去，就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马上带着这孩子回北平，把他保护起来，再向共产党方面打听和汇报。

共产党方面？那时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也不能确定杨红叶就是共产党员。管他什么党，他毕竟是孩子，是一个幼小的生命，不能残害他。打定主意，我要那孩子在原地待着，自己出去打望一下，回来抱上孩子叫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买了票，又抱着孩子找到车站旁一个小店住下。当晚，我和那孩子和衣而睡，其实紧张得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我们也不敢在嘈杂混乱的候车室多待，只在附近的角落里躲着，警惕看着周围的每个人，担心高振麒他们追来，把小孩儿抓走。直到进站上车，找了座位坐下。火车开动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在车上，我问孩子什么，孩子都不回答，总是警觉戒备地看着我。

辗转回到北平，我没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杨红叶家。

见到杨红叶，孩子好像终于松弛下来，和我也亲近了许多。我问孩子叫什么，问了几次，孩子才说自己叫晓光，已经两岁多了。我把孩子父母牺牲的事告诉杨红叶，她通过联络人打听到了孩子的父母姓名，回家慎重转告我要我抚养好孩子。不久，我递交入党申请，由杨红叶做入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过了不久，我带着晓光和杨红叶母女一路跋涉到达了延安。

这是高飞给共产党组织的书面报告，当然是假的，因为高振麒并不存在，真正的实情却在鲜为人知的迷雾之后：

“汉训班”毕业后，高飞在西安站工作，站长选中高飞打入延安，给他指示要他回北平，利用他和杨红叶的关系接近杨家，伺机加入共产党，并争取进入延安潜伏。这个指示刚刚下达，就接到情报要去执行任务，抓捕共产党在西安的一对地下党夫妇。

赶到那对夫妇家之后，那对夫妇明知已脱身无望，遂做牺牲前最后的抗争。当他发现晓光的时候，其中一个特务准备枪杀晓光，好在他脑子反应灵敏，及时制止住了同伙的举动。联想到自己要回北平随杨红叶母女进入延安，晓光是地下党遗孤，自己把他带在身边，也许能获得他们更大的信任。那时他就知道要进入延安非常困难，要启用很多手段才能安然隐身潜伏。他让同伙回去报告了自己的安排，站长马上让人给他买票，这样高飞带着晓光赶回北平。

从“抢救”下晓光伊始，晓光就用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眸看着他，他问什么晓光都不回答，跟木头人似的。后来他才知道，枪战把晓光吓坏了，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面对血腥使他产生了抵抗性失忆，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一切都在高飞的设计之中进行，带着晓光回到北平，深得杨红叶母女的赞赏，随之加入共产党后携晓光跟随杨红叶母女到达延安。和对高飞一样，晓光对杨红叶和杨妈妈的问话也都不回答，就是死死拽着高飞的手不放，在他心底觉得高飞就是自己安全的依靠。

晓光对高飞的静默、怯弱没过多久就得到了改善。

去延安的路上，不管高飞多累，他都一直背着晓光。晓光感受到了高飞温热的体温，也产生了对他的亲近感。去延安的路很艰难，随时都可能受到宪兵的盘问和阻截，他们一行人总是东躲西藏的。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晓光勾住高飞脖子的胳膊就更紧了，高飞会轻声说：“不怕，有叔叔在呢。”

跋山涉水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辖区，一行人的心情才轻松了一些。那天，晓光在高飞的背上说话了，“叔叔，我要尿尿。”

这是晓光开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高飞十分惊喜，蹲下来放下晓光，“尿吧。”

环顾四周，晓光害羞地站在那里不动。杨红叶大笑，“小孩儿还害羞，好，我们不看你，我们走了。”

杨红叶、杨妈妈还有其他同志往前走，晓光还是难为情地站在那里，高飞似乎明白他的心理，“你怕人家看见你尿尿啊？”于是，挡住晓光，“这样行了吗？尿吧！”晓光这才尿了，高飞笑，“嘿，你还真的害羞啊！”

晓光抓住他的手，“我想自己走。”

“不行！”高飞说：“你还太小，还是我背你走路。晓光，有个事儿，咱们商量一下。”晓光点头，高飞说，“我是你爸爸，不是你叔叔，知道吗？叫我爸爸！”

晓光低下头，看着地面，就是不说话，和高飞僵持在那儿。

“行，不叫！”高飞对晓光说，“来，小家伙上背，咱们继续赶路。”

晓光不叫高飞是爸爸，但他开口说话了，这减轻了高飞对他的担忧，背着他跑上前去，赶上了杨红叶他们。

到达延安，高飞完全进入了新的角色，那就是一名共产党党员，也担负起了晓光养父的责任来。尽管晓光开始说话，但说得很少，独自一人的时候晓光就似影子一样默默站着或者坐着。想了很多办法，高飞都没能改变晓光。也因为这个缘故，开始他并没把晓光送到幼儿园。

直到有次他晚上牵着晓光在延安城里散步，看见有人表演皮影戏时，高飞发现晓光的眼睛闪出熠熠的光亮。高飞把这个事情对杨红叶说了，两人去买了一些碎羊皮和牛皮，找到表演皮影戏的老乡，在老乡的指点下制作出了几套皮影，又学了几个戏。两人就支起白布在逼仄的窑洞里演练，不到一周就在农校的院子里学会了皮影戏《杨家将》。

晓光惊喜地微微张着嘴巴看着皮影戏，皮影戏打开了他的心结，高飞的担忧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