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吴人多言祥瑞者，吴主以问侍中韦昭，韦昭日：“此家人筐箧中物耳。”

这是《通鉴》对话中罕有的具有思想光芒的一句。儒家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孔夫子说过：“吾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当它与权力结合时，却不得不接受非理性的因素——汉儒以下，这些“天人感应”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便开始泛滥于儒家典籍（董仲舒就是依靠这套把戏获得了武帝的宠幸）。谁要称帝，必得玩弄一番“祥瑞”的把戏，关于名姓、出身、经历，都可以编制出一番天灵灵、地灵灵的神话来，并且还有诸多确凿的实物相印证。

我不知道是献祥瑞的百姓傻，还是接受祥瑞的皇帝更傻。谁在玩弄谁呢？或者双方都心照不宣，相互冷笑？

韦昭勇敢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结果召来杀身之祸。千载而下，我依然为他的这句话喝采！他的价值，等同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由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菲逊执笔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中说过：“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行发展，它自然会得到胜利，真理是谬误的适当而有力的对手，在它们的斗争中，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扰，解除它天赋的武器，取消自由的引证和自由的辩护；一切谬误，只要到了大家可以自由反驳的时候，就不危险了。”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法令的保护。因此，韦昭的一句真话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十二

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沉醉。又置黄门侍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谬言，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

韩非以来，中国人便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研究如何治人上。吴主智商之高，不亚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洞悉宇宙的奥秘，吴国的君王却洞悉人性的弱点。既然“酒后吐真言”，那么他想获得真言，便强迫臣下喝酒。那些被杀戮的大臣，大概都是些能作独立思考的人。因为有思想，便会说出一些“谬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保护自己，他已经没有防线了——要么变成一头的猪，要么死去，别无选择。

二十三

刘渊派大将刘景进攻西晋。刘景沉晋男女三万馀人于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虎将军。

中国史书上的数字，有的被大大地夸张了，比如参战的军队，往往号称多少万，是实际数目的若干倍。但是，另外一些数字却被大大地缩小了，比如杀人的数字。即使这样，我还是想象不出一次驱赶群众跳河、溺死三万人的情形。即便以黄河之大，三万人的尸体恐怕也得漂浮数十里吧！

刘渊是大怒了，可是刽子手仅仅由灭晋大将军降为平虏将军而已。细民无足道，自古皆然，管你三万还是三十万，在统治者眼中，蝼蚁再多也是蝼蚁。

二十四

汉主刘聪杀太弟刘乂。死讯传来，聪哭之恸，曰：“吾兄弟止馀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鲁迅说，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做戏”是对国民性最为准确的概括。刘聪是个杰出的演员，要是活在今天，必定能令那些演技五六流的、却自以为有表演天才的明星们汗颜。我有个结论：在这个国度里，要当统治者，而且坐稳宝座，首先得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皇帝们的一生，几乎都是戏剧化的一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比起历史本身来，太小儿科了。

二十五

东晋成帝时，皇舅庾亮当政，与南顿王宗争权，乃以谋反罪诛之。过了很久，皇帝才知道这件事，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

谋反罪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正如秦桧的名言，“莫须有”。这是一柄无论杀多少人也不会钝的宝剑，也是一柄必然会反手杀死主人的宝剑。成帝反问庾亮的话，庾亮是无法回答的。他设置的套子，既可套别人，也可能被皇帝用来套他本人。这就是“作茧自缚”。

本世纪以来，革命党兴，“反革命罪”亦兴，比古时之“谋反”更加可怕。江青之流，以“反革命罪”杀人无算。最后，最革命者偏偏被法庭宣判成了真正的“反革命”。这是一出没有人能笑得出声来的黑色喜剧。

二十六

魏主冉闵被燕王慕容俊所擒。俊立闵而责之日：“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俊怒，鞭之三百，后杀之。

抛开对话中的种族歧视色彩不论，冉闵是将死之人，倒也道出了几分真理来：所谓“天子”，不过是一群禽兽而已。两个争夺天下的皇帝就像两个抢布娃娃的小孩，没有“正义”可言。

二十七

赵国境内华、胡矛盾激化，权臣闵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戌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这些“细枝末节”，在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是看不到的。我们所知道的，是一部民族亲善如一家的历史。然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实行过希特勒的那一套种族清洗。我们为发生在异国土地的奥斯维辛惨剧而惊异，却从从容容地放过了祖先们的滔天罪恶。

没法忘记，我们的血液里流着他们的鲜血；

倘若忘记，我们必然重复他们所做过的一切。

二十八

秦主生夜食枣多，旦而有疾，召太医令程延，使诊之。延曰：“陛下无它疾，食枣多耳。”生怒曰：“汝非圣人，安知吾食枣！”遂斩之。

跟暴君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程延不愧为名医，一下子便找到了病根，没想到反倒遭杀身之祸。如果没有找到病根呢？那么，皇帝一定会斥责他说：“庸医，敢为天子治病！”把暴君当作有理智的人看待，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这样的行径，一直被儒生们奉为最高典范。儒家经典的作用，无非就是教书生们如何做一个忠臣孝子（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则舍孝子而做忠臣）。

对明代的方孝儒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胡风，我都有些不以为然：哀其不幸，怒其“愚争”。他们的愚忠最后不仅枉送卿卿性命和自由之身，而且还连累了数以千百计的“九族”。观看那些千篇一律的、乏味的忠臣的故事的时候，我个人的意见是：若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二十九

在谈玄方面，王衍是大师；在治国方面，王衍是白痴。桓温北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记室陈郡袁宏曰：“运有光废，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曰：“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苦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桓温是曹操一类的实干家，自然瞧不起那些只会务虚的文人。“千斤大牛”的比喻确实很切合某些鸿儒。中国的教育，在培养纸上谈兵的赵括式的人物上，一直有其独到之处。今日学界，某些权据要津的大人物，不过是“千斤大牛”罢了。后来，柳宗元写了一篇寓言《黔之驴》，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千斤大牛”与“黔之驴”乃是一对挛生兄弟。我愿做一只老虎，将他们逐出中国的土地。

三十

燕国的左光禄大夫乙逸为官谨慎，而他的儿子乙璋却奢华享乐。逸常忧其败，而璋更被擢任，历中书令、御史中丞。逸乃叹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仅能免罪。璋不治节检，专为奢纵，而更居清显，此岂唯璋之忝幸，实时世之陵夷也。”

乙逸的最后一句话颇值得再三玩味。世道从古以来就是这样，恶能游刃有余，善却寸步难行。“陵夷”二字是对乙逸这样的老实人而言的，而对乙璋之类的“太子党”而言，道路实在太平坦了，比高速公路还要平坦。所谓善恶有报，只是戏曲中书呆子们的一厢情愿罢了，世风从来都是“好人命不长，恶人活千年”。

三十一

秦主生醉中决事，乘醉多所杀戮。自以为眇目，讳言“残、缺、偏、只、少、无、不具”之类，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好生剥牛、羊、驴、马、豕、鸡、豚、鹅、鸭，纵之殿前，数十为群。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临观以为乐。

在我看过的一些美国心理片中，残忍的连环杀手多是身体有缺陷的家伙。杀戮也许是弥补缺陷的惟一方法。秦主若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介平民，他的问题自可去找心理医生解决，可惜的是，他当上了专制时代的君主。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终有决堤的一天。就像某些人，脸上有块胎记，便对脸上没有胎记的人恨之入骨，于是他的胎记越长越大了。我常常想，“直面”是惟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人们往往犹抱琵琶半遮面，或者干脆学习驼鸟，埋首入沙堆。

三十二

秦主生尝问左右曰：“自吾临天下，汝外间何所闻？”或对曰：“圣明宰世，赏罚明当，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出斩之。它日又问，或对曰：“陛下刑罚微过。”又怒日：“汝谤我也！”亦斩之。

真正的专制者，是连歌颂也不允许的。清朝的文字狱，被杀头的大半是上书歌功颂德的书呆子。鲁迅说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是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没有人明白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一个个气吞万里如虎，我却看透了他们：骨子里是小绵羊一样的乖孩子，他们在中国对美国说“不”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巨大的收益）。可惜的是，这群乖孩子没赶上那个时代，到秦主的治下去尝尝“说不”的滋味，如何？

三十三

后秦王苌与群臣饮，酒酣，言曰：“诸卿皆与朕北面朝秦，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赵迁曰：“天下不耻以陛下为天子，民等何耻为臣！”苌大笑。

耻是相对的，正如道德本身也是相对的：道德是一根警棍，被有权力的人拿来痛打没有权力的人。《镜花缘》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那个言必称道德的国度，恰恰是最缺乏道德的国度。

三十四

魏主珪徙军常山之九门。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皆思归。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将苦之何？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无民！”群臣乃不敢言。

统治者向来不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威廉·詹姆斯说：“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惟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这实际上就是魏主珪的言外之意。这是一个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又想起鲁迅的一段话来：“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老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华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鲁迅看透了皇帝其实都是吃人者的领袖，而中国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吃人者抹去他们嘴角的血迹的餐巾纸。

老百姓的生存能力与生殖能力都是极端顽强的，统治者不必担心他们死绝，因此皇帝才得意洋洋地宣布“何患无民”。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洋洋三大卷的《古拉格群岛》，其核心便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何以变得不是“人”？而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有了答案：不把人当“人”看，是统治的最高境界。也只有不把人当“人”看，统治才能持久。

三十五

秦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擒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耳！”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即使是马克·吐温这样的幽默大师也写不出这样的场面来。王始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临终之言，不仅可以压倒魏晋名士们对清谈，而且也不逊色于近世以来烈士们就义前高呼的“某某某万岁！”王始人如其名，有始有终，为理想而捐躯，理应迎入先贤祠，吃几斤冷猪肉，喝几瓶掺水的假酒。

无论是为了当皇帝还是所谓“为万民谋幸福”而被砍头，都是中了死神的阴谋。最后，剩下的便只有零零碎碎的各种“说法”。这些“说法”能否成为死者们的安慰呢？王始心满意足地死去了，以皇帝的身份死去。王始的子孙们呢？

三十六

桓玄篡夺东晋政权后，以前代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

统治者大多好名，好名者必如桓玄这般费尽心思制造“隐士”。从这里可以发现，真的隐士原本就不存在，隐只是一种姿态，一条终肖捷径。《北山移文》写隐士的心态，传神绘影。以前人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出世和入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实两种选择都是一样的：都是花瓶的命运。

惟一能与这则故事平分秋色的时事是：据报载，武汉某医院开办修补处女膜的业务，应诊者如云，大多是准备从良的妓女。我觉得，即使她们也比“隐士”们更加高尚。

三十七

燕王熙的皇后符氏卒，熙哭之懑绝，久而复苏；丧之如父母，服斩衰，食粥，命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使人案检哭者，无泪则罪之，群臣皆含辛以为泪。

无独有偶，《史记》载，汉武帝时，卫后找到失散在民间的兄弟卫青，两人在宫中见面。卫后大哭，而宫女太监皆“助哭”。太史公用“助哭”二字，堪称神来之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臣迫于无奈，口含辛辣之物让自己泪如泉涌，倒也是另一种忠心。近读《古拉格群岛》，写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个个痛哭流涕，索尔仁尼琴在人群中，也不得不装出悲哀的样子，尽管他心里恨透了这位“教父”。

判断专制与民主，标准之一是：看这种制度是否企图控制人们的感情。

三十八

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

细读史书，我才发现夏国其实是最弱小的一个国家。夏主患的是中国人的常见病：语言文字征服病。鲁迅为此塑造了一个典型：阿q。阿q对王胡、假洋鬼子、赵太爷的态度，跟夏主对魏、宋、凉、朔的态度一模一样。汉语真有反败为胜的魅力吗？至少我就不相信。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患上了这种顽疾，台北市的马路皆以大陆各省省名冠之，如“四川路”、“浙江路”等等。既可怀旧，亦可壮胆。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因为名字一改，就“光复”了大陆锦绣的江山。

靠文字为生的人都是弱者——包括我自己在内。

三十九

竟陵王刘诞平反被镇压之后，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馀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馀口。长水校尉宗越临决，皆先刳肠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斩之，越对之，欣欣然若有所得。上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

鲁迅说，中国从来就是安放一桌吃人筵席的地方。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愤愤不平：礼义之邦，个个是慈眉善目的菩萨，连蚂蚁也不会踩死一只，何来吃人？说这些话的，都是些跟摩天大楼一样高耸入云的大学者，如钱穆、如季羡林。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读过《通鉴》。他们能否解释：既然传统文化如此美好，为何孕育出无数个像宗越这样的杀人狂来？

苛政岂止猛于虎！虎吞噬其他的生命，不过是因为肚子饿，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倘若吃饱了，像在动物园的笼子中那么舒服，它绝对不会主动去伤害别的动物。而像宗越这样的“人”，不仅杀人，而且“虐杀”；不仅“虐杀”，而且还“欣欣然若有所得”。文革中，无数的宗越复活了。

四十

跟三十七则中燕王强迫群臣哭符后一样，宋世祖葬殷贵妃，数与群臣至其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德愿应声恸哭，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上又令医术人羊志哭贵妃，志亦呜咽极悲。他日有问志者：观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

重赏之下，不仅有勇夫，还有“哭夫”。羊志相当聪明，“你哭你的，我哭我的”。你玩弄我，我岂不玩弄你，彼此彼此！一首时下的流行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足以概括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