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是中国商业世界里的第一号“刁民”。这个从青岛冒出来的青年农民很享受这样的“头衔”，他说，“刁民，是相对奸商而言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假冒伪劣横行，商家做广告无所不用其及，产品质量和商业信用之差让人咋舌，1994年，政府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第49条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在此前的民法中，消费者买到假货最好的结果是按价退货，而如今则可以加倍赔偿。王海的出现就跟这个条款有关。

1995年的3月25日，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十二副标价为85元的假索尼耳机，然后径直向东城区工商局投诉，要求商场加倍赔偿。执法人员问他，“你知道耳机是假冒的吗？”王海答，“当然知道。”对方一听就来气了：“知道假的还买，你这不是刁民吗？”《中国消费者报》得悉了这件新鲜事，以《刁民？聪明的消费者？》为题发了一篇新闻稿，结果，一下子炸开了一个锅，支持、反对的各执一词。王海则来了劲，他连着跑了京城的10家商场，专挑假货买，然后要求双倍索赔，50天下来，他竟真的得到了近8000元的赔偿金。11月底，中国消费者协会举办“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正“跑遍京城四处索赔”的王海作为“神秘嘉宾”受到邀请。在座谈会上，政府官员、法学专家和商场老总们就“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争论得面红耳赤，在一些与会专家和官员的猜想中，这是一个“老谋深算、专靠损招儿发财的年轻人”，当长着一张娃娃圆脸、头戴棒球帽的王海突然出现，楞头楞脑地坐上主席台的时候，很多人都笑出了声音。王海念了一篇别人替他起草的《我的困惑》：“······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错了吗？”来年3月，中央电视台创办第一档即兴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名气已经很大的“刁民”。王海很想上节目，但是当时已经有商家扬言要“灭掉王海”，他担心在电视上露面不安全，二来，上了中央台之后，全中国的售货员都知道他长什么样，没人敢卖给他东西了。崔永元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化妆。王海被戴了个假发套，粘上唱戏用的胡子，再配副茶色镜，一照镜子，连他都认不出自己来了。进入演播室，见到中消协投诉部主任武高汉，王海叫了声”武老师”，武高汉扶着眼镜看了好一会儿，也没弄清他是谁。当他报上姓名，没想到武高汉的眼泪竟差点儿掉出来，他说王海得化妆才能亮相太可悲了。王海觉得化妆太假，但戴墨镜这招儿挺安全，从此，他在公开亮相的场合都戴着一付墨镜。

王海的刁民行动当然没有止步于北京城，他很快跑到南京、长沙和杭州各地“买假索赔”，邀请他的大多是当地的媒体，他们贴身跟随王海，进行热闹的追踪报道。于是，王海走到哪里，哪里的商界就陷入一片恐慌，有商家提出”防火防盗防王海”，还有的商场向营业员派发王海的照片，让她们一定要“死死记住这个相貌”，并设计好了婉言对付他的标准问答，一些商场发现王海来买假的时候，要么找借口死活不卖，要么故意把发票开得很不清晰。他到广州的消息曝光后，当地几个大商场的老总紧急开会研究对策，大家统一口径和对策，王海在那里买了几万块钱的假货，所有商家都口径一致地不赔不退，逼他去打官司。

王海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天生是一个思维很缜密的人，他的学历不高，却似乎很会规划自己的人生。1996年底，他顺势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他的打假事业从此进入了公司化运作。大海公司开始接受企业委托打假。他的第一单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公司打假。该公司是东南亚销量最大的摩托车尾箱和头盔的生产企业，但市场上每年都有30至50万个冒牌货，公司为打假已斥资300多万元。走投无路下请王海加盟打假。王海东颠西跑了10多个城市，帮”爱得乐”取缔了40多个售假窝点。王海的“商业化打假”自然又引起舆论的一场大争论，他则很坦然地说，“我们可以给人当枪使，今天你请我们打他，明天他也可以请我们打你。这样做既可以促进行业自律，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利润，最终还有益于消费者。”他的底线是两条，“只要证据确凿，只要没有违法。”1998年，大海公司在为客户调查一宗假药案时，了解到性病游医诈骗问题严重。于是王海就派业务员赴合肥、长沙、成都、太原、重庆等地调查。发现一个当年在福建莆田县秀屿镇街头卖耗子药的家族，与各地上百家牌子很响的医疗机构”合作”，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狂轰滥炸，发展成了全国性的”性病诊治”集团，每年从性病患者身上牟取数千万元的暴利。王海在媒体揭露了性病游医”占氏家族”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同时，向卫生部举报了”占氏家族”的违法行为，当年底卫生部下文对各地游医进行取缔。有人估算，此举每年使消费者避免20亿元的损失。1998年12月，为了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20年20人》专题片，王海与张瑞敏、吴敬琏、李宁、王石、陈章良一起入选，在一次节目录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送他的书上题字“市场清道夫”。

王海的打假越来越呈现出职业化的特点。他曾协助烟草专卖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查获555、红塔山等假烟案值280万元；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查处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元；协助工商局取缔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假酒近2000万元。他还与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作，代理了世界名牌扑克牌、自行车在中国的打假。甚至，连摇滚歌手崔健要搞反盗版和反假唱运动也拉上了王海。2004年，他又有了一个惊人之举，作为北京市的新居民，他宣布要竞选朝阳区人大代表，为此，他聘请两个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义务当他的竞选助理，到处散布他为选民服务的主张。竞选的结果当然是落选，他说，”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没有当上正式候选人，参选的起点跟其他候选人不平等。不过5年后我还会参选，但参选之前，我会向全国人大等立法部门提交对《选举法》修改的建议，因为现在选举法明显滞后了。”人们对这位当年的青岛青年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这之后，王海受邀参与一个题为“社区自主治理””的课题组，该项目经费来源于国家哲学基金，他曾起草《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后递交给了全国人大。他还专门到纽约去考察非盈利组织ngo的运作模式，回国后，还真的筹办了一个非赢利组织，招募志愿者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个组织建立反欺诈网站，每天发布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警示，避免消费者受骗上当，同时将在社会上收集、核实各种欺诈行为和各种垄断侵权行为的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揭露。

从青年“刁民”到有公众服务精神的“维权专家”，王海一路走来，好象一切都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