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一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免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杨堪是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奴才：百姓要是有诉冤的可能和途径，又哪里会揭竿而起、驱逐刺史呢？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统治的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哪里舍得放下那只装有半碗稀饭的饭碗？不过，杨堪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专制制度的秘密在于“上下之分”，这“上下之分”一旦乱了，便将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故“此风殆不可长”，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严诛以惩来者”。

后面的事情，《通鉴》没有记载。不过，我想，“诛”是一定诛了的。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矩：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晚唐的子民，是一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子民，他们连想做稳奴隶的努力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杨堪之流，不是衣冠禽兽又是什么呢？大唐的子民，其实并没有那些崇尚“汉唐盛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所以，我厌恶“唐朝”乐队的那些歌词。

一百六十二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贬为振州司马。漳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痉，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

小时候，每当我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的时候，父母便会说：“难道天上的星星也要摘下来给你吗？”这句话比喻强迫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唐懿宗就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女儿病死，却拿医生来开刀，杀了二十多人还不够，连医生的亲族也统统抓起来。他难道不知道，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仙，医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我想，是绝对的权力让他愚昧而疯狂。黑格尔说过：“东方世界的政府可以被形容为政教合一，神就是世俗统治者，世俗统治者就是神，统治者同时是二者，国家由一个神的替身来统治。”唐懿宗既然是“神”，就会有摘天上的星星的念头。

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他想效仿屈原及一系列“忠臣直士”，结果死后还被泼上一桶污水。皇帝自有皇帝的逻辑：你没有干过坏事，你干吗自杀？你自杀，就说明你干过坏事。这使我想起文革中最流行的名词：“畏罪自杀”。自杀者的家属还得背上耻辱的罪名。卑鄙向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给予“公正评价”的机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斯大林、贝利亚一伙制造的犹太医生下毒案是这个故事的现代俄罗斯版。独裁者们玩的是同一套拳法。小心啦！

一百六十三

权臣路岩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出任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向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

人一走，茶就凉。路岩的下场，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他向昔日的部下求救，希望其发兵护卫，没有想到却立刻碰了个钉子。

百姓的瓦砾是“历史”中残存的几分真实。而薛能说认为的“古来宰相都是得民心的宰相”，其实并不正确。历史上的丞相，获万民伞者少，获瓦砾者多。

一百六十四

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朝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土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疚，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它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免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

此烈女子足以永垂不朽，在她的面前，帝王将相如蚂蚁般无足轻重。这是一个“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厉鬼”的灵魂，在血污中闪闪发光。鲁迅曾经追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鸣的真的恶声在哪里？”真的恶声就在这里，在血淋淋的屠杀的现场。人们沉默着死去，群体性的沉默是可怕的。而她，一个无名的女子，发出了最后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复仇的宣言！甘地说过：“力量并非源于生理能力，它来自于百折不回的毅力。”这名奇女子才是真正的勇者。

《通鉴》没有记下这个女子的姓氏，这并不重要。《通鉴》记下了这段报仇雪耻的快言快语——虽然不足以对抗屠杀，但总可以让屠杀者感到一点不快。我终于明白，临死前不久鲁迅为什么要写一篇名叫《女吊》的文章了。

一百六十五

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抢荆棘而死。”

这套鬼话，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并不是说百姓比官僚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庄稼早被蝗虫吃光，他们的生命也被蝗虫夺走。而在官僚们的想象里，蝗虫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因而它们也具备读书人恪守的“礼义廉耻”。蝗虫哪敢吃京城的庄稼呢？它们也要给皇上面子呀！

有两套思维和语言：一套是民间的，一套是官方的。民间的语言是写实的散文，官方的语言是超现实的诗歌，杨知至的奏章分明就是一首优秀的荒诞诗，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先锋诗人。

一百六十六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丐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不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在时下的报刊和电视新闻上，我无数次地读到相似的报道。在美国，高官们是在退休之后参与公益事业、充当慈善家的；在中国，有的高官们却先走了一步，既当官又当慈善家。

一百六十七

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万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待郎，恐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

唐僖宗多才多艺，在现代社会，定是个了不起的体育明星或电影明星。然而，在王位世袭制下，人民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来摆脱一个碰巧继承了王位的“玩家”。于是，任由僖宗像玩秋千一样玩他的帝国。

一百六十八

黄巢攻入长安，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

黄巢部将尚让的命令只是一纸空文。鲁迅一眼看透了所谓“农民起义”的实质，“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黄巢如此，朱元璋如此，后来者也如此。诚如鲁迅所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克里姆林宫有一名白发苍苍的守门人，在沙皇时代，他向沙皇鞠躬“老爷”，沙皇向他点头微笑。在布尔什维克时代，他向斯大林鞠躬叫“老爷”，斯大林却目中无人昂首阔步而去。黄巢还没进长安城便坐上了金装的轿子，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明智者一目了然：取代专制的还是专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分裂中国”——上层与下层是绝对隔膜的。当上层和下层的矛盾上升为无法解决的冲突时，下层必然铤而走险，发起骚乱和暴动。而反叛一旦成功，反叛者内部立刻划规森严的等级，并推举出新的“真龙天子”来。

千万人的鲜血，千百次的农民起义，酿不出任何观念上的革命和创新，达不成任何体制上的变革和完善。一切照旧。所以范爱农落水而死。

一百六十九

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尚让是黄巢部将中较有理性的人物之一，尚且如此大肆屠杀。草莽心目中，对知识人怀着刻骨的仇恨，而这种仇恨源于其自卑的心态。由此不难理解，文革中造反派头子为何斗知识分子斗得那样起劲。

一首诗，三千条人命，在天平上等重量吗？

一百七十

黄巢败退出长安后，再次攻入，怒民之助官兵，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按照鲁迅的说法，这是“寇盗式的破坏”。认识到失败命运的黄巢，所能做的就只剩下杀、杀、杀了。后来的张献忠之流也是如此。失败的英雄，是文明的毁灭者。就好像任性的顽童，宁可把玩具摔坏也给邻家的孩子玩。

一百七十一

高骈好神仙，于道院庭中刻木鹤，时着羽衣跨之，日夕斋蘸，炼金烧月，费以巨万计。作迎仙楼，又作延和阁，高八丈。

杀人魔王信佛道，虔诚不下于善良百姓。阿育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他给予佛的徒子徒孙们权力和金钱。

一百七十二

高骈信任方士吕用之，政事大坏。用之知上下怨愤，恐有窃发，请置巡察使。骈即以用之领之，募险狯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民间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夺人货财，掠人妇女，辄诬以叛逆，榜掠取服，杀其人而取之，所破灭者数百家，道路以目，将吏士民虽家居，皆重足屏气。

古代中国是一个图腾王国，上层和下层同样痴迷道教。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每一个中国的童话都反映了非理性巫术的大众性。怪诞的、毫无理由的神灵，飘忽游行于世，而且无所不能；只有魔法才能对付它们。”他进一步分析道，道教依附于国家政权，并分享其资源，“在中国，巫术信仰是政府在体制上权力分配基础的一部分”。就广大儒生和官僚来说，不管他们如何贬低道教，当他们面对巫术的宇宙观时，同样显得束手无策。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使儒教徒无法从内心深处根除道教徒基本的、纯巫术性质的观念。据我的观察，崇信道教越厉害的皇帝和权贵，往往越昏庸和凶残，如高骈、如嘉靖皇帝。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对道士的描述，并不算夸张。鲁迅也说，懂得了道教，便懂得了中国。

一百七十三

杨行迁所率官兵被蜀地农民军打得大败，行迁等恐无功获罪，多执村民为俘送府，日数十百人。敬瑄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皆曰：“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虏以来，竟不知何罪！”

老翁的话，仿佛回响在我的耳边。这才是真的声声血泪！问题不是出在官吏的昏庸上，问题出在文明本身：这种文明不把人当人看，这种文明缺乏对生命的最起码的尊重。

一百七十四

黄巢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硙，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

鲁迅在致许寿棠的一封信中写道：“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狂人日记》）。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吃人，中华民族当数世界第一（这又是一个世界之最！）。黄巢辈把吃人当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把食人地称作“舂磨寨”，从语言上赋予此行为以美感。他们吃的农民比官僚多，所以他们绝对不是农民阶级的救星。

直到今天，鲁迅的发现依然“知者寥寥”、“应者寂寂”。没有几个人主动去反思吃人的历史，而这历史依然不慌不忙地延续着。

一百七十五

黄巢败亡后，其家人并姬妾被送到朝廷，僖宗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此又为一奇女子也！以皇帝之矛，攻皇帝之盾，让僖宗无言以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究竟有什么责呢？天下都是被一小群当权者搞乱的。天下一乱，便要求弱女子也来承担起责任，但从没听说让她们享有过什么权利！假如一个政府不给它的人民以权利，那么人民也有理由拒绝国家强加的义务。梭罗拒绝纳税，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国恩、国恩，国家究竟给了小女子们什么样的恩惠？“国家”是一座压得人端不过气来的大山，知识分子历来“无怨无悔”地背着，从不问个“为什么”。这个天大的秘密却被一个勇敢的小女子窥破了。

一百七十六

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

以盐尸为军粮，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一百七十七

僖宗逃亡西蜀，以传国宝授王建使负之以从，登大散岭。李昌符焚阁道丈余，将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跃过。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寝，既觉，始进食，解御袍赐建曰：“以其有泪痕故也。”

独裁者的伎俩是软硬兼施。僖宗逃难过程中，一无所有，只好对王建来软的一套：赐给他带有天子泪痕的御袍。王建是流氓出身，不大理会这套，照样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大摇大摆地称帝。僖宗高估了自己的个人魅力。有天子泪痕的御衣一钱不值——至少王建是这么看的。

一百七十八

董昌称帝，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谓己曰：“圣人”。

中国人心目中有挥之不去的“圣人”情结。下者如董昌这样的流氓，上者如康有为这样的文豪。

一百七十九

朱全忠攻京师，韩全诲等逼昭宗幸凤翔。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是日冬至，上独坐思政殿，翘一足，一足蹋栏干，庭无群臣，旁无侍者。顷之，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

晚唐诸帝，或为宦官所弑，或为权臣所弑，所受***，过于庶人。读到这些地方，又让人生出几分“同情”来。无数的皇帝被杀，然后新皇帝登基，中国人却从没有想到过在体制上改进。

对无边的皇权实行限制，同时也是对皇权进行“保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将查理送上断头台，然后颁布《权利法案》，条条框框，分分明明。从此，国王的贤愚不足以动摇国本，民众也无须拿国王开刀。中国的悲剧却以相同的模式不断地演绎着。

一百八十

李茂贞挟天子，朱全忠攻之。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数，或卧未死肉已为人所割。市中卖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天子”是军阀们手上的砝码。两军真的是为天子而战吗？此时此刻，“天子”已由具体的人——昭宗，幻化成为抽象的符号——权力的源泉。昭宗本人的想法和意志是无足轻重的。

文革中的武斗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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