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我是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见世界的希望。战后的大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们货币的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已经准备一辈子都呆在自己故土的狭小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重又吃得饱，重又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已经没有抢劫活动，也没有发生革命。

我生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力。难道我不该重新尝试一下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出远门去旅行我还没有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那里是世敌，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倒敢试一试，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维罗纳，走进一家旅馆。有人递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写完毕，门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当他在国籍栏里看到奥地利这个字时感到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他问道。我正在想，他现在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然而，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啊，见到您很高兴！终于来了个奥地利人！那是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但已再次证实了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煽动和宣传仇恨只会使头脑短时间发热，而从未涉及到欧洲的真正群众。一刻钟以后，那个憨厚的门房还特地到我房间里来看一看是否招待周到。他热情地称赞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重又见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闲逛。在米兰，我听到意大利可爱的声乐。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步而行，欣赏欣赏有点熟悉的异伺风光，使人不胜愉快。当我在街上看见一幢大楼上挂着《晚邮报》的招牌时，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

我在柏林和维也纳时曾多次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参加博尔杰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热情的作家之一，对青年人尤其具有影响。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和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但在大战中却持强烈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战争政策，后来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来当调停人，而现在我更想见一见这样一个敌人。不过我不想冒吃闭门羹的险。于是我给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并在我的名片上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是当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已经有人从后面冲到我的前面，一张高兴得满面生辉的脸正是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谈得象往常一样诚恳，或许更加推心置腹。

因为他也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这种情况到处可以遇见。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冷不防地紧紧将我抱住，以致和我在一起页不认识他的妻子以为这个满面胡子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真诚。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战争终于被埋葬了，战争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之中蒙蔽了自己，而且把我们个人的思想准备和世界的思想准备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这种过失而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银行家们所受的蒙蔽也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且为了国家的安定疲劳不堪。实际上，斗争只不过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罢了；我在那最初几天所目睹的一个场面，我是后来才懂得它的深远意义的。我们当时在奥地利是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的，只知道随着战后的失望情绪，社会主义的倾向，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四处蔓延。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笔写的歪七竖八的列宁万岁的字样，而且还听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在战争期间和本党脱离了关系，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类消息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听听罢了。这样一个区区小党派能成什么大气候呢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类党派；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处都有志愿兵在列队行走。在莱因兰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党派。到处都有示威游行和暴动，只不过每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义勇军的赤色衣衫—在未来欧洲的发展中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在威尼斯却忽然对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有了感性认识。一天下午，我从米兰来到那座泻湖岛上的可爱城市。到达之后竟没有见到一个搬运夫和一艘威尼斯小游艇。到处站着无所事事的工人和铁路员工，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示威。由于我拖着两只相当重的箱子，所以我环顾四周，想求人帮忙。我向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先生打听，附近何处可以找到搬运大。他遗憾地回答说：您来的正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常常有这种日子。今天又是一次总罢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也就不再间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社会民主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自以为最厉害的手段，但实际上事后并无效果。我继续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艰难地走着，一直到我终于看见一个划游艇的人从一条小河里偷偷地慌里慌张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在船行驶时，好几个人向我的船夫—一个罢工破坏者—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旅馆。我不加思索地照老习惯立刻走到集市广场去。那里显得非常冷冷清清。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

咖啡馆里空寂无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象在等候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和他们一起等着。不一会儿，等待着的事突然发生了。一队年轻人用急促的整齐步伐从一条小巷走出来，或者说奔跑出来，队列十分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奏唱着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在百倍于他们的罢工群众还未来得及向他们涌去以前，他们就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的人群面前奔跑过去。这支组织严密的小队伍怀着真正的勇气，大胆地从罢工的人群中穿行而过。当罢工的人刚刚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那一小队人已迅速而过，再也无法把他们抓住。现在，罢工的人气恼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也不可能追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亲眼目睹的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对它产生狂热的崇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赞同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们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把那些年轻人看成是一帮雇佣来的歹徒，并且讥笑他们的魔鬼老头于，我出于好奇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尖锐、清楚、拉丁式简洁的文风中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会顶见到那场斗争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处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那是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钟：我们的欧洲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到处充满着危险的暗流。第二次警钟的敲起也没有等候多久。由于重新受到旅行乐趣的引诱，我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到德国去看一看，是颇为诱人的。迄今为止，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那里全面进行。列车正点到达。旅馆窗明几净。铁路两侧林立着新盖的住房和工厂。到处都有默契似的无可指摘的规章制度。那种规章制度在战前招人讨厌，可是在一片混乱时又受人称赞。诚然，那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全国都在注视着，看看德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和昔日的敌国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几轮谈判中，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的希望，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承诺。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正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就已充分表现了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以后会遭到致命打击的最薄弱环节，即原料供应问题，因此他曾及时（在时间方面他也是很有预见的）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

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正需要一个能以德国外交部长身分和那些对手中最机智和最富有经验的人进行外交谈判时，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二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是呀，很难腾出时间，我现在尔得不为了公务而牺牲友谊。不过，他以一种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们会晤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个使馆去拜会，而且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小轿车，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坐在小轿车里聊上半小时时间。他集中思想的能力很强，他能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件事情的思考，所以他在小轿车里和列车上谈话，事实上能象他在自己办公室里一样说得准确和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和他本人有着多年友情的人谈谈心，同样也会使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我今天可以作证，拉特瑙这个自己无法超脱的人，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没有多大兴趣和不耐烦砌时候，接受德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他事先知道，他承担的使命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争回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要等到十年以后吧，到那时大家的身体都不行了，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不行了。首先是老一辈的人退出了外交界，将军们也已经只有默默无声的纪念塑像矗立在公共广场上。他完全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周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一个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知道，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

他还认识到这一使命将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就是由于承担了停战协议中令人不炔的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由于眼看要承担那种义务而小心翼翼地逃到了国外。从孤以后，拉特璃毫不怀疑，自己作为一个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类似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不过，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有必要顾忌生命安危；况且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应注意个人的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于得很出色，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了。这在今天来说仍然是事实。他具有迅速抓住每仍个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世界政治家的风度，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已有一些小组织变得相当强大。他们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这个战败国的国民声言：他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他们就能招徕更多的人。这些大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已比当时共和国领导人想象的要有势力得多。共和国领导人按照自己关于自由的观念对所有那些要把德国上地上的自由永远消灭的人听之任之。

我是在市区的外交部门前向他告别的，当时我没有料到那竟是诀别。后来，我从照片上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过的那条街正是不久之后暗杀者伏击我们那辆小轿车的街。仅仅是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事后对那一悲剧事件感到更痛心、印象更深刻，随着那一悲剧的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那一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轻松地游泳洗澡。一支乐队就象宣布弗朗茨费迪南被暗杀消息的那一天一样，依旧为无忧无虑消暑的人们演奏着音乐。突然，送报人象自色的信天翁似的越过林荫道奔来，一边高喊着：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人们惊慌失措，全国震动。马克一下子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进行计算为止。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真正混乱的局面现在方才开始。我们奥地利先前通货膨胀的比例在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经十分荒唐。而现在和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一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儿戏。如果想把那次通货膨胀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叙述出来，那简直需要写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在今天的人看来，好似童活一般。我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早晨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因为四点钟的兑换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多好儿倍，五点钟的兑换比价又可能比六十分钟以前多好儿倍。例如，我给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求立刻预付一万册的稿酬；可等支票汇到，面值还不够顶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是用百万计算的。从帝国银行运到各银行去的纸币，要用卡车袋载。而且十四天以后我在排水沟里见到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那是一个乞丐看不上限而扔掉的。一根鞋带比先前的一只鞋还要贵，不，比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爿豪华商店还要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一家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上一排六层高楼。几家工厂的价值不会高出过去买一辆手推车的价钱。刚刚成年的男孩在港口检到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着小轿车兜几个月风，因为只要每天卖出一块肥皂，就可以生活得象贵族一样。而他们的父母，从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乞丐，步履艰难地四处行走。送报纸的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他们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便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的大赢家。

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未花钱，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他们竟把他当成一个天才人物热烈欢呼。这当然很不正常。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他们举着拳头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小轿车里的外国人挥舞，因为那些人会把整条街的东西买下来，连一盒火柴都不剩；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达到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酒吧间、游艺场、小酒馆如而后春笋般地出现。相比之下，我们在奥地利见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只不过是群魔乱舞的小小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自己全部热情和有条不紊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青年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还不仅仅是有职业的青年人；每个中学生都想挣点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不知羞耻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纵然斯韦东的罗马也没有见过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其实，这种随着通货膨胀而迸发的德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从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轻姑娘们身上可以看出，她们本来是宁愿把头发简单地分两边梳开，而不愿梳个光溜溜的男人发型，她们原本喜欢用小勺吃奶油苹果馅饼，而不愿喝烈性白酒；可是到处使人感觉到每天令人头痛的通货膨胀简直象发疯—样。全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并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

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未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产生—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正是那些把德国人民驱向乱世的人物手里拿着时钟，在幕后笑吟吟地等待着，心里想：这个国家情况愈糟糕，形势对我们愈有利。他们知道，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般反革命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人数比聚集在当时尚未掌权的希特勒周围要多。那些被人扯下了肩章的军官们组织了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们，悄悄地互相联络，并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带来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即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它既要给人民以自由，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一九二四年）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用令人晕眩的以前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之时，也正是一切恢复正常之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而泛起的一切污泥浊水也从此迅速退了下去。酒吧间、小酒馆消失了。社会状况日趋正常。现在，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数人，即广大群众遭到了损失。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去负，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挑起恢复新秩序重担的人去负不但得不到感谢，再也没有象通货膨胀那样使德国人民变得如此慷慨激昂、如此充满仇恨—这是要不断记取的。因为战争尽管屠杀了千万生灵，但却曾用胜利的钟声和号角带来过欢呼的时刻，作为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德国，曾为那些一时的胜利感到过无比自豪，与之相反的是，通货膨胀使德国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到玷污、欺骗和屈辱的国家；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召口那些大肆屠杀的人。不过，这一切还是以后的事。从表面上看，到了一九二四年，那种混乱不堪的怪现象，犹如飘忽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又来到，秩序得到恢复。看到秩序日益恢复，我们的心情开始释然。我们又以为，战争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象往常一样，又当了不可救药的傻瓜。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时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

在今天看来，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这短暂的十年时间，即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援取政权的十年，毕竟是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的我们这一代人自一九二四年以来所经历过的一连串灾难中所出现的一段空白。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没有产生过任何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危机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而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欧洲和平显得有了保障，仅仅这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内，德国被光荣地接纳到国际联盟；利用贷款促进自己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秘密地扩充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好象要重新建设自己。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还是战败国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往更漂亮。飞机加快了交通的速度。办理护照的规定已放宽。货币比价的大幅度波动业已停止。人们知道自己可以收入和支出的数字。注意力已不再如此热衷地集中到那些琐碎的表面问题。人们能够重新工作，集中心思，去考虑文学艺术方面的事情。人们甚至可以重新梦想和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好象那十年时间—世界的一瞬间，重新把一种正常生活赐予我们这一代经受磨难的人。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的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我的成就。不言而喻，谈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表面成就，对我自己来说并不十分愉快。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为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最最粗略的说明。不过，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我是被迫对我一生历史中的这一事实不能保持缄默。因为七年以来，即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成为一种历史。我的数十方册，甚至数百万册的书曾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的家庭中占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却连一本都买不到了；谁要是手中还石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在那些写信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中间，早就没有一个人还敢把我那个已入另册的姓名写到信封上。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里，我的书籍今天也都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是属于读者最多之列的。正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我今犬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创建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我谈论自己成就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象他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音以后被人推落到有多深以及总的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他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走来。但他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他从我身边赶走以前，一直忠实地、始终不渝地留在我的家。他的影响一年胜似一年。我在继《耶利米》以后发表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师们》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师》，它很快为我开阔了道路；莅此之前，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实验主义者都曾产生过。对坚韧不拔的人来说，那条通向人民的路又畅通了。我的中篇《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达到了平时只有长篇才会有的程度。那两篇被改编成了戏剧；它们的片断由人们公开朗诵，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小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遍及所有助学校，不久它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没有凡年工夫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者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拥有一个读者群，一批可信赖的人，他们期待和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不可使他们的信赖失望。我的读者群渐渐地越来越大。我的每一本书，当它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有时候我有意识地想避开那种成就，可是它却出人意外的固执，始终跟随着我。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富歇传》，目的是为了自娱。然而当我把书寄给出版人之后，他写信给我说，他将立刻印一万册。我随即复信给他，请他不要把这本书印这么多。我说富歇是个不会给人以好感的角色，况且书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插曲，这本书不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他最好先只印五千册。一年以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德国，今天却不允许读我的一行字。我在创作悲剧《伏尔波尼》时，遇到的也是类似情况。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病态的自我怀疑。我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它写成一部诗体剧。于是花了丸夭时间先用散文体写下各场次，当然显得松散和没有分量。由于我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是在德累斯顿的官廷剧院首演的，所以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着情，刚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于是我把用散文体写的剧本第一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奉寄的仅仅是我打算改写成诗体剧的散文底稿。

可是剧院立即给我回了电报，说我对剧本千万不要再作任何修改；事实上那个剧本后来就是以散文体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在纽约，是由以艾尔弗雷德伦特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总而言之，我在那几年是不断取得成就，而且与日俱增的德语读者一直忠实于我。

由于我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已任，所以有时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是由于哪些特点。我最终认为，那是出于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而又容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一部中，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烦琐、空泛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自，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我感到烦躁。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非常不紧凑，死气沉沉甚至一些最着名的经典作品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因此我经常向出版商们阐述我的那项大胆计划：把全部世界名着—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出版一套简明的丛书。唯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

我对一切烦琐和冗长所抱的反感，势必会从对外国作品的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来，同时使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本着这种警惕性，我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书的第一稿，我总是信手写来，把心中的构思倾泻在纸上。同样，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托瓦肉特》这样一部传记中，我事实上把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我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不过，在印刷好的那本书里却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行有关这方面的字句，因为一本书的第一次未定稿刚刚誊情，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即进行压缩和调整结构的工作，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一项不停地去芜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情炼的工作。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

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以后还要在校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过程号后就成了一种兴味很浓的捕猎工作，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的妻子说我今天看上去异乎寻常的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删去了一整段，这样文气就更顺畅了。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贤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严格遵守的规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欧洲，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的出版商—纷纷来同我联系，这是我真正值得庆幸的。不久我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样书放鳖齐。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按我的禀性来说，我又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报道）。又有一天，那家俄国出版社再次寄来一封信，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并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问我是否同意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是偷愉地把书塞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钦佩他。但是，我却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没有想过他还会读过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对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自己动笔为我写序，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象非这样不可似的—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来，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着作并获得连续的出版权。他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亚明许布施，从那以詹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勒的铁蹄践踏在地的时候，是他用文字为我保存了最后一个故乡，因为我已失去了原来那个古老的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故乡、欧洲的故乡。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一个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得较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前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不过，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欢欣鼓舞。不过，我的成就也仅仅限于那种脱离我自己的产物，即我所着的书以及与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虚名。当我偶然在德国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一个不认识我的小小中学生走进书店，用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零花钱要买一本我的《人类的群星问耀时》，那种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以尊敬的神态把护照交还给我财，或者当意大利的一个海关人员因为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认出我来，然后优惠地不再对我的行李作一一检查时，也都可能使我沾沾自喜。甚至纯属数量上的结果也会使一个作者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偶然到莱比锡去，那一天正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时间写了三百页的书，竟无意之中要别人花那么多的体力劳动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工人们用大的板条箱把书捆装起来，另一些工人杭唷杭晴地哼着，把木箱从台阶上拖下来，装上卡车，然后卡车把木箱送到开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批发商都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夜里。我可以自己计算一下，那些书如果象砖块似的排列起来，能够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路。我也从不自鸣清高而不屑于谈物质利益。在最初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或者甚至靠版税能够维持生计。而现在，我的书突然带来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这些钱似乎能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当时谁会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可以慷慨大方地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老爱好：搜集名人手迹，而那些令人赞叹的圣人遗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珍品是在我这里找到了备受细心保护的归宿。我能够用我自己所写的、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是相当短命的作品，来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我以为，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上的戌就竟随随便便或者说内心并不愿意地光临到我的身上，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

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上的名声而感到高兴；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本人身上，那么我所取得的成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说这话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从少年时代起，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

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而开始的事，很可能有变成为一种职业或者甚至一种企业形式的危险。邮局每次送来一大叠信件、请柬、通知、要求答复的咨询。

每当我外出旅行一个月，回来以后就得花两三天时间来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以便让企业重新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可是由于我的书籍十分畅销从而使我陷入一种忙碌不堪的事务。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要求我井井有条、通观全局、办事准确和熟练，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禀性格格不入，而且将会严重影响那种无拘无束的纯粹的思索和梦想。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学讲课，去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

我不该用抛头露面来宣扬自己的名声。我从未能够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畏缩。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

在观剧时坐在最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一个抛头露面的位置，让大家盯看我的脸看，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以各种形式隐姓匿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象我尊重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总是喜欢穿着丝绒前克衫，烫着鬈发，月卷曲的头发盖着前额，或者以与众不同的胡须式样和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着象一个镜中人用韦尔弗尔的活来说，各种姿态都要按照某种风度。而一般说来，随着那种外表上的变化，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也就失去了。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叉能享受隐姓匿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因为象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已充满魅力和无穷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