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设有配备最为顶尖的工作间，孩子们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学会操作。他们只生产公司所需要的零部件，然而福特的需求如此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物品。经由检查，福特公司购买所产的零部件，当然，若有产品不合格，则由校方承担损失。

学得最快最好的孩子，做精细的测微计的活儿，每一步操作，他都清楚理解其目的和相关原理。他们修理自己负责的机器；学会怎样在机器旁保护自己。他们还学习绘制模型，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在老师的指导下，为自己的成功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当他们毕业时，厂里总有待遇不薄的工作虚位以待。孩子们的社会状况和道德情操都得到并不唐突的关怀。这种督导并非权威性的，而是像朋友间的关心。我们很清楚每个孩子的家境，也注意观察其性情。我们不娇宠哪个孩子，也无意培养什么咏春伤秋之士。有一次，两个孩子剑拔弩张地要干上一架，我们倒也没对他们进行一番打架不好的训话。我们先劝告两人用更好的方式来化解他们之间的差异；但男孩么，宁愿用更原始的方式解决争端。于是我们给他们拳击手套，让他们去车间角落里分个胜负。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车间打完就打完了，不能被我们逮到出了车间还斗个不休。后来，在短暂的对抗之后，他俩还成了朋友。

我们仍将他们当做孩子看待，鼓励他们的天性。当你在课堂和车间看到他们时，很容易被他们眼中因获得知识而闪烁的光芒所吸引。他们有种“归属感”，感到自己在做的是极有意义的事。他们勤奋好学，因为所学的是每个活跃的孩子都想学习的知识，是他们不停追问，家人却答不上来的知识。

最开始学校只有6个学生，现已有200名学生。学校的体制是如此实用，因此或许还可扩招到700名学生。开始时，学校也是入不敷出；但我持有一项基本理念：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能做到自给自足。如今，学校稳步发展，已可自行支付开支。

我们做到了让这些孩子享受他们的少年时光。孩子们来这里学习怎样成为工人，但他们也并未失去孩子的本色。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每小时他们挣19至35美分，远比其他招收童工的工作挣得多。在学校上课，反而比去工作更能减轻家里负担。

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已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和初步的技术教育。而作为工人，他们技术娴熟，能挣得工资，要是他们仍想深造，这份工资便让他们有选择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他们不想再上学，至少他们学到的技术到哪儿都不愁高薪。他们并不是只能到福特厂工作，不过大多数人都选择进福特厂，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哪儿去找比在福特更好的工作——我们希望所有的工作在工人看来，都是条件很好的。但对这些孩子们我们没有作任何硬性规定。他们靠自己挣了钱，不欠任何人的。学校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它自负盈亏。

按照与此相似的模式，我们建立了福特医院。但由于战争爆发，它交由政府管理，成了第36号综合医院，安置有1500位住院病人，因此前期的工作没有取得完全确定的结果。建立医院本只是无心插柳之举。1914年，这家医院作为底特律综合医院开工，计划由公众捐助。同其他人一样，我也捐了款。接着医院便开建了。而远在第一栋建筑竣工前，这些款项就被用尽，并要求我再捐一笔。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在开工前管理者就该清楚工程需要多少钱。这样不尽人意的开头，可让人不敢想象完工后这地方会被怎样管理。我提出收购整家医院。付清之前募得的捐款之后，正准备着手运营，1918年8月1日，整个医院都被移交给政府管理。1919年10月它又重新归还给我们；然后，于同年11月10日，我们接收了第一位私人病员。

医院坐落于底特律的西格兰德大街（wesgrandboulevard），占地20英亩，因此有足够大的空间进行扩张。我们想增加设施，事实也证明应该如此。我们放弃了对医院的最初设计，致力于打造一家无论设计还是管理都与众不同的新型医院。迎合富人的医院多的是，面向穷人的医院也不少，然而没有哪家医院，能让病人只需付不多的费用，同时也不用感到自己被施舍。人们认定了，医院没法既提供服务，又靠自己维持运营——它要么靠私人赞助，要么像那种私人疗养院，以盈利为目标。而我们计划让这家医院自负盈亏——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大程度的服务，而且不带一丝慈善色彩。

在新建的大楼里没有公共病房。所有都是私人病房，并配有浴室。这些房间24间一组，大小、装配、陈设都一样。没有挑选病房一说。我们计划的就是，让医院里任何东西都没有挑选一说。病人之间都是相互平等的。

以现在许多医院的管理模式，我们很难判断医院究竟是为病人还是为医生而存在。我也不是没留意到，某些能力强的外科或内科大夫，的确花了大量时间在慈善上。然而，如果说手术费应该根据病人的贫富程度收取，这一点让我无法信服。而且我也深信，所谓的“行当规矩”是对人类的诅咒，阻碍了医学发展。例如，疾病诊断就没取得多大发展。在有些医院，每一个步骤不是为了保证病人能根据实际病情得到治疗，而是医生认为病人患了什么病，病人就得接受什么治疗。我不想开设那样的医院。由于“行当规矩”的存在，纠正误诊变得十分困难。会诊的医生，除非他做人八面玲珑，除非邀他前来会诊的主治医生也完全同意，否则不会改变诊断结论或治疗方案。而且，就算改变了，病人通常也被蒙在鼓里。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病人，尤其是住院病人，是附属于医生的财产。一个有良知的医生不会剥削病人，而没什么良知可言的就会这样做。似乎不少医生都把维持自己的诊断，看得与病人的康复同等重要。

我们建立医院，就是要废除这些陋习，将病人的福祉置于首位。因此，它便成了所谓的“封闭性”的医院。所有医生与护士都是按年聘用的，且不能在外私自行医。包括实习医生，医院共拥有21名外科及内科大夫。这些人都是经由精心挑选，工资至少可达到通常他们私人行医很成功时才可挣得的数目。

他们不能从病人身上获取任何好处，病人也不可由外面的医生治疗。当然我们认可家庭医生的地位及作用，也不想取代他们。他们治不下去时，我们接过病例，且会尽快将病人交还与他们。因为医院的体制决定了，若病人住院时间比实际所需的长，会对我们自身不利——我们可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和家庭医生共享诊疗结果，但当病人住院时，便由我们全权负责。我们“封闭”了外面行医的一些陈规陋习，然而我们欢迎任何有意合作的家庭医生。

病人的入院管理也颇有趣。病人入院后，先由高级医生检查，然后再例行转给三四名医生检查——或无论多少名，只要觉得必要。不管病人是出于什么病来医院就诊，都要进行这般例行检查。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比起治好病，确保身体完全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每位医生都负责一次全面检查，并写下其检查结果，交给主任医师，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与其他负责检查的医生商量或讨论。这样，最少三份，有时有六或七份绝对完整和独立的诊断结果，会交到总负责人手里。它们组成了关乎此病例的完整记录。之所以这样谨慎，就是为了在现今有限的医学知识内，确保诊断的正确。

如今，医院共有约600个床位。病人根据固定的收费表，支付其医疗费，这一收费表包括住院费、膳食费、药费、手术费和护理费，除此以外再无额外费用。我们不设私人护理。如果某一病人需要更多照料，而其所在病区安排的护士照料不过来，那就再多安排一名护士，但病人无需为此多付费。然而，很少有多安排护士的必要，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病情所需护理程度将病人分组的。

按不同病情所需，或许一名护士负责2个病人，也或许一名护士负责5个病人。

一名护士所负责的病人绝不能超过7个，而由于这种安排，只要病情不是太严重，一名护士负责7个病人是很有可能的。在一般的医院里，护士们不得不走很多冤枉路，她们的时间，更多是花在东奔西跑而不是照顾病人上。而我们医院的设计，就是要节省走路的时间。每一层楼都配备齐全，就像在工厂里我们努力减少不必要的走动，在医院里，我们也尽力做到这一点。病人为病房、护理及药物所付费用为每天45美元，这一价格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还会更低。

大手术收费为125美元，小手术的费用则按固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所有价格都是暂定的。同工厂一样，医院也有一套成本计算体系，它会调整收费以达到收支平衡。

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这一试验会不成功。医院的成功完全是管理和计算的事。同样的管理方法，能使一个工厂提供最大程度的服务，也可以使一家医院提供最大程度的服务，使它做到低收费，让人人都看得起病。医院和工厂在财务上的唯一差别便是，我并不指望医院盈利，它只要能负担本身的折旧费即可。到目前为止，对该医院的投资大约已有900万美元。

如果我们能远离所谓的慈善，现在投入到慈善事业的基金，便可用于促进生产进一步发展——进一步降低成本，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样，我们不仅能移去压在公众身上的税收重担，解放大众，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太多东西被用于私人利益，我们应该为集体利益做些什么。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需要更有建设性地思考；在经济方面，我们需要一种“普遍教导”。投机资本家之所以野心过大，不负责任的劳动者之所以提出不合理要求，都源于对生活中经济基础的无知。没人可以从生活中获取比生活本身所能给予的更多的东西——然而，几乎人人都幻想自己能这么做。投机者和劳动者想要更多，原料供应商和消费大众也想要更多。如果说到家庭生活，谁都知道要是入不敷出的话是没法过日子的；这点连小孩子都知道。但似乎大众从来认识不到，他们同样也应按照自己所得的——即生产出来的，来生活。

在使慈善变得不必要的同时，我们不仅须谨记目前的经济事实，还应牢记，缺少对这些事实的认识会徒生担忧。消除担忧，我们便可自强。在自强的国度，慈善没有栖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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