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烦的中学生活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结束。我们勉勉强强通过了毕业考试—因为我们对于数学、物理以及那些经院式的烦琐课程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可校长却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向我们这群身穿庄重黑礼服的毕业生表示他的祝贺，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今后应兢兢业业为祖国增光。随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友谊也就烟消云散了。从那以后我只再度相逢过少数几个在中学时代风雨同舟的伙伴。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寻找职业和工作的人只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们。

因为在那已经消逝的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有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荣耀，当上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某些特权，从而使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对于这种古老的离奇现象，在德语国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了解的，因此需要对这种离奇现象的荒诞性似不合时宜性作一番解释。我们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那个时候从事学术生涯，是被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就得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大学里来搜捕人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制的服装。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人们承认他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习俗或者说恶习的帮派。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的逐渐民主化，当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其他种种帮派和行会日趋式微而解体时，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们也早已在全欧失去了这种特权地位。然而唯有德国和这个操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依然一直凌驾于民主之上。大学生们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还想把特权扩大，使之形成一种大学生们的特殊惯例。一个操德语的大学生觉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荣誉之外，首先应该享有一种大学生的特殊荣誉。因此，要是谁侮辱了他，谁就必须答应决斗。也就是说，非用武器决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证明自己也有权进行决斗的话。

所谓有权进行决斗，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本身，显然不是指某个商人或者某个银行家，而是指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或者军官才能享有这种和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年轻人进行击剑的特殊荣誉，这种荣誉在几百万人中间也难得有第二个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证明自己具有这种男子汉气概，也无非是为了标榜启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他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这种英雄行为的真正标记—剑刺的伤疤，让人看得一目了然，光滑的面颊、一个没有伤痕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分是不相称的。所以，属于某个大学生联谊会的大学生，即那些衣帽上佩带有色标记的大学生，必须经常去寻找新的对手，为此他们有时互相挑战，有时向其他一些安分守己的大学生或者军官们不断寻衅。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这种联谊会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光荣的主要活动形式。此外，他还要信守团体的各种惯例。每一个新来者被称之为一年级新生，由联谊会的某一个师兄帮带，他得像奴隶似的听从这位师兄。而这位师兄则要教会他去适应那种高贵的品尝艺术：点滴不剩地一口气喝尽一大杯啤酒，一直喝到呕吐为止，从而十分光彩地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有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吼大叫地高唱大学生歌曲，或者在夜间成群结队喧嚣着穿过街道，嘲弄警察。而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志气派。每当星期六联谊会的大学生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出去闲逛时，这些头脑简单、对自己的行为盲目引为骄傲的年轻人似乎觉得他们就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们蔑视那些对这种大学生的文明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一窍不通的庶民。

对一个刚从外省来的中学生—个初到维也纳、未经世面的小青年来说，这种充满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

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里、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也还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怀着兴奋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挂在屋子里的剑和彩色袖章。他们骄傲地把自己脸上的剑击伤痕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而又残忍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带有这类标志的货色时，我们就会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因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一个好斗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就能保证他得到这个组织的元老们的提携，使他日后得到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对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对奥地利的大学生来说，参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途径。所以，那些绝大多数的英雄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的有色袖章将来会替他们补偿在大学的紧张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额角上的几道剑击伤痕在接受任命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起作用。不过，单是那副军国主义党徒的粗暴神气，那种带着伤疤而无事寻衅的面孔，就已经使我在跨进大学的教室时兴味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欲的大学生们也都是尽量规避这一帮可悲的英雄们。他们去学校图书馆时宁愿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后门，而不愿穿过大讲堂，为的是不愿碰见这一帮家伙。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经全家商量早已决定了的事。但究竟学哪种专业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哥哥已进入父亲的企业。因此，对于第二个儿子的事似乎也不那么迫切了。只是为了家庭的荣耀，最后非要弄到博士学位不可。至于专业么，哪一种都行。奇怪的是，我对自己学哪一种专业也无所谓。对我这个早已把心献给了文学的人来说，哪一种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甚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的情绪至今仍未消除。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最好的大学，这个埃默森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但他仍然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

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过无数这样的事实：一个旧书店的店员对于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一些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总是比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各种领域里的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有六七千大学生的大学，人满为患，教师与学生之间那种有益的个人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妨碍，而且曲于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会对我具有魅力。因此，让我自己选择的范围也就并不存在。应该倒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痛，能在我自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决定选择哲学专业，或者按照我们旧的概念范畴，不妨说我选择了严密的哲学。然而这实在不是出自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很差。我的思想无一不是从具体的对象、事件和人物形象发展而来。一切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但是哲学中那种纯物质的领域则毕竟极为有限，因此去听这种严密的哲学课程或参加讨论倒是最容易混过去。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大学的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去研究文学艺术人生大学。

当我现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像我刚上大学时的那种上学而又不上课的幸福时刻是为数不多的。我当时还年轻，因而还没有那种责任感和事业心。

总的说来，我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读书、写作、一切随自己安排，无需向任何人尽责。晴朗的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因为三年时间在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看来，是多么漫长！多么充裕！在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乐和收获！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用我的话来说），编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我这样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十九岁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设拉子的玫瑰油还要香。不管哪一家报纸，只要发表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奋。难道我现在不正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本诗集吗那些比我自己还要充满信心的同学们的鼓励终于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冒昧地直接将诗稿寄给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时出版德语诗歌的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者，同时也出版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崭新的德语抒情诗。不久，那些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就接踵而来—这种幸福时刻在一个作家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是不会再体味到的。一封盖着出版社印章的信送来了—这是奇迹和吉兆！我激动地把它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把它启封。而当我读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后着作的优先权的那一瞬间时，我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一包第一校的印样寄来了，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拆开邮包，看着那排印的铅字、版式和书的毛本。几周之后，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随后就像孩子似的到几家书店去转悠，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书，是摆在书店中央呢，还是摆在角落里。以后的事么，就是期待从各方寄来的信，期待最初的评论，期待从某个不相识的人、某个料想不到的人那里获得最初的反应—个年轻人当他第一部着作面世时，都会有这种我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我的这种陶醉只不过是对最初时刻的迷恋，而绝非自满。我以后不仅没有再重印我的《银弦集》（这是我那已一去不复返的处女之作的书名），而且也不让其中任何一首诗选入我的《诗集》，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证明我对自己的最初诗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诗句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

诚然，为了引起同行们的注意，这些诗篇表现了某种音乐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说我没有受到足够的鼓舞。当年着名的抒情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象，同行似的衷心赞誉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里尔克把他的新诗集的单行本寄给我，作为对我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以后我还把里尔克的书当作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又在哪里呢）。

尽管我最后心里有点阴沉，觉得里尔克赠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也是我收到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惊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除了里夏德施特劳斯之外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能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就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自己的这首或那首诗—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却和舍弃了的诗句却由于一位大师的这种兄弟艺术而流传下来。

这些出乎意外的赞许尽管也带着坦率友好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产生了作用，使我有勇气采取由于自己信心不足而从来未采取过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早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一些诗歌以外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和评论。但我却从来不敢向一家影响极广的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也只有一家大报，那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无论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声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有所影响，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文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准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文报纸而竭尽全力。当他崇拜某一位着名作家时，就会不惜代价，接连给他发去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且预支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增加文学副刊，刊登当时最着名的文学家的全部着作的目录。阿纳多尔法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纳就会值此机会在这家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为指导全市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它的态度是有节制和谨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在这座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席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副刊。

像巴黎有名的日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即变的政治消息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登载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评的权威人士才能在副刊上有发言权。只有当一个作者具有透彻的判断力、多年的经验、娴熟的文笔，并经过几年试用之后才能到这种神圣之地来担任副刊的主编。就象圣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利克是《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着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在维也纳能否获得成功，从而也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他们讨论、评议、赞赏或者持敌对态度。倘若在那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间突然冒出一个新名字，那就简直象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轻一代的作者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培尔曾以他的几篇优美文章偶尔在那里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轻作者就必须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学刊物上去发表。谁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写文章，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

在我父辈们的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悬一位圣贤，而我竞把一首小诗投给该报，我今天已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不过，我最终遇到的却不是简单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一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是在下午二点至三点的一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着名撰稿人，只有极少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个局外人的投稿。我顺着旋转式的小小铁扶梯走到他的办公室时，心怦怦地跳着。我请人进去通报，几分钟之后侍役回来，说副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人在犹太族人民的命运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发生过何等重大的转折作用。

在那个时候，他的态度还是矛盾和暧昧的。他曾以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然而很快就显露出一个报人的杰出天才，他先出任驻巴黎的记者，以后才成为《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他的文章富于敏锐和常常是明智的观察力，笔调优美，高雅而妩媚，无论是轻松的还是批判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气度。就我记忆所及，在记者们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文章是最有文化修养的，能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善于挑剔的人们为之倾倒。他也曾有一出戏剧在城堡剧院演出过，并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名人，被青年们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一直到那发生意外的一天。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来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尽管这个人想在命运面前躲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曾在巴黎目睹过一桩令他内心震撼的事，这也是使他一生发生变化的许多时刻之一：他作为一名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经过，他看到人们如何将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尽管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大声叫喊着：我没有罪！在那一瞬间，赫尔茨尔内心深深知道德雷福斯确实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变嫌疑，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正直、见义勇为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忧虑。甚至那种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整个悲惨命运，虽然在当时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由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识极其丰富，一点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仪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学时就提出过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幻想计划，甚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总是沉醉于戏剧性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将领着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堂，用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一劳永逸地从歧视和仇恨的厄运中拯救出这个被驱赶和没有祖国的民族。然而，他不久就认识到这项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经过几年工作之后，他终于不再去注意这个他自认为是他毕生责无旁贷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当德雷福斯受到贬黜的时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受到歧视，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种族隔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到***，那就骄傲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蒙受苦难，那我们就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的忍让，对犹人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当这本剑拔弯张的薄薄的小册子问世时，我还正在上中学，不过我仍能清楚记得它在维也纳犹太人的资产阶级圈子里所引起的普遍震惊和恼怒。他们不快他说：这一个如此能干、又有风趣、具有文化修养的作家想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蠢话干这样的蠢事我们干吗到巴勒斯坦去我们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之下我们不是生活得蛮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得挺体面，地位挺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吗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可爱的维也纳的世代居住和忠实的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而且想帮助犹太教的人要把证据白白送给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呢现在，每天每日都在把我们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融为一体，而他，为什么要想把我们和这个世界隔开呢于是犹太教的传教士激动得离开了布道坛：《新自由报》的领导人绝对禁止在他的进步的报纸上说起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竭尽恶毒讽刺之能事的卡尔克劳斯还写了一本名为《锡安山上的国王》的小册子。所以当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有一次走进剧院时，全剧院的观众都发出喃喃低语的讽刺声：陛下驾到！起初，赫尔茨尔觉得可能是自己被人误解了。他多年来一直受到维也纳人的爱戴，因而认为维也纳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维也纳人怎么会抛弃他，甚至嘲笑他呢。可是回报他的竟是如此愤怒和激昂的声音，这种突然的变化简直把他吓坏了。他无非是写了几十页的文字，却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远远超出他意料之外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不是来自那些在西方过着舒适安逸生活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和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尔茨尔没有料到，他用自己那本小册子重新激起了流落异国的所有犹太人的那种快要熄灭的热烈向往，实现在旧约中已谈了千年之久的弥赛亚的复国的梦想—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使那些被践踏、被奴役的千百万人觉得人生尚有意义的唯一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中，一个先知或者一个骗子的话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所有人心激奋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的声势浩大、会有如此咆哮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人用他写的几十页的文字把一盘散沙似的、争吵不休的群众团结起来了。

当这种构想尚处在梦幻似的没有确定形式的最初时刻，肯定也是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旦当他开始在现实生活中确定目标、积聚各种力量时，他就会立刻发现他的这种犹太民族在各族人民和各种命运中间显得多么不协调。这里的犹太人信教，那里的犹太人不信教；这里的犹太人奉行社会主义，那里的犹太人奉行资本主义。他们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着，都不愿意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当一九○一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时，他正处在这种斗争中间，也许还包括着他同自己的斗争。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放弃这个维持自己生活和赡养家庭的职位。他还必须把精力分散在小小的记者生涯上，这项任务是他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副刊编辑特奥多尔赫尔茨尔。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向我问候，我不禁发现，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含有讽刺意味的译名还真说得有点道理。他那宽大的高高前额、面部线条清楚，黑得几乎发青的教士式的胡须、深褐色的忧郁眼睛，真有一副国王的神气。他那有点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儿都不显得做作，因为他那副至高无上的威严神气使得他的这种举止显得十分自然，不需要利用这种特殊场合在我面前故意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子。在这间狭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堆满了纸张的旧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办公，好似一个贝督因人的部落酋长。他身穿一件飘动着的贝督因人的白色无袖外套，穿得是那样自然，就好象穿着自己那件按照巴黎式样精心裁剪的燕尾服。在他有意识地作了稍稍间歇之后—正如我以后经常看到的那样，他喜欢这种短暂的间歇所产生的小小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城堡剧院里学来的用那倨傲然而却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来。他一面指着身边那把软椅示意我坐下，一面问道：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看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后背一靠，说道：

那么您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大作我说我很愿意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他看了一下封页，从第一页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为的是要估计一下有多少篇幅。

然后又把身子靠在软椅背上，似乎比刚才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在开始我的手稿（因为我事先并未预料他会这样）。他看得很慢，总是一页一页地往下翻，而不抬头向上看一眼。当他阅完最后一页之后，缓慢地把手稿叠好，细心地将它放进一个文件袋，并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当他用这些神秘莫测的动作把我置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后，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我很高兴能告诉您，《新自由报》的副刊将发表您的这篇漂亮散文。那种气氛简直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的中士胸前一样。

看起来，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才会懂得，他的这种提携意味着一个人将从此平步青云。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将会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流之列。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这初次见面的时候趁就一直对我多加关照，同时他自己也利用这个与我相识的偶然机会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艺术已趋袁微。恰恰相反，在维也纳，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呢，他们当中将会出现佼佼者，这时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着名的人物率先为我能获得令人瞩目因而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制造舆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决定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确实不愿和他贴在一起。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党内的同志对他那种不尊的态度使我和他疏远开来—那种不尊的态度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根本不懂犹太精神，且至连犹太人的风尚习俗都一窍不通。那些国民经济学家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他的理由，而且采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礼貌的。我知道，当时那些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却亟需教育。

那个小圈子里的争论不休、敌对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诚、端正的组织关系使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我以前出于好奇心接近过这个运动，那仅似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当我们有一次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我公开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苦笑着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对儿戏似地讨论问题、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争吵已习以为常了。在两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犹太人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世界创造真正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现在才学习那种必要的献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学会这种献身精神，因为我毕竟还要不断地给副刊写文章，毕竟还是《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我的职责是只能在报纸上宣扬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的想法。不过，我正处于改变自己这种现状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学习完全的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的这席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赫尔茨尔久久不能下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后来甚至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私人财产，不过，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那一席谈话，还有他的许多日记都表明，陷于内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么痛苦。

从那以后我曾见过他多次，不过，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会面是值得回忆和难以忘怀的，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从国外回来我在国外时和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有一天，我终于在市公园遇见了他。他显然是从编辑部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从前那种飞快的步伐。我礼貌地向他问了日安，想匆匆走过。但是他却迅速向我迎来，一边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老躲着我

这根本不必要！他说我能这样经常到国外去很好。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勇气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构想。纵然有这种设想，也早被他们毁于萌芽状态之中。好在这种构想是从国外带来的，一切都在国外想好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懊丧地抱怨起维也纳来，他说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外。尤其是从东方，现在又从美国，得到的都是促进力量，不过他对自己的事业已感到十分厌倦了。

他说：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动手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时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说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是多么痛苦。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就像我的意志那样坚强，那么一切都好说。可是逝去的年华是再也赎不回来的。我陪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来，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这里来您从未到家来看我。只要您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抽得出时间！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上坟墓。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怀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之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一趟列车，不管白天黑夜，都载有从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和东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省份和各个小城市涌到这里，脸上还带着闻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争吵不休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这里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之中，只有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显出是必将获得胜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的绝望之中涌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种激烈的、令人销魂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我有幸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行列，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从此获得了家庭对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双亲对文学本来就不甚关心，也从来没有自己的l判断。所以在我的父母看来，就像维也纳的所有资产阶级一样，《新自由报》赞扬什么或谴责什么和不理睬什么，都是重要的。他们觉得《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因为无论是谁，只要在该报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会引起人们的尊重。一个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视着这份最最重要的报纸的家庭，一旦当他们在某一天的清晨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在学校里不冒尖、不完全循规蹈矩的十九岁的年轻人所写的东西居然被当作无害的儿戏之作而乐意地采用了（这总要比玩牌或者和轻佻的姑娘们调情要好），在那些着名的和有经验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让（迄今在家中并不受到十分重视）的他来发表意见。这时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即使我能写出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最美的诗也不可能使周围的人对我如此刮目相待；从前，当我走进剧场时，总有人对那个神秘莫测的本亚明指指点点—他曾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挤进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现在，由于我经常、几乎是按期在《新自由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也很快遇到了有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险。好在我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

一天上午，我告诉我的父母我下一学期将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父母喜出望外。全家的人都尊重我的这一愿望，或者确切点说，他们是对《新自由报》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我有了这块金字招牌护身，所以他们也就不好不成全我的意愿。

当然，我并没有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求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种更彻底的自由。我总觉得在维也纳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我往来的那些文学界的同行们几乎都和我一样，来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阶层。在这座相互之间了解得一清二楚、天地狭小的城市里，我必然永远是个优裕家庭的少爷，然而我对这个所谓上流社会阶层却已十分厌恶，我甚至愿意到所谓劣等社会阶层中去寻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时，从来不去看大学的课程表，也不知道是谁在讲哲学。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在我们那里的新文学更繁荣、更充满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见戴默尔以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柏林不断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曲艺场和剧院落成，总而言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来说，在柏林总有点儿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到达柏林的。自一八七○年柏林从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庶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京城以后，这个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地方突然繁华起来，可是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领导中心却还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拥有无数的画家和诗人，自然是艺术的中心，就音乐而言，是德累斯顿的歌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那些诸侯国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艺术的特长。尤其是维也纳，凭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在文化艺术方面至今还远远超过柏林。不过，随着近几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也开始揭开新的一页。规模巨大的康采恩、资财万贯的家族纷纷云集柏林。新的财富和伴随而来的强大冒险精神，为该地的建筑业、剧院的兴建开辟了其他德国大城市所没有的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圣谕保护之下，各种博物馆开始扩建；剧院找到了像奥托布粒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恰恰由于柏林缺乏真正的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着青年人来此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到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对青年人以及他们的大胆尝试总是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而在柏林却可以进行新的探索，因为它正想迅速为自己塑造一个有个性的形象。所以，青年人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一起涌向柏林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之中那些赋有天才的人自然会在这里取得成就。维也纳人马克斯赖因哈德为了谋得一个职位，不得不在维也纳耐心地等了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获得了职位。

当我到达柏林的那一会儿，恰好是这座城市由一个普通的首都变成世界名城的时期。但是由于伟大的祖先把维也纳装扮得如此美丽，所以按照它的标准来看，柏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学习市容，关键是发展新型建筑，而不是发展故意摆阔气的动物园，然而新型建筑在柏林才刚刚开始。构成市中心的还是那两条建筑造型单调、豪华得不得体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象维尔默村、尼克拉湖以及施特格利茨这样一些郊区，只有乘着有轨电车，慢慢腾腾地才能到达。谁要想去欣赏一下郊外的美丽风光，在那时就象是一次探险旅行。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没有像我们维也纳格拉本大街上的那种环城游览。由于普鲁士古老的节俭精神，柏林全然缺乏那种高雅时髦。妇女们穿着自己裁剪的、毫无风姿的服装去剧院。不象维也纳和巴黎人讲究奢侈挥霍，即便钱财告罄。仍然装得十分阔绰。在柏林处处使人感觉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那种近乎吝啬的勤俭持家；咖啡是淡而无味的，因为要尽量节约咖啡豆：饭菜不可口，引不起食欲。在我们维也纳到处都是音乐歌声，可是在柏林唯有到处于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譬如说，我在维也纳上大学时租住的那间房间的女房东和柏林的那位女房东截然不同，我觉得这是最典型不过的例子：维也纳的女房东是个活泼、爱说话的女人，她并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得于干净净，粗心大意，丢三落四，但为人热心，助人为乐。

柏林的女房东倒是无可拾摘，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当第一个月结账时，我发现她用干净的斜体笔迹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要算钱。例如，她为我缝了一个裤子钮扣要三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一共要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十分可笑，但是几天之后我自己也不得不折服于这种令人不快的普鲁士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记录了现金支出帐目。

我来柏林的时候曾带了不少维也纳的朋友们为我写的介绍信，但是我没有用过一封。因为我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到柏林来，目的是为摆脱那种资产阶级的安逸而又束缚人的环境，能独立生活，不愿再和那个阶层的人打交道。

我只想结识那些和我的文学情趣相投的人，而且尽可能认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我毕竟没有自读那些浪漫文人的作品，刚满二十岁就想体验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我不必花很长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放荡不羁、气味相投的社交圈子。早在维也纳时，我就和柏林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现代人》—它几乎用讥嘲的口吻自称是同仁团体—合作了。该报的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各傅夫斯基。这位年轻的诗人在他早逝之前不久建立了一个名为后来者的社团。

社团，的名称对青年一代很有诱惑力。它每周在诺伦多夫广场旁的一家咖啡馆的二楼聚会一次。在这个巴黎丁香园式的盛大聚会上，各色各样的人济济一堂，其中有作家、建筑师、假冒风雅的半吊子、新闻记者、打扮成工艺美术家和雕刻家的年轻姑娘们、到这里来提高德语的俄国大学生和满头淡黄色金发的斯堪的那维亚女士，还有来自德国各省的人物：骨骼健壮的威斯特法伦人、憨厚的巴伐利亚人和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大家济济一堂，进行激烈的争论，不受任何约束。间或也朗诵一些诗和剧本，但对所有的人来说，主要是在这里彼此结识。令人感动的是，在这些自诩为浪漫文人的年轻人中间，还坐着一位象圣诞老人似的胡须灰自的老翁，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希勒。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眯着他的蓝色眼睛，慈祥地望着这一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他总是穿着一件灰色风衣，用以掩盖身上那套虫蛀的西服和非常邋遢的衬衫。

每当我们簇拥着他，要他朗诵点什么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手稿，朗读自己作的诗篇。那完全是别具一格的诗，是一个天才抒情诗人的即兴作品，只是显得过于松散和过于巧合罢了。这些诗是他在电车上或者在咖啡馆里用铅笔写下的，一写完也就忘却了，所以当他朗诵时总是费劲地从那张涂涂改改的纸条上辨认自己写的字。他从未有过什么钱，却从不为钱发愁。他一会儿到这家寄宿，一会儿到那家作客。忘却尘世，淡泊功名，好像使他懂得了一点人生真谛。谁也弄不清楚这个善良的山野樵夫是何时和怎样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侦，也不知道他到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既不想成名，也不想煊赫。他只是想在这里生活得更加无忧无虑和更加自由自在，这当然是出于他的那种诗人的梦想，我以后还见过像他这样的另一个人。那些好出风头的与会者围在他的四周，大声暄哗，高谈阔论，而他总是和蔼地倾听着，从不和任何人争论，有时候举起酒杯向某人表示友好的问候，但几乎不介入谈话，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就在这样一片喧嚣混乱之中，他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头脑中寻觅诗句，尽管此时此刻根本不可能有诗句产生。

也许是这位淳朴的诗人—他今天即使在德国也几乎已被人们忘却所体现的那种真挚、天真感情使我不再介意后来者社团所选出的那个理事会。而正是这一位诗人的思想和语言后来决定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的鲁道夫施泰纳，就是继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之后我遇见的又一个命中注定想以充当千百万人的指路人为己任的人。施泰纳是人智学的奠基人，后来他的追随者为发展他的学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学校和研究院。可是他本人却不像赫尔茨尔那样具有领袖气质，而更富于魅力。他那双眼睛好象蕴藏着催眠力，我听他讲话似乎不盯着他看注意力更集中，因为他那副精神矍铄但却像苦行僧似的瘦长面孔确实不仅会使妇女们着迷。当时，鲁道夫施泰纳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学说，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探索者和求学者。有时候他给我们讲解歌德的颜色学。歌德的形像在他的讲述中愈来愈显得象浮士德和巴拉塞尔士，听施泰纳讲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他学识丰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仅仅限于文学方面的人来说更是显得博大精深。听完他讲述或者有时候同他进行私下交谈之后，我往往是怀着既兴奋又有点阴郁的心情回家。尽管如此，如果我今天扪心自问：我当时是否已经预感到这个年轻人以后会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发挥如此大的影响，我不得不惭愧地回答说：没有。我只期待着他那种探索精神会在自然科学方面获得巨大成就，如果我听到他用直观方法在生物学上有了一个伟大发现，我决不会感到奇怪！只不过当我许多年之后在多纳赫看到那座雄伟的歌德大楼—智慧学校（这是他的学生捐赠给他的柏拉图式的人智学研究院）时，真有点感到失望，他的影响竟渗透到如此广泛的现实生活之中，甚：至在有的地方变为老生常谈。我不敢对人智学妄加评论，因为时至今日我也弄不清楚人智学到底是研究什么和有什么意义。我甚至这样想：人智学之所以有诱惑力，主要不在于这种学说的思想，而在于鲁道夫施泰纳这个富有魅力的人物。具有这样一种吸引力的人物，当他还能以友好的、不以权威自居的态度同年轻人交谈时，我就有幸同他相识，这对我来说至少是不可估量的收获。我从他的富有想象同时又十分深奥的学问中认识到：真正的渊博知识不是象我们上中学时所想象的那样，依靠泛泛地读书和讨论就能获得。而是要通过常年累月的刻苦钻研。

不过，在那个友谊很容易结成、而政治和社会隔阂尚不十分严重的开明时代，一个年轻人要想学到真正的知识，最好是向愿意共同进取的人学，而不是向已负盛名的人学，我再次感到，志同道合的热情将会结出累累硕果，当然，现在这种感觉是在一个比中学阶段更高的国际水平上体味到的，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出身于犹太人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志趣爱好只能是大同小异，或者说千篇一律。而在柏林的这个新天地里，年轻人都来自截然对立的社会阶层。有的来自上层，有的来自下层；这一位是普鲁士的贵族，那一位是汉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则出身于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庭。我突然间置身于这样一个也有衣衫褴褛、足拖敝屣的真正穷人的社交圈子，这是我在维也纳从未接触过的社会阶层。我和那些酒徒、同性恋者、吸毒者同坐一桌。我会一十分自豪地一同一个相当出名的、被判过刑的大骗子握手（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从而与我们这些作家为伍）。在我被带进去的小酒馆和咖啡馆里，拥挤着各种各样的我以为在现实主义的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而且一个人的名声愈坏就愈会使我产生一种欲望，想亲自和他相识。这种对危险人物的特殊爱或者说好奇曾伴随过我的一生。即便到了该慎重选择朋友的年岁，我的朋友还常常责备我不该同那些缺乏道德、不可信赖、真能使人丧失名誉的人交往。或许正因为我出身于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阶层，我在事实上对这个可靠的社会阶层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才使我觉得那些人都具有诱人的魅力。他们从不吝借和近乎蔑视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健康和名誉。他们是豪侠，他们是只知为了生存而毫无目标的偏狂人。也许人们会在我的长篇和短篇中觉察到我对他们这种豪迈本性的偏爱。当然其中还有他们那种异国他乡人的神秘色彩，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的强烈好奇心报以一种异国世界的礼物。

画家埃莫利林，这个来自德罗霍毕茨地方、信奉东正教的穷旋工师傅的儿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犹太人，从而使我了解到迄今未知的犹太精神的力量和顽强的信仰狂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为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尚未着名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章节。一名年轻的瑞典女子使我第一次见到了蒙克的绘画；我在那些（诚然是不入流的）画家们的画室里转悠为的是要目睹他们的画技。一名教徒还把我带到一间圣灵降临的小屋里去过呢。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丰姿多采，从不会厌倦。我在中学时只和那些纯粹的公式、诗的韵律和诗句打交道，而现在接触的是人。

我在柏林，时从早到晚和一批又一批新认识的人相处在一起。被他们所激励或者对他们大夫所望，苍至还受骗上当。我相信，我在柏林短促的一学期完全自由的第一学期—中所进行的社交活动要胜过以往的十年。

这种非同一般的广泛接触想必会大大增加我的创作欲望，好像这样才合乎逻辑。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在中学时代由彼此的激励而培养起来的高昂的创作自觉性令人忧虑地消失了。在我那本不成熟的诗集发表之后四个月，我简直不能理解我当时怎么会有勇气出版它。尽管我觉得那些在形式上精雕细琢的诗句应该说是好的和熟练的艺术品，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但是我总觉得它们的伤感情调是不真实的，同样，自从我在柏林和现实有了接触以来，我也觉得我最初发表的一些中篇带有洒过香水的纸张气味。那些作品是在全然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写的，用的是当时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技巧。所以我把那部带到柏林来讨好我的出版人的已经完稿的长篇付之一炬。这是因为在我亲眼目睹了现实主活之后，我自己那种中学生水平的判断能力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击。那种心情就像在学校里降了几年级似的。事实上我在第一部诗集出版之后，间歇了六年才发表我的第二部诗集，而且在隔了三、四年之后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戴默尔的忠告抓紧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我至今仍然认为，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从事文学翻译最能使自己更深入和更有创造性地了解母语的底蕴，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感激戴默尔。我翻译波德菜尔的诗；还译过一些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诗，夏尔范莱尔贝尔赫的一个小剧本和卡米耶勒蒙尼耶的《熟能主巧》。每一种外语都有自己独特的成语；这是翻译诗歌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正因为如此，翻译诗歌要求有丰富的表达能力，而在平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何把外语中最有特色的成语译成十分妥贴的对应母语，这种反复推敲的思索对我来说始终是当作一个艺术家的特殊乐趣。因为这种默默无闻、无人感激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养，而这种道德修养在我上中学时被轻率和鲁莽所取代。所以我现在尤其喜爱这种工作。

因为我从这种介绍显赫的艺术珍品的平凡的工作中第一次感到我确实在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没有辜负我来世一遭。

现在，我在今后的岁月中将走怎样的路，在我心中已变得清楚了，这就是多看、多学，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创作！不要带着仓促写成的作品来见这个世界，而要首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柏林以它强烈的醋液使我更加如饥似渴：我看了看四周，我的暑假旅行该到哪个国家去。最后我选中了比利时。

这个国家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之际在艺术上有了不同寻常的飞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超过了法国。象绘画界的克诺普夫、罗普斯；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米纳；工艺美术界的范德韦尔德；文学界的梅特林克、埃克豪特、勒蒙尼那，都显示出欧洲的巨大新力量。不过最使我入迷的是爱弥尔维尔哈伦，因为他为抒情诗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发现这位在德国完全不知名的作家的—官方的文学界长期以来把他和魏尔伦相混淆，就象把罗曼罗兰和罗斯丹相混淆一样如果说，单单只爱一个人，那么这始终意味着双倍的爱。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稍稍加以一点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事太多，瞬息万变，所以也就没有好记性。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伦这个名字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然而在当年。他是所有法语诗人当中第一个试图要像沃尔特惠特曼对美国作出的贡献那样对欧洲有所贡献：即要认识时代，认识未来。他早已开始热爱这个现代世界，并把它作为诗歌的题材。当其他人把机器视为恶魔，把城市当作丑恶，认为当时的时代缺乏一切诗意时，他却为每一项新的发明、每一项技术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他为自己有这种热忱感到高兴。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激情，他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一切都倾心。于是从最初的一些短诗中产生出伟大的赞美诗。《相互尊重友好》，这首诗是他对欧洲各族人民的号召。在我们今天这个极为可怕的倒退时代，已不再被人们所理解的当年整整一代人的那种乐观主义，首先在他的诗歌中得到表现。他的一些最佳的诗篇还将一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我们当年所梦寐以求的欧洲和人类的情景。

我是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到布鲁塞尔来的。可是卡米那勒蒙尼那，这位今天被世人不公正地忘却了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长篇译成德文）遗憾地告诉我，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而且现在他也不在家，为了弥补我的失望情绪，他热情地给我引见比利时的其他艺术家。于是我见到了老画家康斯坦丁默尼埃，这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工人和以表现劳动场面着称的雕塑师。在他之后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丰满红润的佛来米人倒是位和蔼可亲的人。他和他那位身材高大、性格开朗的荷兰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他给我看他的作品。我们在那个天气晴朗的上午谈了好长时间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很快使我的一切顾忌消失。我毫不掩饰地向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的目的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真遗憾。

也许我这样讲有点过分有点不太得体反正我察觉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都开始微微一笑，互相递了一下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会意的默契。我变得有点不自在了，想告辞。他们执意要留我吃午饭。他们互相传递着眼色，脸上又浮现出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这里有什么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秘密。于是我愉快地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室是在地面一层—突然明显感到有一个身影停在餐室的窗户前，这时才发现透过餐室的有色玻璃可以看见临屋的那一条街。听见有人用手指骨节敲打彩色玻璃的声音，同时门铃也蓦地响了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站起身来，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不过门已经开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脚步走了进来。原来是维尔哈伦！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张早已从照片非常熟悉的脸，维尔哈伦是常客，今天刚巧也要到这里来，所以当施塔彭夫妇听说我在这里到处找他而不得相见时，他们迅速地用眼色彼此会意：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是让我在他到来之际喜出望外！现在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对自己开的这种玩笑得意地微笑着。我第一次和他那只强健的手紧紧相握，第一次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平常一样，走进家门就好像有许多满心高兴的喜事要倾吐。他一边一口一口地吃着饭，一边开始讲述。他刚刚去会过朋友，并且去过美术馆，脸上还带着当时那种兴奋神情。他不管到哪里，不管遇到哪一件偶然小事，都会感到不亦乐乎。这已经成为他的不可改变的习惯。他侃侃而谈，眉飞色舞，用动人的感情描述着所讲述的事。

他说的第一句话就会把人们的心抓住。因为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愿意和每一个新相识的人交谈，而不是那种不爱答理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会向每一个新遇见的人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一天我和他初次见面时一样。我以后还高兴地看到过无数次他的这种为人对别人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当时他还一点都不了解我，就已经一见如故，那仅仅是因为他听说我喜爱他的作品。

午饭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件令人高兴的意外事。早就想为自己和维尔哈伦实现一项夙愿的范德施塔彭几天来一直在为维尔哈伦雕塑一具半身像，今天该是最后一次临摹。范德；施塔彭说，我的到来是他运气好，因为他正需要一个和一动不动坐着的模特儿聊天的人，这样就可以雕塑出一张正在说话和倾听的面孔。于是我盯着这张脸看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高高的前额，艰难的岁月在脸上布满了皱纹，栗色的卷发耷拉在储色的额角上，面部表情严肃。饱经风霜的褐色皮肤，轮廓显明的向前突出的下颚，狭窄的嘴唇上蓄着两撇很长的维钦杰托列克斯式的八字须，一双瘦削、灵巧而有力的双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强烈地搏动，显出有点紧张不安。象农民似的宽阔的双肩，好像支撑着他的意志的全部力量，相形之下，瘦骨鳞峋然而精神矍铄的头却显得太小了一些，只有当他大步向前走的时候，人们才会看出他的力量。当我今天注视着这座半身塑像时，我才知道它是多么逼真，完全抓住了他的特征。范德施塔彭后来的雕塑品都没有超过这件作品。它是表现一个诗人的伟大的真实纪录，是永不消逝的力量的纪念碑。

经过那三小时之启我已非常喜爱这个人，就像我以后一辈子都喜爱他一样。在他的秉性中有一种从不沾沾自喜的稳健。他不为金钱所左右，宁愿在乡下生活，不愿为生计写一行字。他对功名成就十分淡薄，从不用迁就、奉迎，或者通过熟人关系米追逐名利。自己的朋友和他们的忠实友情已使他心满意足、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荣誉终于在他年富力强之时降临到他身上。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是一个知足常乐，胸襟坦荡的人。如果谁和他在一起，就会切身感到他的那种独特的生活理想。

这会儿，他就在我—一个年轻诗人的眼前，恰如我所想要见到的那样，就在我初次和他见面的第一个小时里，我就决心要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这样的，决心确实要有胆识，因为这位欧洲的赞美诗人当时在欧洲还只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尽管我事先知滇，翻译他的庞大的诗集和三部诗剧要占去我自己两年或三年的创作时间。但我却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时间、热情用到翻译一部外文作品上。我要竭尽全力完成一项道义上的任务。我以往的四处寻觅和探索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清楚自己道路的青年作家提出什么忠告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可以首先作为一个演员或者翻译者去啃一部较重要的大部头作品。这类工作虽然需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因为去做一在我几乎专门从事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和为撰写他的传记作准备的两年之中，我经常外出旅行。有时候是去作公开的讲演。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已经得到意想不到的报酬：他在国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我，并且不久也就成了我的朋友。于是，有一天，埃伦。凯伊—这位非凡的瑞典妇女到我这里来。她曾以无比的勇敢在那个目光偏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进行过斗争，并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着作《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年人的心灵最易受到伤害。我在意大利时是她把我引见给乔瓦尼切纳和他的诗友们的，而且也是她使挪威人约翰伯那尔成为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的，盖奥尔格勃兰兑斯，这位文学史上的国际大师也对我表示出了他的兴趣。

由于我的宣传，维尔哈伦不久就在德国开始变得比他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出名，最着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登台朗诵由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因哈德把维尔哈伦的《修道院》搬上了德国舞台。上述这些事终于使我感到欣慰。不过，现在该是我回忆另一件事的时候了，即我除了担负着这一项对维尔哈伦的义务。我还有着另一项任务：我终于必须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必须戴着一顶哲学博士的帽子回家。也就是说，现在面临着要在几个月之内把那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几乎用了四年时间才抠会的全部教材过一遍，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一个年轻的文学朋友在一起开夜车死记硬背。他今天也许不愿意提起这些往事。因为他已经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官方作家和普鲁士艺术研究院院士之一。不过，学校没有用考试为难我。那位我的公开的文学活动中对我深为了解的好心肠的教授向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在一次私下的事先谈话中微笑着对我说：您是最怕考严密的逻辑学啰！但实际上他后来有意让我回答他知道我准能答得上来的那些部分。这是我第一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的一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也是最后一次。从这时起我的外在生活是完全自由了。于是，迄至今日的全部岁月都只是为了取得内心的同样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的时代却越来越变得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