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四十一

御史中丞卢杞，貌丑，色如蓝，有口辩。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连战功显赫的郭子仪辈也如此害怕一个小人——由此可见，中国向来就是一个由小人把持的国度。宦海风波恶，能生存下来的，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惴测人心的人。再造唐室的郭子仪，一副如履薄冰的可怜状，令人怜，亦令人哀！

中国政治是不约束小人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用小人来约束好人，最后将好人统统变为小人。

《格列佛游记》中有“小人国”之谓。

一百四十二

唐德宗被藩镇所逼，逃到奉天城。围城之危，不得不发罪己诏。此乃千古奇文：“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喑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暴令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

《通鉴》中说：“赦下，四万人心大悦。”对此，我很是感到怀疑——一纸空文，真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大悦”吗？倘如是，中国的百姓确实比绵羊还要温顺、比肥猪还要蠢昧。在晚唐诸帝中，唐德宗不算一个太坏的皇帝，可他的“自画像”勾画出一副多么丑恶的面目！这不是史家强加给他的评价，而是他自己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刻，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收买人心的低姿态。果然，一旦时局好转，他照样我行我素。独裁者有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至少还有这样的智慧，但鲜有能彻底改正错误的——独裁者哪里离得开独裁制度呢？

不要听信独裁者们声泪俱下的“自我批评”，这是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起码的智慧。

一百四十三

节度使李怀光叛。初，其子璀密言于德宗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统治者希望他的臣民个个都像李璀一样忠心耿耿。李璀究竟是忠于皇帝还是忠于父亲，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认为两者都无可厚非。然而，他居然亲手杀死自己的弟弟，我不禁想追问：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两个弟弟的生死？你凭什么要剥夺他人的生命？李璀的回答一定是大义凛然的：为了“义”，为了“国”，为了皇上！

理念杀人、信仰杀人，比起刀剑来要容易得多，也要从容和快乐得多。而且，凶手往往会沉醉在某种崇高感之中。

一百四十四

关中仓禀竭，禁军或自脱巾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黑瘦，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德宗的可怜状如在目前。“神武圣文皇帝”原来也是这么一个软蛋。皇帝最怕什么？最怕吃不饱饭的军队。我不会同情德宗，也不会同情禁军，我同情那些在饥馑中死去的平民，特别是那些突然吃饱后涨死的百姓。二战结束时，许多从集中营里被拯救出来的战俘也是这样死去的，真是乐极生悲。五分之一的人数，我不知道史家有没有夸张。

一百四十五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伏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的评论是：“德宗奉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千载之遇也。因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我一边读这段话，一边心里发笑。司马光迂腐到了极点。德宗哪里是“不寤”呢？对于帝国的毛病，他心里是雪亮的。但独裁者怎么可能推翻独裁体制呢？

独裁者一般不会从制度上改进政治运作的方式，他只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姿态”来——例如德宗对光奇一家的“关怀”——表明他有一颗爱民的“仁慈之心”。德宗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如果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进行政治上的“大手术”，其可行性则难于上青天；而像德宗这样做点“好人好事”，则易如反掌。仅恢复一家人原有的徭役水准，就可收买千万人之心。听到这件事，百姓们都会想：也许皇上会知道我们的处境吧，也许我们也会有光奇那样的好运……有了希望，大家也就不会有造反的念头了。德宗的智商远远高于司马光，德宗能在乱世中保全皇位，岂是等闲之辈！

一百四十六

德宗与李泌论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好邪，朕殊不觉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上曰：“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

李泌所描述的卢杞之言行，乃是对古今奸臣的写照。从卢杞到康生，皆是大奸也。李宗吾厚黑学认为最高境界乃是“无形”，而卢杞之流更高——其奸对下“有形”，对上“无形”。下层害怕，上层信任，故能无所不为。

一百四十七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孟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真话只能由优孟来说出的时代，必然是暗无天日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低标准”和“自然灾害”时期，却连一个优孟也不复存在。彭大将军只是想为百姓“鼓与吹”，却被罢了官而后被残忍地害死。于是，还有谁敢为百姓说一句话呢？而百姓并不能保护为他们说话的人，或许还会蘸他们的人血馒头吃。

优孟与元帅死于同样的原因。

一百四十八

宪宗二年，供奉中央赋税的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一增一减，数字触目惊心。二户资一兵，岂能不“苛政猛于虎”？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级，从古皆然，于今为烈。这种政府好似一个既想减肥又控制不住自己贪吃的嘴巴的少女。

一百四十九

元和十二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裴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胡注曰：“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久大伸，岂不快哉！”陈垣曰：“以‘解人之束缚’，写生民之乐，其言似肆，然‘犹解倒悬’，已见于《孟子》。身之当时之处境，概可见矣。”

这两段注解，使我充分体认到，正如鲁迅所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统治者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他们不去关心在吴氏父子的残暴统治下，百姓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任者裴度的一丁点仁政上，然后大肆夸张仁政如何了得。

两段注释，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大学者所写，生动形象，极写生民之乐，而对此前的苦难只字不提、一笔勾销。我记得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恐怖使百姓服从、使文人粉饰。孟氏又说：“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这样的政体上，就连胡三省与陈垣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心智也是残缺的。他们惟一的渴望是：奴隶主仁慈一点，让奴隶坐稳奴隶的地位。“岂不快哉”，多么传神写照的四个字呀！

一百五十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咸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

司马光是个典型的“酱缸文人”。他居然正义凛然地责骂淮西民众“犷戾”、“过于夷貊”。老百姓有什么错呢？他们难道有权利填写选票选择统治者吗？对他们来说，藩镇与皇帝一模一样，同样凶残、同样歹毒、同样冷酷。而司马光却认为“正统”高于一切，在藩镇的统治下就是低一级的“伪人民”。这是一种奴性十足的价值观，如同一个庄园的奴隶心满意足地跟另一个庄园的奴隶炫耀说：“我的主子比你的主子对下人好！”

由这样的史家所创造的“史官文化”，水分究竟有多大呢？穆勒说过：“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首先，司马光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其次，因为他掌握了言说和书写的权力，他又是千千万万个精神侏儒的克隆者。

一百五十一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买卖官位，受害的最后还是人民。买官者贪心不足蛇吞象，上任伊始，拼命敛财，俗语形象地称之为“鸡脚杆上也要刮下一层油来”。时下报章披露的若干起买官卖官的案件，手段之恶劣、敛财之迅猛、数额之巨大，怕又要让古人咋舌了。

一百五十二

文宗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司马光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处也，所以人君只要做到分辨忠奸就行了。这样，他把制度问题置换成为道德问题。只要提高人君的辨别选择能力、提高臣下的道德素质，似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导致结党营私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即使是组织极端严密的纳粹德国，其内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大小派系互相牵制、争斗、合作，共同组成专制国度的宏伟大厦。这与道德之高下风马牛不相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由其本性决定是多疑的，把人们之间的分裂视为维持统治的最好保证，它通常尽各努力将人们保持在分裂孤立的状态。”所以，文宗的内心其实是认同朋党的，朋党之争愈激烈，各方愈是要向皇上献媚，由皇上来充当最后的仲裁者。这样，皇权不就越来越巩固了吗？

消灭朋党，道德教化是一剂毫无用处的药。民主体制的建立，是朋党自然消亡的前提。专制主义体制下，朋党如四大家族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互相之间是血肉的联系，一旦站错了队，一辈子的前程便泡了汤，还可能丢掉身家性命。

一百五十三

文宗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橦，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访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害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已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增。

史官渲染这一动人的情节，是想说明：皇上不是青面獠牙的吃人怪兽，而是个“心太软”的好人——他也像常人一样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位“心太软”的皇上，却向宫人、倡优发泄自己满腔的愤怒。皇上一愤怒，十多人就人头落地了。皇上永远是对的，永远能找到替罪羊。即使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是“受蒙骗”而已，皇上自己是没有错的。

皇上心软或心硬，与极权体制无涉——体制永远是一块僵硬冰冷的大理石。

一百五十四

唐文宗太和七年，杜牧注《孙子》，为之序，以为：“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中国的教育，传授的大半是“大而无当”的知识。《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众多“百无一用”的书生，“百无一用”却瞧不起井市间“术业有专攻”的专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家产式官僚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阶层的竞争把其他所有的追求都扼杀了……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杜牧“不务正业”地注释《孙子》，所得何者？于事无补。中国的大部分文人就在注释几部破经典中度过了一生。

一百五十五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待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它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皇帝拥有天下，是天的儿子，百姓心中的神。但在宦官的眼里，皇帝却是愚昧的木偶。《中庸》里记载孔子的名言：“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存四海之内，宇宙飨之，子孙保之。”孔子从理论上确立了“家天下”的合理性，而“家长”有半数以上是昏蛋。于是，聪明的太监“总管”便掌了权。许多朝代，皇帝本人也是可怜的被愚弄者，他们的愚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爱默生曾感叹中国的政治制度说：“一系列严肃的没完没了的穿襻儿鞋的皇帝，他们生是一样的生，死是一样的死。他们统治着无数的动物，在一个欧洲人眼里，这些动物并不比同样多的绵羊的脸更好区别。”

中国的朝政可以简化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太监愚弄皇帝，一种是皇帝豢养太监放出去咬人。总之，主角就是皇帝和太监。我欣赏穆勒的名言：“一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文明的精华，体现在太监们身上而不是儒生们身上。

一百五十六

宣宗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复人，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宣宗有“小太宗”之誉，似乎是个聪明人。但宣宗朝恰恰是晚唐由硬撑转向崩溃的关键时期。宣宗是个失职的医生，没有发现他的帝国已经患上了癌症。他的勤勉和他的博学都改变不了帝国的命运。这位能干的皇帝对于将崩塌的大厦而言，仅仅是一颗无用的铁钉。改一个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无知的史家津津乐道而外，我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宣宗又不是批改学生作业的汉语教授。

皇帝超凡的记忆力，倒是收买人心的好工具。在一个“奴在心者”的国度里，奴隶的姓名要是能被奴隶主记住，奴隶就会感恩戴德、热泪盈眶：“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呀！我多么有面子啊！我再不努力为主子工作，还算是人吗？”我读某些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发现有相似的情节：某领袖在会议或其他场合上，一下子认出这位知识分子来，走上前来招呼、慰问、握手。于是，这个知识分子顿时受宠若惊，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报领袖的“知遇之恩”。后来，他还不停地如祥林嫂般将此“恩遇”向无数人讲述，并终身难忘（甚至写进回忆录之中）。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如同在黑暗的路上误踩了一堆粪便。

面子、权力崇拜、皇帝的记忆力，是专制社会这尊巨鼎的三足。

一百五十七

宣宗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专制体制的中坚力量便是李行言之类的“官方屠夫”。皇帝最赏识的就是他们这类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尽杀之”三个字的背后，是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呢？而这些生命所换来的则是李行言一身的“金紫”。

不尊重个体生命，尤其是弱者、被压迫者生命的文明，绝非“灿烂”的文明。《通鉴》以肯定的笔法来写皇上对李行言的提拔。皇上有一双发现“英才”的慧眼，要不，他怎么会有“小太宗”的美称呢？当杀戮被允许、被鼓励、被合法化之后，杀戮者便心安理得地挥起屠刀，被杀戮者也认命地伸出脖子。白须飘飘、温文尔雅、焚香弹琴的新儒家大师们，也许还会为杀戮的场景吟下一两首绝对合乎格律的诗句来吧？王阳明大师当年能在升堂时发签砍人头，在退堂时翻书谈心性，这便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一个重要的体现便是是否尊重个体生命。一个草菅人命的国家，“文明”不过是一块遮羞的面纱。爱默生认为，对普通个人生命的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我曾读到一则新闻，美军为营救一名降落在伊拉克的飞行员，动用上千架次的飞机，耗资上千万美元，终于救回了这名同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死一个人吗？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寻找、去营救？这不太浪费金钱吗？抗战期间，抓壮丁上前线，没有起码的衣服、食物、住宿及医疗保证，在路途上死亡的便有数十万青壮年。相比之呢？我们该对哪种文明说“不”呢？

一百五十八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悍。八月，式至大彭馆，命围骄兵，尽杀之，银乃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数千人的屠场，会有怎样的壮观呢？汉民族向来是柔弱的民族，强盛如大唐王朝，也不是吐番、回纥的对手，一个安禄山就能令帝国倾覆。然而，柔弱的汉民族在杀戮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却丝毫不显得柔弱。《通鉴》把王式作为果敢有略的大帅来歌颂。如果说王式用刀杀人，那么《通鉴》的作者们用笔杀人；王式创造着杀人的事件，《通鉴》营建着杀人的文化。

鲁迅在《“死地”》一文中沉痛地写道：“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惟一要道，甚至于还当快乐。”直到今天，国人最爱看的还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血腥的场景。看客们从刑场上转移到电视机前面，这算不算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呢？

一百五十九

懿宗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陈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晚唐政治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权臣路岩门下的一个官吏边咸，其家财就可支付两年的军费，那么路岩本人的财产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至理也。历史在进步，腐败也在进步，今天的腐败分子们，足以傲视他们的老祖先路岩、边咸辈。某高官显贵是北京燕莎商场员工的“福星”，只要他在商场露一次面，员工们当月的奖金立即就翻番。

一百六十

西川定进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也。

李师望征还后，必定高升了。他的百万钱分一部分给朝中权贵，不难为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而朝廷派到此处来的后任，贪婪程度却青出于蓝胜于蓝。百姓和戍卒们，一辈子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小时候，我很天真，不满于县长乡长们的贪暴昏溃，便经常自我安慰：他们坐满一届交椅就会下的，换一届新人总会好一点吧？这种“盼新厌旧”的心理是小民惟一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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