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民小学毕业以后被送进中学，这只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每户有钱人家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都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要他们学习法语、英语，让他们熟悉音乐，并先后让家庭女教师和家庭男教师管教他们的礼貌举止。然而，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所谓高等学府的教育，即进入大学，才完全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

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学衔。但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却是相当漫长和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为在此之前必须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国民小学和八年中学，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则完全被作业占满，而且还要接受除了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以外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没有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

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们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和合唱一首什么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简单朴素的小歌的乐曲今天还在我的耳际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就唱不利索，更没有作为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心坎。因为老实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甚至可以坦白地说，当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时，我还真有点妒忌哩。当我看到今天的儿童无拘无束和几乎是平等地与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似的始终怀着一种隔阂的感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在家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还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还未踏进那幢可憎的学校大楼以前，我们就得全身紧缩，免得撞上那无形的架轭。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这倒并不是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谓教学计划

是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也确实能够奠定一个富有成效的相当广博的学习基础。但是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死气沉沉和枯燥透顶。上课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象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

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

然而，恰恰是这种索然无味、缺乏个性、对人漠不关心、兵营似的生活，无意之中使我们不胜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而且凡是学过的东西都要考试。在八年之中没有一个教师问过我们一次，我们自己希望学些什么，更没有鼓励的意思，而这正是每个年轻人所悄悄盼望的。

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从我们学校那幢搂房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幢典型的实用建筑，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造价，马马虎虎仓促建造起来的。

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者其他使人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幢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里使用的是一些旅馆里的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无数人同样漫不经心地或者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楼房里那股子在奥地利的所有官署办公室里比比皆有的霉味，我们当时有人把它称为国库味，凡是堆满积物、供暖过分和空气从不流通的房间都有那种霉味，它先沾染一个人的衣服，然后再沾染他的心灵。学生们象被判处在橹舰上划桨的囚犯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板凳上—长板凳矮得足以使人变成佝偻—一直坐到骨头疼痛。到了冬季，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蓝幽幽的火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户都被经心地遮上了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那一角蓝色的天空而思想开小差。上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里休息十分钟就够了。

我们一星期两次被带给体操房，在那里的木板地上毫无目的地来回踏步走。

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扬起一米高。而这样一来，也就算是考虑到了卫生保健措施；国家也就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

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必再跨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而当那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辞，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那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所以，任何一句感谢之类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的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作一个希望对他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见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出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他的权威性，因为这样谈话很容易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他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只清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讲坛和那本我们始终想偷看一下的班级记事簿的形象，因为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我今天还记得那本教员们主要用来评分的小小的红笔记本，记得那支用来记分的黑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教员用红墨水批改过的练习簿，但是我怎么也记不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或者从不认真地看过他们一眼。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那个时候，纵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还会被看作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还被认为不足以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有一次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力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好象发生了一桩惊人的意外事件：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竞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维也纳全城的人都为之诧异，窃窃私语。这种不信任感—把每一个年轻人视为不完全可靠—在当时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就从未接待过一个年轻人，而且谁不幸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那么他就得到处克服那种不信任感。于是，产生了一种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风气：年轻，处处成为升迁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里，四十岁的人干事的时候，愿意让人看上去象是三十岁似的；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像四十岁似的。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一个想要进取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打扮自己。报纸上宣传介绍怎样加速长胡须的方法。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部胡须和戴上金丝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小礼服，步履从容稳重，而且可能的话，挺起一个微微凸出的圆肚子，以体现那种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虚荣心的人，都竭力装作自己已脱离那种被人视为靠不住的青年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这样。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已不愿意再背中学生的书包，而愿意用公文包，为的是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学生。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现。

唯有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的，教师的看法是万无一失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都是绝对有效和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丝毫的经验，唯有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铭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或者什么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候起就对人采用吓唬的蠢办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们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吓唬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们再闹的话，就去叫警察。

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拿着某一门副课的一个不好分数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让我们上学了，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这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一下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呢。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国家机关，到处都采用这种手段，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年轻人：

他还没有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别人说话，而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学校里的可怜虫—教员，便高高地坐在讲坛上，始终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萨。我们的全部心思也都应该局限在教学计划之内。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根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对青年一代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不仁，就是使他们激奋勇进。不过，人们不妨去翻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产生了多少自卑情绪。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

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经历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或许这不是偶然的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无法了解的；同时，我又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记这种反感是从何产生的。不过我记得，当有一次演讲旅行时，有人为我选用了大学里的大讲堂。我突然发现，我必须从讲坛上向下说话，而坐在底下长椅上的听众，好像我们以前当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地不许说一句话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个中学年代那种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权威性的夸夸其谈的说教是怎样使我受罪的。于是我感到一阵害怕，我怕从这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话，很可能就像当年我们的教员对我们说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顾虑，所以那次演讲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岁以前，我们还觉得学校生活相当不错。我们开教员的玩笑，怀着新鲜的好奇心学习每一课书，但是以后学校就使我们愈来愈感到沉闷和心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我们这些十岁进入中学的男孩在八年中学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识方面超过了中学的水平。我们凭直觉感受到，我们在中学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有些我们感兴趣的课程方面知道得比我们可怜的教员还要多。那些教员自从念完专业以后由于考虑个人利益再也没有翻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现象：我们在原先坐着埋头学习的课堂上已听不到什么新的内容或者我们觉得有知识价值的东西；而在课堂外面却是一座令人产生无穷兴趣的城市，是一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都有音乐、每日每时都会给人带来意外快乐的城市。所以我们那种被压抑的求知欲、那种在学校里无法满足的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统统如饥似渴地转向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样一种对艺术、文学、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

因为在青年人中间热情从来就是一种互相感染的现象。

它在一个班级里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一样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由于那些新参加的人都怀着天真的虚荣心，想尽快地使自己在知识方面拔尖，所以他们往往是互相促进。

至于他们那种热情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一般说来都是偶然的。如果在一个班级里出现了一个集邮者，那么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同样入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羡慕不已，那么每天就会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剧院的舞台门旁。比我们年级晚三年的另一个班级，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班级是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而我则偶然进入到一届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过，就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本身而言，它在维也纳是完全自然的。维也纳的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一切腾出特别的版面。一个人不论走到哪里，随时都会听到左右两边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城堡剧院的事；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陈列着着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运动当时被看作是粗野的事，一个中学生羞于问津，而符合群众理想的电影又尚未发明。所以我们这种热情，即便在家里也不用担心遇到阻力，因为与打牌以及和姑娘们交朋友相反，戏剧和文学是属于无害的嗜好。再说，我父亲也像所有在维也纳的父辈们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对戏剧如痴若狂，怀着和我们相类似的热情去观看里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里夏德施特劳斯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挤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谁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学校里叙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比他更幸运的同学们面前不知会感到怎样的羞辱呢。假如我们的教师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在每一场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个下午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病了—因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就去排队，以便买到我们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倘若他们注意得十分严密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同样发现，在我们拉丁文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最优美的诗歌。我们每天都会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学校里无聊的上课时间，看我们自己的读物。当教员在讲台上念他的破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就在课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们两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从未听说过的。我们渴望着要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里去听课。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

我们用好奇的鼻孔闻嗅一切。我们偷偷溜迸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阅古书；每天去浏览一遍书店里的陈列品，以便立刻获悉从昨天以来又出现了什么新书。而最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我们什么都看。我们从各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把我们能借到的书互相传阅。但是，使我们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为了明白这一点，必须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类似的设施与之相比较。它实际上是一种只要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每一位顾客只要花上这么一点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几小时，可以在里面讨论、写作、玩牌、自己的邮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在里面免费无数的报刊。在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里，摆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有维也纳本地的报纸，而且还有全德国的报纸，以及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再加上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艺术杂志，如《法国信使报》（mercuredefrance）、《新观察》（neuerundschau）、《创作室》（siudio）、《伯林顿杂志》（burlingon），magazine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手材料—从每一册新出版的书、从每一场演出中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把各种报纸上的评论进行比较。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十分广泛地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而且能够随时和朋友们进行讨论，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使他头脑灵活和掌握国际动态的了。我们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可是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体力量，不是用两只眼睛去注视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和四十只眼睛。这一个人疏忽的事，另一个人就会提醒他。由于我们幼稚地爱炫耀自己，简直就象在运功场上争夺荣誉似地竭力要用最新的知识来超过别人，所以实际上我们始终是竞相要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譬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当时被人贬滴的尼采时，突然会从我们中间冒出一个人，带着故作姿态的高人一筹的神气说：不过就自我主义思想而言，齐克加德还超过他呢。

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变得不安起来。某某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齐克加德是谁呢第二天我们就会拥进图书馆，去找这位不知所踪的丹麦哲学家的着作。

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新鲜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们的热情所在，正是要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未为人广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怪、最不寻常的事—首先是我们一本正经的日报的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的事（这种热情在我个人身上曾持续了许多年）。我们的特殊爱好，就是要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激进的事。因此，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远离人世，隐藏得那么好，以致我们竞赛似的集体好奇心无法把它从隐藏之处发现。譬如说，斯蒂芬格奥尔格或者里尔克，他们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总共已出版了两百或者三百册书，可是其中顶多只有三册或四册书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在自己的仓库里备有艺术而艺术文学潮流的主要代表。

他们的书，官方的批评家中没有一个人曾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的鲁德尔却通过自己意志的奇迹知道他的每一节和每一行诗。实际上，我们这些尚须整天蹲在中学课堂里、嘴上无毛、尚未完全长高的小伙子是每一位年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且有倾心喜爱的热情。

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没有于别的。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象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里。多年以后，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描述他青年时代的话：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当我们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尔时，就像个人获得了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就会得意洋洋地向同学们报告。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被介绍给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简直受宠若惊，神魂颠倒了好几天。虽然我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一点也不清楚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但是仅凭他所享的荣誉之高、影响之大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倾倒。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在开始排练之前，我们全班的同学就会激动好几个星期。我们悄悄地溜到演员和无台词的小角色的身旁，为的是能在他人之前先了解到情节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师那里去理发，仅仅是为了探听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闻（我并不羞于在这里写出我们当年那些荒唐事）。如果在低年级中有一个学生是歌剧院的某位灯光监督的外甥，那么他就会得到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的特别宠爱和各种各样的笼络，因为我们通过他有时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练—而踏上那舞台时的诚惶诚恐的心情，比维吉尔登上神圣的天国时还要厉害。对我们说来，演员的声望所具的威力，真可谓无边无沿，即便中间转了七八个弯，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看来就象一个超脱肚俗之人，那仅仅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孙女。纵然是约瑟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见，也会怀着敬意注目而视，只因为他有这样的幸运：可以呆在这样一位最受爱戴、最富天才的演员身边。

我今天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之中包含着多少荒唐行为；我们象猴儿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员们的举动，想着法儿要压他人一头，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虚荣心。我们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通过艺术活动已凌驾于周围不懂艺术的亲戚和老师之上。不过，时至今比我还始终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当年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知道了多少事呵！我们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分析竞这么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时就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我觉得在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再也没有象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读得勤奋。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后才会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的名字，在我们的头脑里却是十分熟悉，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因为我们以莫大的热情搜罗一切。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我和他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已经有多少年头了，我说，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和喜爱他的诗歌。

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不胜奇怪，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们在维也纳又怎么能搞到呢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梅的那些在当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在那股风尚未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以前，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灵敏的鼻孔生活。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想要新的知识，因为我们如饥似渴地在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青年就象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父辈们那一代的优秀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勃尔、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曼—同那个太平世界一样，深思熟虑和慢慢悠悠，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但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凭直觉感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是不协调的，也是和时代已经加快了的速度不合拍的。而恰恰是在维也纳，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机警的天才赫尔曼。巴尔，他作为一个思想界的闯将，为正在转变和到来的一切披荆斩棘。凭借他的帮助，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旧的学派，展览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画家的作品，展览了挪威的蒙克、比利时的罗普斯、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迸画家的作品，从而也为他们不受人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格列柯和戈雅开辟了道路。

人们突然见识到一种新的视野。同时，在音乐方面由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施特劳斯、勋柏格带来了新的节奏和音色。在文学方面由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魔力。魏尔伦、兰波、马拉梅赋予行情诗的语言艺术以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炼。尼采使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艺术摈弃了装饰繁缛的古典主义风格，提倡毫无装饰的实用建筑。舒舒服服的旧秩序突然之间遭到了破坏。向迄今为止对这种秩序来说不可缺少的美学上的美的规范提出了疑问。我们资产阶级正统报纸的官方批评家们对那种常常是大胆冒失的实验感到吃惊，并且试图用颓废堕落或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遏止那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我们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到这股潮流的汹涌激流之中。我们觉得，一个为我们而开创、青年人最终将在其中获得自己权利的时代—我们自己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那种不安地四处寻找和摸索的狂热，一下子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念中学的年轻人，能够在那些为了新艺术市进行的激烈和常常是粗暴的战斗中助上一臂之力。凡是进行实验的地方，例如，一场魏德金德戏剧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必定到场，我们不仅全神贯注，而且双手也使尽力气；有一次，首演阿诺尔德勋柏格青年时代的一部十二音体系的作品，当一位绅士使劲地吹口哨和发出嘘声时，我亲眼目睛我的朋友布施贝克同样使劲地打了他一记耳光；我们是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队，到处为它当开路先锋，只因为它是新的，只因为它要为我们改变那个世界—现在该轮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和我们有关的事。

不过，我们之所以对那种新艺术如痴若狂，其中还有一点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年轻人创造的艺术。在我们父辈们那个时代，一位诗人、一名音乐家，只有当他经过磨炼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艺术趣味之后，才能获得声誉。而人们教我们应该去尊敬的那些男士们，他们的举止风度，又个个装得十分尊严。他们穿着丝绒上衣，留着灰白的漂亮胡须。例如，维尔布兰特、埃贝斯、达恩、保尔海泽、伦巴赫—这些人物今天早已销声匿迹，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拍照时总是带着沉思的目光，摆出一副尊贵的、诗人的恣态。他们举手投足，俨若枢密顾问和红衣主教，而且还要象这些人似的佩戴着勋章。

而年轻一代的诗人、画家、音乐家，至多被看作是有希望的人才罢了，要想得到首肯的承认，暂时还得凉一会儿。在那个小心谨慎的年代，人们不喜欢在一个人尚未表明自己有多年的卓着成就以前就予以认可。可是新涌现出来的诗人、音乐家、画家，又都那么年轻。默默无闻的盖哈尔特霍普特曼突然崭露头角，三十岁时就统治了德语戏剧的舞台。斯蒂芬格奥尔格、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二十三岁时，也就是说比奥地利的法定成人年龄还要早，就已有了文学声誉和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自己这座城市，一夜之间出现了一个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夏德贝尔一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派。他们通过对各种艺术手段的精心加工，使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发生影响。不过，使我们迷醉和不胜崇拜的，主要还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我们青年人不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抱的崇高志向，而且也在这个几乎是同龄人的身上看见了一个完美的诗人。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作为早熟的伟大奇迹之一，今天和以后将始终为人们所称道。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像他这样了不起的天才，这么轻的年纪就能驾驭如此完美无瑕的语言，想象力如此丰富，即便是极为偶然写成的一行诗，也都充满诗意。他在十六七岁时就已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一种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企及的散文，从而使他载入德语发展的史册。他突然出现，并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完全的成熟，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他的出现，简直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议的事，使所有那些最早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之惊叹。

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讲述他当时是怎样的惊讶。有一次，他收到一篇投给他的刊物的文章，而且就是从维也纳寄出的，作者是他不认识的一个名叫洛里斯的人—当时不允许中学生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作品。他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中还从未收到过这样一件作品：语言是那么典雅而富于想象，内蕴是那么丰富，落笔又是那么娴熟飘逸。这位不相识的洛里斯是谁呢，他问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见解琢磨了多年并且在神秘的隐居中把最纯正精微的语言冶炼成一种几乎是勉力无穷的享受的老人。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就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而他却从未听说过！巴尔立刻给这位不相识的人写了一封信，并且约定在一家咖啡馆—着名的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青年文学的大本营—里会面。突然，一名穿着童装短裤、身材颀长、尚未留胡须的中学生迈着轻松、敏捷的步履，走到他的桌旁，微微一鞠躬，简短而又坚决地说道：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嗓子都还没有完全变为成年男子的低音。事情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当巴尔说起自己的惊愕时，仍旧十分激动。他说他开始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中学生竟会创造出这样的艺术，有这样的远见，思想这样深刻，在自己尚未亲历过生活之前，就对生活有这样鞭辟入里的认识！阿图尔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讲述过类似的情况。施尼茨勒当时还是一名医生，他自己的最初文学成就似乎还不足以保证生计，不过他已成了青年维也纳派的领袖。而且一些比他更年轻的人欢喜来向他请教，倾听他的建议和看法。有一次，他在偶然相识的熟人那里认识了这位个儿高高的年轻中学生。

这位中学生用自己巧妙的机智引起了他的注意。尔后，这位中学生请求能朗诵一出诗剧给他听听。于是，他高兴地请他到自己的单身住房来，尽管不抱很大的期望。他想，无非是一出中学生写的剧，不是感伤主义就是假古典主义，所以他只邀请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童装短裤来了，显得有点紧张和拘束，接着便开始朗诵。施尼茨勒告诉我说：几分钟后我们都突然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同时互相交换着赞赏和近乎惊奇的目光。诗句是那样的完美、形象，无懈可击，音乐性是那样的鲜明。我们还从未听到过一个当年在世的人写出这样的诗句，我们甚至认为，自歌德以后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然而，比这种形式上的无以匹敌的（以后在德语中再也无人达到的）卓绝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他对世界的认识。对一个整天坐在课堂里的中学生来说，这种认识只能来自神秘的直觉。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诵完后，大家还都默默地坐在那里。施尼茨勒对我说：我觉得，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天生的奇才，而在我以后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如此为之倾倒过。一个在十六岁开始时就这样—或者更确切一点，不是说开始，而是说一开始就这样完美—的人，势必会成为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一个兄弟，而实际上，这种完美也愈来愈显得成熟：继这第一部诗体剧《昨天》之后，便是气势壮观的《提香之死》的片断，然后是诗歌创作，他每发表一首诗，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大事，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诵那些诗，后来他又写作短剧和散文，他的散文把丰富的知识、对艺术的精辟见解、对世界的睫望，神奇地浓缩在数十页空白的稿纸上。总而言之，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如同水晶一般从内在深处散射出光彩，同时又显得深沉和炽烈。诗歌、散文，在他手中犹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蜡，紧紧地揉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诗作，从来都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不落窠臼，人们总觉得在那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他。

我今天几乎无法重复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当时是如何使我们这些已学会追求真正价值的人入迷的。因为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知道在自己的身旁，在自己一代人中间，就有着这样一位卓越、纯正、天才的诗人—对于他，始终只能用荷尔德林、济慈、莱奥帕尔迪的传奇形式去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半犹如梦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人陶醉的呢所以，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记得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霍夫曼斯塔尔的那一天。当时我十六岁。由于我们悉心注意我们这位理想中的良师益友的一切行动，因此当报纸的一角登出这样一条不起眼的简讯：他将在学术俱乐部作一次关于歌德的报告，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位天才竟在这么小的范围内作报告；按照我们中学生崇拜的程度，我们原以为，当霍大曼斯塔尔公开露面时，那间大厅必然爆满）。可是，在那次报告会上，我们再次证实，我们这些小小中学生的评判能力和对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那种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直觉，都已远远超过广大公众和官方的评论；因为在那狭小的讲堂里总共只有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为了保证坐到座位而急不可待地提前半小时出发，实属毫无必要。我们等候了片刻。忽然，有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瘦高个青年穿过我们这一排座位，向讲台走去，并且立刻开始演讲，以致我几乎没有时间把他仔细打量一番。霍夫曼斯塔尔动作灵活，蓄着还没有完全成形的稀软的上髭，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一张轮廓分明、有点象意大利人的黝黑的脸，绷得紧紧的，显然有点紧张。他的一双漆黑、柔和而又高度近视的眼睛流露出来的不安，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仿佛一下子就全身投入到滔滔的演讲之中，就像一个游泳者投身于熟悉的洪流一般。他越往下讲，举止越自在，态度越镇静，一旦思路展开，开始时的那种拘束全消失了，只见他轻松自如，侃侃而谈，就像这位灵感丰富的人平时一样（我以后在同他私人交谈时也常常发现如此）。只是在他讲最初几句话时，我就发觉他的嗓音并不悦耳，有时候简直近乎假嗓子，很容易变得尖锐刺耳。

不过，当他的演讲使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和忘乎所以时，我们也就不再去注意他的嗓门和面孔了。他讲的时候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甚至没有详细的准备。然而，由于他有一种天赋的讲究形式的神奇感觉，所以每一句话都十分完美。他令人迷惆地提出那些最大胆的反命题，为的是紧接着用清楚而又出人意外的措词来加以解答，使听众不禁感到，他所讲的，只是他从丰富得多的内容中随手拈来的一部分，他对内容的驾驭就像他本人一样的轻松自如，倘若要深入展开，他还可以这样滔滔不绝他讲上几个小时而不会使内容贫乏和水平降低。我在后来几年和他私人交谈时也感觉到这种魅力，诚如斯蒂芬格奥尔格赞誉他时所说：他的话犹如气势磅磷的歌咏和妙趣横生的对谈。他性格急躁、马虎，对什么事都十分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动和怏怏不乐，不容易和他接近。不过，当他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那一会儿，他就象一团火似的，把任何讨论迅速而热烈地引入到他自己的和只有他才能达到的领域。除了有时和考虑问题比较稳重、想法比较明朗的瓦莱里和脾气急躁的凯泽林的谈话以外，我还从未遇到过一次谈话有象和霍夫曼斯塔尔谈话时那样的思想水平。

在他真正灵感勃发的时刻，他所接触过的一切：读过的每一本书、见过的每一幅画和每一处风景，都会在他的精灵一般清醒的记忆中复活。他用的比喻是那样自然、妥贴，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似的，他的观点是那样突出，就象兀立在远方地平线尽处的背景。在那次演讲会上，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真正感到这种气息，即，一种令人振奋鼓舞、难以用理性完全理解、不可捉摸的气息；我在以后和他个人的接触中也感到这种气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尽管我同样赞赏他后期的某些作品—优美的散文、《安德烈亚斯》的片断（这部未完成作品或许是德语中最美的长篇）和戏剧的部分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束缚于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满稚气的早年诗歌创作中的纯粹的灵感消失了，梦游者似的那种描绘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好挑剔的青年人的勉力。我们以一种尚未成年者特有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青年一代中，他这样的奇迹只可能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不会重演。

巴尔扎克曾以无可比拟的方式描述过拿破仑这个典型人物是怎样在法国使整整一代人激奋起来的。一个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竟莫名其妙地登上了叱咤世界风云的皇帝宝座，这不仅意味着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也是青年人这样一种思想的胜利，一个人为了早早获得权势，并非生下来就必须是玉于或侯爵不可，一个人不论出身在哪种小户人家，甚至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同样可以在二十四岁成为将军，三十岁成为法国统治者和很快成为世界统治者的—这样一种举世无匹的成功，使数以百计的人离开了自己卑微的职业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个一代青年人的头脑发热，使他们更加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伟大军队的将军们与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和烈士。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旦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一举达到前人未能达到的成就，仅仅这一事实，就会永远鼓舞他周围和身后的所有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是对我们尚未成熟的能力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推动。我们倒不希望我们中间会有人能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是只要他存在，就会给我们增添力量，因为他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纵使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同样可以产生诗人。他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出身于犹太市民阶层，因此，这位天才诗人是在一幢和我们差不多的住房里长大的，里面摆着同样的家具，从小接受同样的道德教胄，进入一所同样死气沉沉的中学，学的是同样的课本，要在同样的木板凳上坐八年，像我们一样感到不耐烦，像我们一样热衷于一切精神财富。然而你瞧，为他还必须坐在硬板凳上磨破裤子和在体操房里来回踏步走的时候，却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狭隘的小圈子—这座城市和家庭。一跃进入无涯的神游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霍夫曼斯塔尔这个实例，向我们显示了，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和在一所奥地利中学的牢笼般的氛围中，要创作富有诗意的作品，乃至完美的诗歌，原则上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当他在家里和在学校里还属尚未成年、无足轻重的时候，他的诗作已经出版，已经享有声誉和出名—这对一个童心十足的人来说，具有多大的诱惑啊！

而里尔克对我们来说又是另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给人以安慰的方式，补充了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种激励。因为纵使在我们中间最胆大妄为的人看来，要和霍夫曼斯塔尔争个高低，也属冒天下之大不匙。我们知道：他的这种至善至美的早熟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奇迹。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再现的。当我们这些十六岁的人把自己的诗句和那些他在同样年龄写下的非常着名的诗句相比，都不禁汗颜。我们同样感到，自己的知识在他面前真是相形见继，他在念中学时就已博学多才。而里尔克则不同，他虽然也在同样早的时间—十七岁或十八岁就开始写作和发表诗篇，但里尔克的那些早期诗歌和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歌相比，以及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还是不成熟、幼稚和简单的，唯有抱着宽容的态度，才能看出其中几分天才的光芒。这位诗人是渐渐成名的，一直到二十二、三岁才开始成为一位受到我们无限爱戴的杰出诗人。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尔似的在中学时代就已完全成熟：一个人也可以像里尔克似的一步一个脚印地成才。一个人不必因为暂时写出了一些不像样、不成熟、缺乏责任感的作品，就立刻认为自己没有指望了。一个人也许不能再现霍夫曼斯塔尔那样的奇迹，但是可以走一分像里尔克那样比较平稳和比较寻常的成才之路。

不言而喻，我们所有的人早已开始写作或写诗，有的玩乐器和喜欢朗诵。

自然，青年人对业余爱好的态度都不会是消极被动的，因为青年人的本性不仅仅是要获得若干印象，而是要对印象作出创造性的回答。譬如说，爱好戏剧，对青年人来说至少意味着希望和梦想自己能登上舞台或者为剧院做点什么工作。他们对各种天才人物的崇拜神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未曾查明的躯体里或者在一半尚且模糊的心灵中发现那种特殊素质的苗头。于是，那种艺术创作的欲望在我们班级里十分流行，这倒是和维也纳的氛围以及当时特殊的条件相适应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身上寻找一种天赋，并想施展它，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摹仿城堡剧院演员们的腔调，锲而不舍地练习台词和朗诵，悄悄地去听表演课，在学校休息时间里，各自担任一个角色，即兴表演古典戏剧家们的整场片断，而我们其他的人，则是既好奇又苛求的观众。还有两三个人，是相当有素养的音乐爱好者，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当作曲家、演奏家或乐队指挥。我最初得到的关于新音乐的知识，应归功于这几个人，因为在交响乐团的正式音乐会上新音乐是根本看不上眼的。他们也曾不断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各种歌曲和合唱的歌词。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人，是当时一位非常着名的画家的儿子，他在上课的时候替我们在作业本上画满各种图画，同时为我们班上所有那些未来的天才们都画了肖像。不过。班上最普遍的爱好是文学。我们通过彼此的激励，在文学方面成熟得越来越快；通过对每一首诗的互相切磋，使我们这些十七岁人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业余爱好的水平，而且使每个人真正作出有效的实际成绩，这一点已经被下列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的作品不是只有被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小报接受，而是被新一代创办的主要杂志所采纳、刊载，甚至拿到了稿酬—这是最最令人情服的证明。

我有一个同学ph。a。，我曾把他崇拜为天才，他的名字就在当时最出色的豪华刊物《潘神》上赫然和戴默尔、里尔克的名字一起排在最前面。我还有一个同学am，曾用奥古斯特厄勒的笔名找到了进入当时所有德语杂志中最难入门和最古板的文艺刊物《艺术之页》的门径，它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为自己神圣的、成员经过严格挑选的文学团体而保留的园地。我的第三个同学，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剧本；我的第四个同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和写出了意味深长的十四行诗；我自己的名字则进了现代人关于新德国政治和文化史的刊物。当我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不得不十分客观地承认，就我们当时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的圆熟、艺术水平而言，对一些年仅十七岁的人来说，确实是惊人的，然而，通过霍夫曼斯塔尔那种神奇的早熟的例子，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喻的，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令人鼓舞的例子，促使我们奋发努力，互相不甘示弱。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运用语言夸张大胆，谙熟各种诗体的技巧，在无数的习作中尝试过不同的风格—从晶达式的悲怆到民歌的淳朴。我们每天交换自己的作品，互相指出疏忽的不足之处，讨论每一个韵律的细节。当那些迂阔的教师还一无所知地在用红墨水划出我们作文本中少了几个逗号时，我们早已在互相展开批评，要求之严格，审察之细微，见解之内行，是我们那些大型日报上的官方文学评论权威对待古典大师们的作品所未曾有过的。由于我们一味热衷于此，到了中学的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判断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方面，甚至已超过那些着名的专业评论家。

对我们文学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实的描述，也许会导致这样一种看法：

我们是一班特殊的神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当时维也纳的十几所邻近的中学里，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上早熟的现象。这也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这是由一种特别有利的环境造成的，即：这座城市的艺术沃土、非政治性的时代、在世纪之交新出现的思想和文学突飞猛进的局面这样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创作意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种创作意志在我们当时的年龄是必然会产生的。

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有一般想写诗的冲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像心灵中泛起些微涟漪。青年人没有经历过这种爱好是极少见的，因为这种爱好本身也只不过是青春焕发的表现。后来，我们课堂里的五位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登上舞台成为演员的。在《潘神》和《艺术之页》上登过名字的那几个诗人，也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也许他们今天会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忧伤地或自嘲地付之一笑。

我是所有那些人中间唯一在自己身上保持了创作热情的人，并使这种热情成为我一生中的核心与本性。但是，我今天仍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那些同窗！

他们曾给予我多少帮助呵！那种热烈的讨论、那种你追我赶的劲头、那种相互的表扬和批评，曾是怎样早早地锻炼了我的手和脑筋，使我的精神世界大大开阔。我们大家是怎样轻松愉快地摆脱学校的无聊和单调的呵！今天，每当我听到舒伯特的那首不朽之歌：你，述人的艺术，总是在那无比空虚的时刻，使我们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时，往事又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我们耷拉着双肩坐在可怜的冷板凳上，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兴奋地闪动着炯炯发亮的眼睛，评论和朗诵着诗歌，兴致之高早已把狭隘的小天地忘得一干二净，真的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种对艺术的偏狂，这种对美的近乎荒唐的过分推崇，只有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得以实现。当我今天问自己，当年我们是怎样找到所有那些书籍的时间的—因为我们白天都已被上学的时间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树间挤满，我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损失我们的睡眠，从而也损害了我们精神焕发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晨必须在七点起床，但是我却从未在深夜一两点钟以前把我的读物释手，而且从那时起就永远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即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我当时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赴往学校，两眼惺忪，脸洗得十分马虎，一边疾步走路一边嚼着抹了黄油的面包片；我今天不记得有哪一天不足这样的，我们这一群小学究，看上去全都脸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没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边幅—这些都毫不奇怪。因为我们把零用钱的每个赫勒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购买图书上了，再说，我们也并不在乎要让年轻的姑娘们喜欢我们；我们只是想要给高级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觉得和年轻的姑娘们一起散步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学问上非常傲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化在肤浅的闲扯上。我们对一切体育运动都不闻不问，甚至瞧不起。要让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这一点可能很不容易。诚然，体育运动的浪潮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从英国冲击到我们欧洲大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体育场：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向另一个拳击手的下颚频频猛击时，上万的观众会兴奋得狂呼乱叫。报纸还没有派出自己的记者，让他们用通栏的篇幅像荷马史诗似的报道一场曲棍球比赛。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体育协会、举重纪录，这一切还都是郊外发生的事。参加者乃是屠夫和搬运夫之流。只有那种比较高雅、比较贵族气的赛跑运动，才一年有几次把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吸引到赛跑场上，但也不是我们这些把任何体力活动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的人。当我十三岁开始感染到那种对学问和文学的爱好时，我也就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给我用来学习跳舞的钱全用来买书。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一直到今天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汽车。在体育运动方面任何一个十岁的男孩都可以讥笑我。

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还不大分得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每张报纸的体育部分，我觉得都像是用中国字写的，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对所有那些体育运动的成绩—速度和评分的记录，就像哪位波斯的沙阿一样不开窍，有一次，有人鼓动那位沙阿去参加一次跑马大赛，他却以东方人的智慧说道：干吗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同样轻视锻炼自己的身体，觉得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唯有下棋尚得我们几分垂青，因为它需要动脑筋。而更为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诗人或者有潜力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却很少关心自己周围的大自然。在我头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没有好好看一看维也纳周围的美丽风光。当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空空荡荡，却使我们更加迷恋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可以乘此机会在咖啡馆里读到更多的报章杂志，到手得快，种类也丰富。后来，我曾用了好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弥补我身体上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笨拙，来调整那种幼稚的贪多求快的过度紧张的生活。不过，总的说来，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肌肉缺乏殷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正是在艺术方面酝酿着的一些新事物，即一些比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的人所曾满足过的更为热烈、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的事物。但是，由于被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所深深吸引，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里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的波及和先兆。

这些变化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们的太平世界。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结构大变革已开始在我们这个昏昏欲睡的古老的奥地利酝酿。几十年来，心甘情愿和一声不吭地把统治地位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变得不再安分守己。他们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正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如同疾风暴雨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这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

在此之前，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是赋予交纳了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然而，从这个阶级中挑选出来的律师们以及农场主们却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人而无比自傲。

他们讲究尊严、体面、高雅的谈吐，因此国会开会时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出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信仰，真诚地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会使世界进步，他们主张用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来促进全体子民们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代表大城市里五万或十万生活富裕的人，而并不代表全州儿十万和几百万人。在此期间，机器生产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来。在一位俊杰—维克托阿德勒博士的领导下，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无产阶级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选举权。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实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刚一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也就不复存在。现在处处是激烈的利害冲突。斗争开始了。

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人众势大，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功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绿化区游行，而且游行队伍要进入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如果在平时，那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大道上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马车和华丽车辆在巡礼。善良的自由派市民们一听到工人们的这一宣布，吓得目瞪口呆。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带着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的，就像以前听到雅各宾派和以后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同一样。人们乍一听，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群从郊区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不抢劫商店和干出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城里一片惊慌。全城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上值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一辆私人的华丽马车或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特地区。商人们早已拉下店铺的铁制护窗板。我记得，父母们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维也纳将会看到一片火海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队伍，十分守纪律地走迸普拉特地区。每人在自己的钮扣眼里插了一朵红色的了香花—党的标记。他们一边列队前进一边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那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美丽的绿茵地时，却唱起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曲。没有人遭骂，没有人挨打，也没有人挥舞拳头。警察和士兵都向他们发出友好的笑声。

由于这种无可指摘的态度，后来资产阶级也就不好再把工人们斥之为一群革命的歹徒。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这种用棍棒殴打和彻底灭绝的制度，纵然在那些党魁们身上也还保持着（虽已褪色的）人性的理想。

当这种红色丁香花的党徽刚露面不久，突然之间，又有人往钮扣眼里插上了另一种花—白色丁香花，它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记（当时人们还选用花卉作为党的徽记，而不选用翻口靴子、短剑和骷髅，这在今天看来，岂不令人感动）。基督社会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原本只是作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联系的对抗运动，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一种产物，因为机器生产一方面把大批群众集中到工厂，使工人们有了势力，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机器生产又威胁着小手工业。

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企业的师傅们面临着破产。卡尔卢埃格尔博士—一位受人欢迎、机灵能干的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不满和忧虑，提出了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他把全体小市民和恼怒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因为他们对自己将从有产者降为无产者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有钱人物的嫉妒。正是这个优心仲仲的社会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周围的第一批广大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随心所欲地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却又悄悄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华贵的仇恨。但是这两个人物又有所不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可怕的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在维也纳的老百姓中间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在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上的学。他擅长言词，性格爽气而诙谐，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被人视为是激烈的演说—也从未失去过应有的风度，他虽拥有一把刮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的切削刀—但他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某种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简朴和无可争辩的，他的排犹主义的政治立场从未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从前的犹太朋友怀有善意和多加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了维也纳市议会和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以后（对排犹主义倾向抱有反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曾两度拒绝批准这一任命），他一直秉公处事，政绩是无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取得胜利以前一度胆战心惊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像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尊重。

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意志还没有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但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它是俾斯麦最喜爱的花和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具有激烈变革意识的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明白这一点），它的目标是，用猛烈的冲击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比希特勒还要早的梦想）。

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是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按人数而论，势力微弱，但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无度的野蛮作风补偿了这种不起眼的地位。该党的若干名议员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从旧的意义上说）和暴政的代表。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区的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衣钵。他接过格奥尔格。舍纳雷尔的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讲德语的数千名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遵循的，从天主教皈依新教，为的是要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那位了不起的鼻祖曾声称：犹太种族是最下流肮脏的。而最主要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支肆无忌惮、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也就学会了这样一个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用橡皮根冲击会场，在夜里袭击对手并把他们打倒在地，从而为国家社会主义效劳，舍纳雷尔则利用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为德意志民族党出力。那帮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手段。每当他们采取一次政治行动时，他们总是把自己像军人似的组织起来，高呼口号和吹着口哨，列队游行而过。那帮大学生把自己编成所谓大学生团，脸上带着击剑留下的伤痕，经常聚众酗酒闹事，大学的讲堂由他们统治着，只因为他们不像别的大学生仅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手中拿着粗硬的棍棒，到处寻衅。

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族大学生，一会儿猛揍犹太族大学生，一会儿又围攻信仰天主教的大学生，一会儿大打意大利大学生，并把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赶出大学。只要那帮子大学生出来闲逛一趟（他们把每星期六的这种逞凶示威称为闲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进入讲堂。所以警察不得不束手无策地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那帮无赖学生闹腾；警察能够尽力的，仅仅限于当流血受伤的人被那帮民族主义的流氓从楼梯口扔到街上以后，接着把这些人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虽然人数极少，却善于虚张声势，每逢这个党想贯彻什么意图时，总是把那帮子大学生当作冲锋队，当巴德尼伯爵在皇帝和帝国议会的赞同下决定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将会在奥地利的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和平，看来还会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那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团员们，占领了环城大道，于是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枪击来镇压。但是，在那非常讲人道和软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既憎恶任何的暴力骚动，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的暴力行动面前退却：总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蛮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的志趣之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却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是象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挖空，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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