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室里，罗保春仍然双目紧闭，面色灰白。他们走到他的床前，韩丁随即开口，呼唤罗保春：

“罗董事长，罗老板！”

罗保春没有睁眼，没有应答。

韩丁不敢放大声音，继续呼唤：“罗老板，我是律师韩丁！”

罗保春的眼睛慢慢开了一条缝。韩丁连忙把他写好那句话的白纸在他眼前展开，说：“罗总，您刚才跟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罗保春的眼球真的动了一下，盯住了那张纸，看了一会儿，他用眼神微微点头。韩丁和那位男医生都感觉到了——罗保春在点头。

韩丁说：“您能签字吗，我需要您在这上面签宇，您能吗？”

男医生态度还算配合，用比韩丁大一些的声音，也问了一句：“你能签字吗？”

罗保春依然用眼神点头，韩丁顺手拿过男医生腋下的一只病历夹，把纸垫在上面，放在罗保春的手边，然后把自己的笔从罗保春食指和拇指的缝中穿进去。罗保春虚虚地拿着那支笔，停了少顷，居然颤巍巍地，在那张只写了那一句话的白纸上，歪歪扭扭，颤颤抖抖，游龙走凤，像写天书似的，写下了“罗保春”三个难认的大字。

韩丁如释重负。

他和男医生走出观察室，将罗保春签过字的那一纸遗书对折叠好，仔细地放进皮包，这时他惟一担心的，倒是罗保春的安危。但情形并没有韩丁以为的那样坏，天黑之前，罗保春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并开始好转，血压、心率等各项指标渐渐向正常值靠近。韩丁一直没有离开医院，王主任也打完不知多少个电话回到了急救室外。保春制药厂的厂长——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也带了几个厂里的干部赶来了，一到医院就由王主任领着找医生问情况去了，其余人都在急救室的门外等着。韩丁和这些人都不认识，互不搭腔。他也没把罗保春留下遗言的事跟任何人讲。因为从医生的口气上听，罗保春似乎问题不大了，厂长和王主任与医生谈话回来后的表情，也似乎在告诉大家危险已经过去，一切都会好的。但按医生的意见，罗保春还需在观察室里住上一夜，待第二天才能转到病房去。王主任已经与远在南京的罗保春的女儿罗晶晶联系上了，据他说，如果罗晶晶能买到飞机票的话，今晚就会赶回来。韩丁想，如果一切正常，那份遗嘱也就无须拿出来示众了。

天黑以后，制药厂的厂长安排了两个干部留下来轮流值班，以防万一有事好随时与厂领导保持联系，其余人，连他和王主任在内，都回家吃饭休息。韩丁尽管很想留下来——因为晚上说不定会见到从南京赶回来的罗晶晶——但似乎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他用手机与老林通过电话之后，便随众人离开医院回宾馆去了。

晚上，老林那位在平岭公安局当刑警的老同学开车来到宾馆，非要拉着老林和韩丁出去吃饭不可。老林白天在法院着了点凉，身上发冷，所以他那位老同学便拉他们上附近的一家川菜馆里吃火锅，让老林发发汗。老林的同学姓姚，叫姚大维，相貌与名字很般配，生得既斯斯文文，又高高大大，虽然在平岭公安局已有二十年警龄，但仅仅在刑侦大队的一个分队里混到个二把手的职位，算是副科级干部。不过这位姚大维职位虽不大，口气却不小，让老林随便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在平岭这个地片上，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老林问他四萍被杀这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到底能破不能破。姚大维不知是喝多了夸海口还是真的有把握，笑着说：这种案子，十有八九是内部人干的，好破！老林问：是不是有线索了？姚大维说：人早就对上号了，只是还没抓到。我今天上午还到平岭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梁教授家去取证呢，梁教授是保春制药厂的特聘专家，四萍死以前就在梁家做小时工。姚大维话到此处，戛然而止，可以看出他的酒量远未见底，虽已面红耳赤，但还不至于把案情泄露太多，没等老林再问便主动转移话题，约老林办完了事一起上黄鹤湖风景区玩玩去。老林也懂规矩不再追问，和姚大维碰杯喝酒说好啊，我正有此兴。

饭没吃完，姚大维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韩丁听出来是什么案子出现了紧急情况要马上处理，心想干公安的也真是辛苦不容易。姚大维走后，残汤剩菜前只有他和老林二人，他便把罗保春签了字的遗嘱拿出来给老林过目。老林没说什么，只是对罗保春今天在法院调解时的态度发表了些不以为然的看法，或叫牢骚吧，也是无可奈何的口气。老林说：以罗保春这样的老板脾气，就是他这次出了院，将来法院判决下来万一对他不利，他还是得气死！

话音没落，老林的手机就响了，是王主任打来的。老林接了电话，用伤风上火的鼻子“唔唔，喔喔”地应和着王主任在电话里的一大通话，最后说了句：好，明天见，便挂上了电话。他低头喝了一口热汤，然后才慢慢抬头，对韩丁说了句：

“罗保春去世了。”

韩丁正嚼着一口粉丝，那缕粉丝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挂在嘴边，他愣愣地说：“啊？”

老林低头喝汤，不再说话，好像罗保春是被他刚才那句话咒死了似的，好像自己这张嘴今天晚上不大吉利似的。他不说话，韩丁也就不说话，他们默默无语地吃完了饭，回到宾馆，韩丁打开电视想看新闻，见老林连澡都不洗倒头便睡，便把电视关了，和他一样熄灯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