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角度看，我在德奥军队崩溃以后重返奥地利，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专制皇朝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是一块捉摸不定、毫无生气、灰溜溜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只剩下残缺不全、好象还在淌着鲜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是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拥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挨饿受冻。早先曾使这个国家富裕的许多工厂是设在现已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的储备黄金已全部用来偿还巨额的战争借款。国家四周的边界线尚未确定，因为和平才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还没有最后规定。国内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看来一场革命己不可避免；要不，就是一种灾难性的解决办法。按照各种世俗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都是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自己也完全不愿独立存在。就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国家被迫独立存在，而它自己却竭力加以拒绝。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原来相邻的国家重新合并，要么和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而绝不愿在这种被肢解的状态下过一种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而那些相邻的国家却相反，他们再也不愿意和这个奥地利继续保持经济同盟，一则是因为那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是因为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复辟；至于和德国合并，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看到战败的德国因此而变得强大。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对一个自己不愿意存在的国家竟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这是历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自愿回去的呢今天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在战前成长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贪图安逸，逃避眼前在那里发生的悲剧，是多么怯懦。而且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话去帮助克服战败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在战争朋间自己好象是多余的，而现在战败之后，倒好象适得其所，尤其是因为我曾反对过拖延战争，所以赢得了一定的声望，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再说，即便我不能有所贡献，但是我能和他们一起去共尝我曾预言过的苦难，至少也是一种弥补。

当时，要重返奥地利，所作的准备简直就象去北极探险，必须穿上暖和的衣服和毛衣，因为谁都知道过了国境线的那一边没有煤—而冬天又即将来临。鞋子要换好鞋底，因为那边只有木头鞋底，带上瑞士允许出口数量的全部贮备食品和巧克力，为的是在拿到第一次面包票和黄油票以前不致挨饿。行李要去保险—只要保价费高到还有能力支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会遭到抢劫，而丢了一只鞋，丢了一件衣服，都是无法弥补的。只是我十年以后有一次到俄国去，我才作了类似的旅行准备。列车到了布克斯边境火车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怀着喜悦的心情乘车驶进这个车站—我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问自己是否在这最后时刻，还是回头好。我觉得这是决定我一生的关键时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迎向困难和相当艰苦的生活。我重又登上列车。

当我一年前到达瑞士布克斯边境火车站时，我曾经历了那兴奋激动的一分钟。而现在，当我回国的途中，我同样在奥地利的费尔德基尔希边境火车站经历了难忘的一分钟。我一下火车，就发觉边境官员和警察身上那种明显的不安。他们对我们并不特别注意，过境检查十分草率，他们显然是在等待更为重要的事。最后，钟声敲响，表示一趟从奥地利方向开来的列车就要进站，站上的警察都各就各位，全体工作人员急急忙忙从木板小屋里出来，他们的妻子也都一齐拥向月台—显然是事先打过招呼的；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一个身穿黑衣服、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妇人，从她的仪态和服饰看，大概是个贵族。她显得很激动，不时拿手帕擦眼睛。

列车徐徐地、几乎可以说是庄严地驶来。这是一趟特别列车，不是那种被日晒雨淋而褪了色的破旧的普通车厢，而是宽敞豪华的黑色车厢，是一趟专车。机车停住了。可以感觉到，列队等候的人群激动起来，我还始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蓦地我在车厢的反光镜里认出高高站立着的卡尔皇帝—奥地利最后一位皇帝—和他的身穿黑色服装的夫人齐塔皇后。我简直惊呆了，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统治了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要离开自己的帝国了！尽管他拒绝正式退位，奥地利共和国仍然允许他在离别时享受所有的礼遇，或者说，是他强烈要求共和国这样做的。此刻，这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人站在窗户旁，最后一次看一看自己国家的山峦、房屋和人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却被我亲身经历到了—我是在帝国的传统中长大的，我在学校里唱的第一支歌是对皇帝的颂歌；后来我又在军队里服役，曾面对着这个此刻身穿庶民服装、流露着严肃和沉思目光的人发过誓言：和领土、领水、领空共存亡，现在我目睹此情此景，更是感慨万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节庆时见过奥地利的老皇帝，那种豪华的场面今天早已成为传奇，我曾在申布龙皇宫里见他从台阶上走下来，周围簇拥着自己的家族和身穿闪烁发亮的制服的将军，接受八万名维也纳学童的效忠宣誓。学童们整齐地站立在绿色的大草坪上，用童音激动地合唱着海顿的《上帝养育歌》。

我也曾在宫廷舞会上、在戏剧预演时见到过老皇帝，当时他穿的是金光闪闪的礼服，我还在伊施尔温泉看到他戴着一顶绿色的施蒂里亚人帽子驱车打猎，我曾看见他排在圣体节的行列中，虔诚地低着头，向斯特凡教堂走去而在那雾茫茫的一个潮湿的冬天，我终于看到他的灵车。正当大战进行期间，人们把那个年迈的老人安葬在卡普秦陵园。皇帝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曾是权力和财富的缩影，是奥地利永存的象征，我们自幼就学会用无比的敬畏来说皇帝这两个字。而现在我却眼望着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作为被驱逐者离开这个国家。哈布斯堡皇室的光荣帝国，代代相传了数百年，在这一分钟里宣告寿终正寝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这凄凉的情景中回顾着历史，世界的历史。宪兵、警察和士兵们都显得很尴尬，略感羞辱地在一旁观看着，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可以敬老式的军礼，妇女们都不敢举目正视，谁都不说话，所以当突然听到一个伤心的老妇轻轻的呜咽声时，都情不自禁地一怔。那一去不复返的一秒钟开始了，机车猛一冲，好象必须这样使劲似的，列车缓缓地离去了。铁路工作人员恭敬地目送着它，然后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露出那种人们在送葬时所能看到的窘迫神情，延续了几乎千年的皇朝在这一瞬间才宣告真正结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

那列车刚刚在远方消失，就有人要我们从洁亮的瑞士车厢换到奥地利车厢。而要想事先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也只有踏上奥地利车厢才会清楚。

给乘客指引座位的列车员们，走起路来都慢慢吞吞，他们面容憔悴，好象没有吃饱，衣衫已一半褴褛；穿破的旧制服在下塌的肩膀周围晃来晃去。玻璃窗边用来拉上拉下的皮带已被割掉，因为每一块皮都是宝。盗贼的匕首或刺刀把座位破坏得不成样子；整块软垫皮面不知被哪个恬不知耻的人野蛮地劫走了，他为了补自己的鞋子，只要见到有皮革，就随手取来。同样，车厢壁上的烟灰缸也都不翼而飞，为的是烟灰缸上有那么一点点镍和铜。深秋的风穿过破碎的车窗，从外面呼呼吹来，夹带着劣质褐煤的烟雾的炉灰；现在的机车烧的都是褐煤，烟雾和炉灰把车厢的地板和四壁都熏黑了，不过，烟雾的臭气至少也减轻了一点强烈的碘酒气味，而那种碘酒气味会使人回想起这些只剩下骨架的车厢在大战期间曾运送过多少伤病员。不管怎么说，列车居然还能向前运行，这也可谓是一种奇迹。诚然，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奇迹；每当没有上油的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稍微有点不刺耳时，我们就担心疲劳过度的机器要断气。以往一小时运行的路程，现在需要四五小时。黄昏一到，车厢里就黑魆魆的一片。电灯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寻找点什么，就得点着火柴向前摸索。车厢里的人之所以不觉得寒冷，是因为一开始就已六人一窝、八人一堆地相互挤着坐在一起。可是刚到前面第一个车站又挤上来许多人，人越挤越多，所有的人都因为等了数小时而疲惫不堪。车厢过道上挤得满满的。甚至连踏板上都蜷缩着人，而顾不得已象是初冬的夜里天气。

此外，每个人还小心翼翼地紧抱着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谁也不敢让一件东西在黑暗之中离手，哪怕是仅仅一分钟。我又从和平的环境乘车回到这个以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恐惧之中。

机车在快到因斯布鲁克前突然喘息起来，尽管呼呼地鼓气和鸣笛呼啸，也都无法爬上一个小山坡。铁路工作人员拿着冒烟的提灯紧张地跑来跑去。

如果等一辆辅助机车气喘吁吁地开来，需要一个小时。到萨尔茨堡又需要十七小时，而不是以往的七小时。在这车站附近没有一个搬运夫；最后多亏几个衣着破旧的士兵帮我把行李搬到一辆马车上。可是那辆出租马车的马，是又老，又喂得极差，看上去，与其说是马驾辕，毋宁说是马靠着辕才站住的，我实在没有勇气把箱子装到马车上，让那匹鬼怪似的牲口拖着走。于是我把箱于留在火车站行李房，尽管我非常担心，怕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战争期间我曾在萨尔茨堡买了一幢房子，因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于对战争所持的相反态度而疏远。这使我心里渴望不再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后来，我的工作也处处要利用这种隐居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在奥地利的所有小城市中萨尔茨堡不仅景色优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最为理想。因为它地处奥地利的边唾，乘两个半小时火车即到慕尼黑，五小时火车倒维也纳，十小时到苏黎世或威尼斯，二十小时到巴黎，是通向欧洲的真正始发点。不过，它当时还没有因为这里举办各：种艺术节而成为群芙苔萃的名城（一到夏季，雅士淑女云集于此），它当时还是一个古朴、沉睡和富于浪漫色彩鲫小镇，座落在阿尔卑斯山未端的山麓，阿尔卑斯山的峻岭和山岗到了这里和德国平原自然相连。我居住的那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仿佛是阿尔卑斯山脉波浪而至的最后一个浪峰。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之久的有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当你从山岗的露台上看到那座塔楼林立的城市的许多屋顶和山墙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的辛苦也就得到了报偿。山岗后面是气势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全景（当然，也能望见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萨尔茨山，不久，当时毫无名气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对面）。我的那幢住宅富有浪漫色彩，但不实用。它是十七世纪一个大主教的狩猎个别墅，倚着坚厚的城堡围墙，到了十八世纪末，别墅左右两边又各扩建了一间房；别墅内有一幅精美的旧壁毯和一个绘有图画的九柱戏球。一八○七年，弗朗茨皇帝访问萨尔茨堡时，曾在我们那幢别墅的长廊里亲手用这个球打倒了九柱戏的柱，别墅内还保持着几张写有各种基本权利的羊皮纸，它们是已往辉煌历史的见证。

那幢别墅—由于门面大而显得华丽壮观，但厅室却不超过九间，因为它进深浅—是一座结构奇巧的古建筑，后来，我们的宾客无不为之赞叹，但在当时，别墅悠久的历史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发现我们那个家几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嗒嗒漏入房内，每次降雪后，门廊里全是积雪，而想好好修一下屋顶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罔为木匠没有修房椽的木头，自铁匠没有修天沟的铅皮，最破的漏洞也只能用油毡勉强补一下，要是再下雪的话，也是无济于事，除非自己爬上屋顶去把积雪扫掉。电话常常和人作对，因为电话线不是铜制的，而是用钱丝代替；任何零星物品都要我们自己拖上山去，因为山上无人供应。然而，最令人头痛的是寒冷，因为四周远近都没有煤卖。庭园里的树木还都太嫩，烧起来没有火力，只是象蛇一样地发出咝咝声，不是在燃烧，而是在吐着泡沫，发出爆裂的声响。我们不得不用泥煤来对付。它至少可以产生点热，但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几乎只能捂在被窝里，用冻得发紫的手指写我的文章。每写完一页，就得把手伸到被窝里暖一暖。然而，即使是那种无法居住的房子也还得当作宝贝，因为在那灾难之年，不仅食品和燃料普遍匾乏，房子也相当紧张。奥地利已经有四年不造房子，许多房屋已经倒塌，而当时大批无家可归的退役士兵和战俘又突然蜂拥而至，以致每间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户人家。管理委员会已经来过四次，我们也早已自愿交出两间房，不过我们的房子是又破又冷，当初曾使我们非常过不去，而现在却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没有人愿意爬上一百多级台阶，到这里来受冻。

那时候，每次下山进城，都要碰上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我第一次目睹了十分严重的饥馑。面包都已发黑并且成了碎屑，味道不正。喝的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熬的汤；啤酒就象颜色发黄的水。巧克力就象染了颜色的沙粒。土豆全是冻坏了的；为了不致把肉味全部忘却，大多数人自己饲养家兔。一今年轻小伙子为了星期天的莱肴会到我们园子里来打猎松鼠；养得肥壮一点的狗或猫走离得稍远一点就很少能回来。衣服料子实际上是加工过的纸，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们几乎都穿旧的衣服，甚至是俄国人的制服，是从仓库或者哪个医院弄来的，是好几个死人穿过的；用旧麻袋做裤子也为数不少。

街上的陈列商品好象都被洗劫一空。泥灰象疮痂似地从颓圮的房屋上剥落下来，路上行人明显营养不良，勉强支撑着去工作，看了使人伤心。在平原地区，食品供应略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农民想到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自己的黄油、鸡蛋、牛奶。凡是能贮藏的食物，他都贮藏在自己的仓库房里，等待买主用好价钱上门来买。因此很快出现了一种新职业，即所谓囤积居奇。那些无业男子带者一、两个背囊，到农民那里挨家挨户收购，甚至乘火车到特别有利可图的地方去进行非法套购食品，然后在城里以四、五倍的价格兜售出去。农民开始很高兴，他们用自己的鸡蛋和黄油换来了这么多钞票，就象流水似的淌进家门，并把钞票在自己家里攒起来，但当他们带着塞得满满的皮夹到城里购买商品时，他们愤怒地发现自己要买的长柄镰刀、铁锤、锅炉的价格在这期间已上涨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们为自己的食物只多要了五倍的价钱。从这时起，他们只准备把自己的食品换成工业品，并要求等价交换，以物易物；自从人类进入战壕从而有幸重温洞穴生活以后，现又摆脱了流通千年之久的货币，回复到原始的物物交换。一种怪诞的买卖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把农民可能缺少的东西拖去卖给他们，诸如中国的大瓷花瓶和地毯，剑和猎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各种装饰品；因此，如果你走进一户萨尔茨堡的农家，就会看到有一尊印度菩萨正在凝视着你，使你大吃一惊，或者发现一具竖放着法国皮面精装书的洛珂珂式书柜，新主人对这种书柜感到格外的自傲，洋洋得意。

真正的精装书！法国的！他们鼓着双腮，炫耀他说。要物不要钱，已成为口头禅。有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褪下自己的结婚指环和身上的皮带。

最后，为了制止这种实际上只对拥有实物的人有利的黑布买卖，政府进行了干预。每一个省都设立了关卡，缴收那些铁路上和骑自行车的囤积居奇者的货物，然后分配给城市的食物供应机构。囤积居奇者用仿照美国西部的走私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贿赂那些自己家中有挨饿的孩子的检查人员的办法作为回答。有时候也会出现用左轮枪和匕首进行真正搏斗的场面。那些小伙子经过在前线的四年训练，已能熟练地使用刀和枪，在平地上逃跑时也会利用军事上进行自身掩护的那一套。这种混乱的局面一周比一周严重，居民们也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越来越觉得货币一天一天地贬值。邻近的几个国家已用自己的纸币替换了奥匈帝国的纸币，并把兑换老克朗的主要负担，或多或少转嫁给了可怜的奥地利。在居民中失去信用的第一个标志是硬币见不到了，因为一小块铜或镍对于光印几个字的纸张来说总归是实物。国家虽然开足马力印钞票，以便按照靡非斯特的办法造出尽可能多的人造纸币，但是仍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座城市、每个小镇，乃至每个村庄都开始为自己印刷纸币，这种纸币到了隔壁的村庄就会被拒绝接受，后来终于真正认，识到这样的纸币毫无价值，多半被干脆扔掉了事。我觉得，如果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把先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的通货膨胀的所有阶段清清楚楚地描写出来，情节之扣人心弦不难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因为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新奇。不久，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值钱的。

物价任意飞涨；在一爿及时涨价的店铺里，一盒火柴的价钱会高出另一爿店铺二十倍，只不过那爿店铺的主人老实、心肠不黑而仍按头一天的价格出售货物罢了；为了报答他的这种诚实、店铺在一小时之内货物倾空，因为人们奔走相告，每个人都奔跑去购买那里出售的货物，也不管良己是否需要。即使一条金鱼，或者一只旧的望远镜，也总归是物，人人都要物而不要钞票。最荒唐的是房租收费比例与日俱增。政府为了保护租房人（他们是广大群众）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从而损害了出租人的利益。不久，在奥地利租一套公寓的中等套间，一年盼房租还不够一顿午饭钱；所以实际上全奥地利有五年或十年时间差不多等于自住房（因为后来连解除租房契约都不准许）。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荒唐和缺乏道德。出于爱国热忱而把自己节俭了四十年的积蓄买了战时公债的人顿时成了乞丐。

借债人全都不再还债。遵守分配用粮的人都挨饿；只有那些大胆超支用粮的人才吃得饱。善于贿赂的人路路可通；搞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谁按批发价出售货物谁就会被人窃取一空；经过仔细核算做买卖的人总是受骗上当。

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之中，再无规范价值而言。也不再存在什么道德，唯有这样一条准则：随机应变、八面玲珑、无所顾忌，跳上这匹疾驰的快马而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此外，当奥地利人在价值发生骤变之中失去任何规范时，某些外国人也看到在我们这里可以混水摸鱼。因为通货膨胀期间—这次通货膨胀持续了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唯一具有稳定价值的东西，就是外币。由于奥地利的克朗拿在手里就会象胶水那样流失，所以人人都想要瑞士法朗，美元；于是相当一大批外国人便利用这种经济形势，吞噬奥地利克朗的疲软躯体。奥地利被发现了，并且出现了外国人蜂拥而至的灾难性季节。

维也纳所有的大饭店都住满了那些吞食腐尸的秃鹫；他们什么都购买，从牙刷一直到农庄。他们把私人收藏的和古玩店里的古董收购一空，一直到古董的主人懊丧地发觉自己遭到的是一场抢和盗的浩劫。瑞士的旅馆小看门人，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进了环行大道几家大饭店里的贵族套间。这种事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我作为一个目击者可以用下列这样一件事实作证：萨尔茨堡那家着名的豪华宾馆—欧洲饭店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全部租给英国失业者住的，他们因为有充足的英国失业救济金，而在这里过着比老家贫民窟更便宜的生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诸如在奥地利生活费用和物品便宜之类的消息渐渐地不胫而走，于是，贪婪的新来客从瑞典和法国源源不断而入，在维也纳市区的街道上，讲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比讲德语的人还要多。甚至起初通货膨胀速度慢得多的德国—当然，起初慢得多是为了后来比我们的通货膨胀的速度还要快百万倍—也利用自己的马克来对付贬值的克朗。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我以最好的机会来观察那些每天路过的抢劫队伍。数以百计和数以千计的巴伐利亚人从相邻的城市和村庄象潮水似的涌到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清人缝制套服，修理自己的汽车，采购药品，找医生看病，慕尼黑的大商号在奥地利寄发国际信件和拍发电报，为的是能从邮资的差价中占到便宜。后来，德国政府终于采取行动，设立边境稽查站，以制止所有必需品不是在本地商店购买而是在价格便宜的萨尔茨堡购买。因为到最后，一马克在萨尔茨堡顶七十奥地利克朗用。同时，海关对奥地利出产的每一件商品实行没收。但是，有一种商品始终不受限制，那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拿着交易所行市表进行核算，看看是否能够由于克朗的贬值而使自己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价钱喝上比在家里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于是，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带着妻儿从费赖拉辛和赖电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能好好享受一下，灌满一肚子啤酒。每天晚上，火车站成了酪酊大醉、狂呼乱叫、打着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徒们的真正魔窟；有些喝得实在不能动弹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进车厢，然后列车满载着这群又吼又唱、发酒疯的人返口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多么可怕的报复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当克朗一旦稳定，而马克以天文数字大幅度下跌时，奥地利人也是从同一个火车站乘卒过来，在这一边猛喝便宜的啤酒，开始重演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

这种在双方通货膨胀之下发生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因为它也许是从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诞地把那几年的整个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开销数百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汽车，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价—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就个人来说，变化都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大量发行纸币中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不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

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例如，我从未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忘记去看歌剧。去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为由于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剧要用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笔钱在从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内没有暖气，观众得穿着大衣看戏，并且靠和邻座的观众紧挤在一起来取暖；从前，场内的男人穿的是制服，女士穿的是长裙，相映成辉，而现在，场内是一片灰色，单调、暗淡！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星期是否能够继续演出，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而运来的煤仅仅只够用一个星期的话，在那座象皇家剧院那样富丽堂皇的豪华剧院里，一切显得倍加凄凉，乐队的演奏员坐在乐谱架旁，身穿破旧的燕尾服也同样显得暗淡无光。他们面色憔悴。由于一切匮乏而已精疲力竭。在那座变得阴森森的副院里，我们自己也象幽灵一样。当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徐徐拉开以后，演出从未有过那样精彩。每一个歌唱演员，每一个乐师都竭尽全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也许在这座可爱的剧院里，这是最后一次演出了。我们悉心倾听，精神之集中，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大家—千百万人在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那几年里部这样生活—在崩溃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使出了最后的力量。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过有象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不过，尽管如此，当我向某个人解释被洗劫一空、严重贫困、多灾多难的奥地利怎么会生存下来时，我真不知该怎么说好。当时，在它的右边的巴伐利亚创立了共产主义的议会共和国，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革命役有蔓延到奥地利来。当时确实不缺弹药，街道上到处游荡着半饥饿状态、衣衫褴褛的复员士兵，忿忿不满地目睹着那些靠战争和通货膨胀而起家的暴发户所过的可耻奢侈生活，兵营里已有一个红色卫兵营准备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对立的组织。当时只要有两百名坚决的人就可以拿下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可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事件。唯一的动乱只是一群不守纪律的人企图闹事，但被四五十个武装警察轻而易举地乎定了。所以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能源被切断、工厂、煤井和油田处于停顿状态的国家，这个被抢劫一空、仅仅依靠雪崩般下跌和失去任何价值的货币维持着的国家终于保存下来了，坚持过来了—这或许正因为它自身虚弱的缘故吧，因为人民肚子饿得太厉害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可能再去进行什么斗争；不过，这也可能是由于它自身有着那种极为神秘的、典型的奥地利的力量，即天生的和善本性吧。因为最大的两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尽管有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却在那最最困难的时刻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两党都作了妥协，以防止出现整个欧洲四分五裂的灾难局面。于是局面开始慢慢地得到整顿和巩固，并且发生了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异的难以置信的事：这个被肢解了的国家继续存在着，甚至以后希特勒来向这个在贫困中无比坚强的忠实民族征募兵员时，它曾准备起来扞卫自己的独立。

不过，这个国家终于没有彻底颠覆，仅仅是从表面上和从政治意义上讲，实际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发生。有一些东西随着军队的失败而被破坏了：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对权威从不犯错误的诚惶诚恐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自己那个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却在夜雾之中逃出国的皇帝吗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或者那些只会将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这些同役完没了进行押韵的诗人们吗当现在硝烟在国土上消散、疮痍满目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念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视为棘手的问题而宣布取消，那么国民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人，那些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于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签订的和约是糟糕透顶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当时的和平曾为历史提供了实现正义的一种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各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项计划。可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原来的利益把那项伟大的计划付之东流了，把它撕成了毫无价值的碎纸片。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的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起最后的力量；这一诺言已经为了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战争狂而不屑一顾地被彻底抛弃，他们表面上承诺了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后仍然重演着秘密谈判和签订密约的故伎，并且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发觉自己受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受骗了，回到家乡成了乞丐的士兵们受骗了，所有那些出于爱国热忱认购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我们所有那些梦想出现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都受骗了；我们终于知道，那场旧的战争赌博已由那些原来的赌徒或者新的赌徒重新开始；而我们的生存、幸福、时间和财产都成了那场赌博中的赌注。

如果整个年轻一代的人是怀着怨恨和鄙视眼看着他们自己的先是战败尔后得到和平的父辈，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搞糟了难道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预见到难道不是做们把一切都估计错了如果新的一代因此而失去了任何尊严，他们怨恨和鄙视自己的父辈，不是很容易理解么整个新的一代青年都不再相信父母、政治家和教师了；他们对国家的每一项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投以怀疑的目光。战后的一代无情地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观念，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告别旧的过去，生气勃勃地走向未来。随着这年轻的一代，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开始了。不言而喻，开始的时候都不免过分。凡是和这年轻一代不同龄的人或事统统都在破除之列。十一二岁的孩子不象从前那样跟着父母外出旅行，而是以两性为基础组织在一起，作为候鸟协会的成员集体漫游全国，直至意大利和北海。学校里仿效俄国的榜样成立了监督教师的学生会。教学计划被彻底推翻，因为孩子们只应该并只愿意学他们喜欢的内容。纯粹出于对造反的兴趣，对任何有效的形式都要造反，甚至违背自然的意志，造男女永远有别的反。姑娘们剪去长发，风行有刘海的小男孩发型，简直无法把她们和小男孩辨别；青年男子为了显出女性的娇媚始终把胡子剃得精光，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和女子之间的同性恋，不是出于内在的欲望，而是作为一种对自古以来合法的、正常的恋爱形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种表现形式都竭力给自己染上激进和革命的色彩。艺术当然也是如此。新的绘画宣告伦勃朗、贺尔拜因和委拉斯开兹所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而开始光怪陆离的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的尝试。音乐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象性，语言中的可领会性，所有这些不言自明的基本概念处处遭到唾弃。

德语中的冠词der,die,das不用了，句子的结构颠倒过来，采用直截了当和简明扼要的电报式风格进行写作，再加上色彩很浓的感叹词。除此以外，各种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即缺乏政治理论的文学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音乐固执地在寻找一种新的调性和分离节拍。在建筑艺术中，盖房的程序改成了从里向外。在舞蹈方面，华尔兹不见了，只有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时装款式在竭力强调裸露的原则下愈来愈荒唐。剧院里，演员穿着燕尾服演《哈姆雷特》，企图创造标新立异的戏剧效果。在各个领域开始了一个大胆试验的时代，期望一蹴而就，超过以往一切既成事实、变化和成就。一个人越是年轻，越是学得少，显然和各种传统越是没有联系，因而也就越受欢迎—青年一代终于成功地对我们父辈们的世界进行了大报复。但是我觉得，在那种的疯狂的儿戏般的变化之中，可悲而又可笑的事莫过于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惊慌失措，他们害怕自己被人超过而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他们也绝望地赶紧装出一副敢打敢冲的假面孔，想迈着笨拙的步履，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走人最明显不过的歧途。老实、敦厚、胡须灰自的大学教授在他们如今已卖个出去的旧的静物写生上画上象征性的各种立方体和六面体，因为年轻的校长们（现在到处物色年轻人，能物色到最年轻的人更好）把所有其他的绘画都视为太古典主义而从画廊里清除出去，送入仓库。用完整、清楚的德语写了几十年的作家也跟着把句于写得支离破碎，以积极精神违反语法。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上讲授卡尔马克思。上了年纪的宫廷舞女裸出四分之三的肉体，僵碑似地扭动着，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柏格的《升华之夜》。老年人惊惶失措地到处追随最时髦的风尚。使自己变得年轻，迅速创造出更激进和前所未有的流派，最好能隔夜翻新，这一切顿时成了唯一的虚荣心。

这是一个多么狂热、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和难以置信的时代呵！因为在那几年里随着货币的贬值，奥地利和德国的其它一切价值观念也都在下降。

那是心醉神迷和大昏地暗的时代，是焦躁和盲从的一次混合。一切奇谈怪论和不可捉摸的东西，如通神学，神秘学，招魂学，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笔相学，印度的瑜珈和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吗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富有刺激性的东西部在当时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场。戏剧作品中充斥乱伦和弑父的题材。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极端的题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谴责。但是，我却不愿在自己的一生中，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错过那个混乱的时代，就象每次思想革命兴起之时总是不顾一切向前猛冲那样，那混乱的时代荡涤了旧传统的污浊空气，消除了多年的紧张气氛。不管怎么说，时代的大胆实验毕竟起到了宝贵的推动作用。虽然偏激和过分的做法使我们诧异，但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责备和鄙视地否定那个时代，因为从根本上讲，那年轻的一代企图弥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袖手旁观所贻误的一切—纵然做得过于急躁、过于激烈，他们内心深处的直觉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战后的时代必须不同于战前的时代，而且必须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年长一些的人在战前和战时所盼望的么只不过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后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反对世界上新的危险的政治伎俩。虽然还在和谈期间，以自己的长篇《火线》而赢得世界声誉的昂利巴比塞就曾试图本着和解精神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那个团体将自称清醒社—意为头脑清醒的人们。它要把所有国家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起来，誓为反对今后任何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斗争。巴比塞曾委托我和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充满着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情绪。只要莱因兰、萨尔和美因兹桥头堡仍旧由外国军队占领着，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思想，希望甚微。不过，如果巴比塞没有在困难时丢下我们不管，那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高尔斯华绥以笔会的形式实现了这样一个组织。巴比塞在俄国之行中广大群众向他个人表现的热情，使他坚信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民主不可能导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唯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设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所以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的激进化的做法。于是这项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吹。我们在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往往由于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断遭到失败。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搞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看来，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是已经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不会象猴似地投他们所好。我的早期作品连我自己都不再喜欢，在我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一本都不让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我还要等待，直至各种主义的激荡浪潮退却。我觉得，我的不尚虚荣有利于我的澹泊宁静的心境。正因为此，我开始写一套忙了多年的关于世界的建筑大师的丛书。我抱着完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写了象《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一些中篇。现在，在我周围的土地上，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恢复正常，所以我也不能再犹豫；一个我可以超脱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先前开始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而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该是实现承诺和考验自己的时候了，或者是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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