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纪大饭店看完发型表演回到宾馆，韩丁很晚没有睡着，除了老林鼾声的骚扰外，就是那张标致如画的脸，总在眼前飘，闭上眼也看得见的。这个夜晚他始终焦灼地翻动身体，在床垫弹簧隆隆作响的声音中盼着黎明。因为按照日程的安排，天一亮王主任就要接他们到罗保春家去商议参加法院调解的具体方案。罗保春家除罗保春之外，当然还住着罗保春的女儿，所以日出东方就成了韩丁的一个期待和幻想，在这个幻想中，事情正顺着一条最快的捷径浪漫地发展。

黎明前他搞不清是怎么睡着的，还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梦，似乎梦见了那个女孩，但面目已模糊不清，梦的情节在他被老林摇醒时也忘得一干二净。他睁开眼，看到天已大亮。连忙肿着眼下床洗漱，洗漱完毕跟着老林在楼下的咖啡厅吃了早饭，早饭完毕看到王主任的车准时开到了宾馆门口。韩丁拎着装满文件的一只公文箱，跟在老林身后上了车。车在早已热闹起来的街道上三拐两拐，出了市区，再沿一条康庄大道行驶五分钟，便进入了有名的黄鹤湖风景区。正值深冬时节，前几天的那场落雪早就化了，湖面虽然没有结冰，但在清冽的寒气中也被冻成一潭死水，深沉得看不见一丝微澜，只有道路两旁的树林因化雪的潮气滋润，抖搂出几分生机，隐约蒸发出一点早春的气息。据王主任说，现在并不是黄鹤湖的最佳季节，所以沿湖而行的道路上，看不到多少游人。他们的车子在依山临湖树木环抱的一个小院前停住，院内有一幢老旧的双层小楼，楼前楼后种了几棵阴森的古槐，虽然老皮生鳞，悬根出土，却依然枝桠峥嵘，华盖遮天……王主任在路上就介绍了，罗董事长的家是解放前国民党平岭市警备司令的官邸，后来是解放军攻打平岭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半个世纪弹指而过，黄鹤湖风景依旧，小楼却已然成了文物，现在归风景区管理处所有，去年被罗保春长期租下来，做了罗家的别墅。罗保春原本在城里有个住处，租下这幢老房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主要是图个清静。

韩丁从下了汽车，走进院子，走进这幢老旧别墅的那一刻起就心无旁骛，只惦记着能否见到那位梦中女孩。但出来招呼他们的，除了刚刚睡醒两眼浮肿的罗保春外，就是他家那位瘦小干枯的老年保姆。老保姆给主宾四人倒了四杯泡不开的茶水，又给罗保春端来煮好的稀饭和两碟咸菜，便退出客厅。罗保春边吃边谈，态度一如昨天酒后那样激烈，对老林试探着提出在坚持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也适当做些让步，给死者亲属一些道义上的援助，以软化对方态度的建议，竟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他把粥碗重重地放在茶几上，粗声说道：“这么多年我办这个厂，白手起家，我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夜，我才四十多岁你看我这头发，还有几根黑的！我太太病了，病得死了，我都没钱救她！钱都押在这个厂子里了！这么多年，谁给我道义上的援助了？谁！保春制药厂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现在，保春口服液的牌子打出来了，消费者认了，这时候谁要是想整垮我，没那么容易！他们是土匪！我要是冲他们软一下，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吃上我！所以我不能让步。我不让步，他们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法律会向着他们。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法律应该是大力保护的！”

他这样说，老林也无奈。韩丁昨天看过材料，对这案子的来龙去脉已大体清楚。被杀的女孩名叫祝四萍，是保春制药厂雇的临时工，在制药厂厂区扩建工地上搞统计，去年年底发现被人杀死在工地的办公室里。韩丁手中的材料只是这个案子民事赔偿纠纷的相关文件，对四萍被杀的细节并无太多说明。但从这些材料的只言片语中，仍可了解四萍死得相当悲惨。这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先被木棒重殴头部，然后身中三刀而亡。她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来自江南古城绍兴，他们把刚刚成年的女儿送出去挣钱，接回来的却是孩子的一捧寒灰。其情其景也确实令人同情。但韩丁心想，他们不是来扶贫的，他们是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死者的亲属知道，尽管四萍是死在厂区，死在办公室里，但要认定厂方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必须支付四十万元巨额赔偿，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韩丁记得前不久在北京一家迪斯科舞厅的厕所里发生了一件客人被杀的案子，死者的亲属要求舞厅赔偿，舞厅认为自己并无责任而拒绝赔偿，结果闹到法院，审判的结果是死者的亲属最终败诉。这件舞厅杀人案和四萍被杀案在性质上十分相像，所以老林也认为四萍的亲属以及那些助威同乡的诉讼要求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但上次他来平岭参加第一次法庭调解时，已经感觉到平岭市法院显然希望保春制药厂再额外补加一些抚恤，花钱买个太平，平息事态，而不希望激化矛盾，给社会安定增加隐患，所以这次调解也难保不在钱的方面向着弱者一方说话。四萍的父母现在连下岗工资都不能按时拿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也确实非常不好，法院对有困难的一方给予一些调解上的倾斜，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