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秋风瑟瑟，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梢靠近鸣沙窝的河坝里捋树叶，鸣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胡永顺眼睛尖，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有的人裤子开花了，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便招呼刘文山：喂，你看，那几个人干啥去了，怎么从沙窝子里出来了？

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一手扶着主干，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听见胡永顺说，他伸长脖子从枝杈间隙里看过去，说，那不是刘光耀吗！

胡永顺说，对，对，是刘光耀。那几个是干啥的，我怎么不认识？

刘文山回答，那几个吗？我看像是场部的就业工人。咦，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

胡永顺朝那边看着，没说话。刘文山小心翼翼爬下树来。

鸣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面积不大：五六公里宽，二十多公里长，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可是沙梁子很大，四五米高，百多米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刮风就呜呜响成一片，尘埃遮天。当地老百姓叫鸣沙窝。

那几个人走近了，个头略矮形似敦实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刘文山回答，我们捋树叶子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侧眼看看他俩走过去了。刘光耀站住说，我们去黑河口了，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要从那里修一条大干渠，把水引过来……

刘文山说，我说呢，这些天没看见你。还好吗？那边吃的怎么样？

凑合吧，一天一斤，没饿死。

啊呀，你们一天吃一斤！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这不，队长叫我们捋树叶子，找代食品。不干活了，停工了。

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喊了一声：走呀，刘光耀！

胡永顺也说，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咱们也回去吧。

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你们先走，我休息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来说胡永顺：你急啥嘛，坐一会儿再走。

说完话他就坐在地上。

刘文山也坐下了。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看看走远的人又看看刘文山，站着。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要走你先走吧。我可是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下。老刘，你陪我坐会儿。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那你们坐着，我可是要走了，快冻僵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它一天的天路历程，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它的炫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拉得又细又长。10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草原枯萎了，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红柳披形的叶簇变黄发白了，干巴了。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微微的绿色。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最不惧严寒的树种，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淡淡的绿色。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

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苍苍茫茫。晚风很是强劲，那里黄沙滚滚。

刘文山问，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

我们完成了任务，拖拉机把帐篷、工具仪器、锅碗灶具和行李装上了，人坐不下了。我们坐班车回来的。车走到沙窝子那面的公路上，有个就业工人说下车吧，从沙窝子走是捷径。他说这里的地形他熟悉。确实，这条路近，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把人累死了。

在黑河口苦不苦？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看，扭过脸来小声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咱们脑子得放活一些……

嗯？你说什么？

我说呀，脑子得放活泛一些。在黑河口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十五斤了。二十四斤都饿死人，吃十五斤能行吗？蹲在这里等死吗？

刘文山一怔：你是说……

刘光耀迎着他惊讶的目光看着，说，有一天夜里在河口上坐着，测量和记录流量，风大极了，冻得我真是受不了，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想立即就回家去……

你是说……逃走？

刘光耀说，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想不会比新添墩好。新添墩哪天不死几个人？

刘文山说，你走了多少天了？半月？当然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比新添墩还凶，一天拉一马车……

对呀，像这样下去，你我能活多久？还不如走。

嗯……刘文山像是牙痛，又像是叹息，嗯了一声，片刻后说，走？你想往哪走？你的家是银川，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

我就非回家不可吗？

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

我就不信离开农场就活不下去。我二爷在新疆，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不管填什么表都没填过。我就往新疆跑，找我二爷去。

唉，那不行吧？表上没填过，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或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里去，人家也能掏出来。

刘光耀沉默片刻说，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这也怕，那也怕，就只能在这里蹲着了。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想跑也就晚了，跑不动了。你好好想想，老刘，这两天思考思考，走不走？我反正要走。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我反复思想过了，走，有风险，辛苦，可能饿死冻死在半路上，但要是不走，那就必死无疑。两天，给你两天的时间，要走，你就给我个话，咱们一起走……

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久久没说话，心想，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呀！

刘光耀站起来了，说走吧回去吧。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在黑河口，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准备在路上吃。

刘文山一直没说话。他跟在刘光耀的身后走。他们的脚把河床上龟裂得像破碎的陶片一样翘起的泥皮踩碎了，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刘文山还真动了心思：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野外捋树叶和捋草籽，就在地窝子里蹲着；夜里也睡不好觉，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走是应该走的，还在新添墩作业站的时候，右派们就都饿垮了，每天都有人死亡。到明水农场之后，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但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刘文山是1958年9月，被酒泉县财政科补漏补了个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的。在新添墩作业站的基建队干了近一年，挖排碱渠，筛沙子。身体眼看着要累垮了，去年夏收前，分队长胡加英通知他到伙房帮厨。说是帮几天厨，可是干了不几天，食堂管理员看中他，请示管教干部后将他留在灶上当了炊事员。炊事员的工作可是救了他：每顿饭可以多喝一碗糊糊，多吃个窝头，做夜班饭的时候趁着管教干部和管理员睡觉，烙几个白面饼饼吃。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那时候他曾想：自己运气不错，摊上做炊事员的工作了，可以混饱肚子，那就坚持下去吧，坚持到劳教期满宣布他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的那天，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经讲过，他是监督劳动三年。可是在伙房干了八九个月，却又风云突变：农场的右派们饿垮了，天天死人，人们不敢说是供应标准太低饿死了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伙房：说炊事员克扣了他们，强烈地要求管教人员换炊事员，叫炊事员们也尝尝在大田里劳动和饿肚子的滋味。为平息众怒，管教干部还就换了几个炊事员，结果就又把他下放到基建队了。这是夏收期间发生的事，已经三个多月了，目前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

但是，两天后的那个黄昏，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把他叫到外边说，你到底走不走？我今晚就要走，你要是走，咱们就一起走，不走，我就自己走了。这时他回答，走吧，你自己走吧。我考虑了，我还是不走，我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

刘光耀瞪大了眼睛。

他又说，我不能跑，我的家在定西县，家里有老母亲，还有老婆娃娃，我跑到外地去，跟你上新疆将来谁扶养我的老母亲和老婆、娃娃？

刘光耀：你想得还远得很！你不怕这个冬季过不去就饿死冻死吗？你要是冻死饿死了，谁扶养你家里人？只有跑，活下来，将来才能扶养老人、女人和娃娃……

他说：这我也想了。明水还有上千人哩，上级就能眼睁睁看着死光吗？别人能坚持住，我就也能坚持住。

刘光耀：老刘，我可是为了你好。你当炊事员的时候照顾过我，我才想着你，叫你一起走你就跟我一起到新疆去，我们找我二爷去你不听我的话，可是不要后悔……

他说：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们跑出去就能活下去吗？难道一辈子就东躲西藏当黑人黑户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吗？要是叫人抓回来，那可就一辈子都完了。你没听说吗？有个上海人，跑到云南了，想越境到越南去，就隔着一道水沟，叫人抓回来了。叛国罪，五花大绑送到饮马农场劳改去了……

刘光耀：你不要讲这些，说个干脆的：走，还是不走。你光看见抓回来的，但也有没抓回来的，你就看不见？

刘文山摇着头说，唉，不能走，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对于犯错误的人，哪怕是有罪的人，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这一跑，性质就变了。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念书的时间也没参加过国民党，五二年到五七年在省上和地区工作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大鸣大放说了几句话……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一跑，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样的事可不能干……

刘光耀看他真不想走，就说，好吧，你不走就不走吧。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刘文山站在山水沟里，看着刘光耀顺着山水沟往南走了一截，爬上土坎往一间附近的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房子走去了。他就转身回了地窝子。他思想里还真有点想不通刘光耀为什么要跑：刘光耀是兰州市城市建筑公司的干部，才二十四五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不久，就在新添墩作业站当了统计，不下大田劳动，身体并没有累垮。管教干部还交给他一件美差：负责收集全作业站的劳教分子寄出的邮件，帮助管教干部检查外边寄来的邮件。有些寄来的包裹装着饼干或其他食品，但收件人已经死亡，无人领取……那是今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刘光耀来伙房打饭时对他说，你家属给你来信了，开罢饭来取。按农场的规定，劳教分子往外寄信要交给分队长，分队长再交予管教干部，检查后再由刘光耀送到邮电所。同样的，劳教人员的亲属来信，也是先经过刘光耀的手，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才能分发到收件人。由于他和刘光耀关系好，他的信件在好长时间里不经管教干部检查刘光耀就直接交给他。这天中午，趁着休息的空隙，他到刘光耀住的房子去拿信。刘光耀一个人住在作业站的会议室里，房间中央是一张乒乓球台，球台上堆满了信件和邮包。这天，刘光耀把信件给了他，他要走，刘光耀却叫住了他：不要走不要走，你尝一下这个。说着话，刘光耀从乒乓球台下拽出个贴有外国商标的铁箱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罐头打开，叫他吃几块里边装的饼干。他一边吃一边问，是谁家寄来的？刘光耀说杜明环的，他家有亲属在香港。他当时很惊讶，说，杜明环还活着，你就敢把人家的食品吃了？刘光耀回答，刘场长叫扣下的。刘场长说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省长和高级干部都没吃过，资产阶级右派就享受，真是岂有此理，扣下，不要给！

第二天吃过了晚饭，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腿上盖着被子，正和人说话，听见外边哨子响，有人喊：开会了，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

听说是二号宿舍，刘文山和其他人都坐着没动。他们的地窝子就是二号宿舍。他们住的这条山水沟里有十几间这样的地窝子：三米宽，十几米长，一边是走道，一边是地铺，地铺上挤着睡三四十人。他们这间还格外大点，睡了大约四十几个人。

哨音落了不久，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二十个人。接着分队长宋新亭和袁干事也进来了。宋新亭是临洮县商业局的干部，右派，因为表现积极，被指定为基建一队的队长。袁干事是管教干部。他们一进来，劳教分子们紧张了一下，原先弱得爬不起来的人也都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们的身后还跟了两名就业人员。这两名就业人员把两盏风灯挂在墙上，然后把一根粗麻绳搭在房梁上，再把两根铁锨把立到墙根，虎视眈眈看着大家。

刘文山惊了一下：莫不是刘光耀被抓回来了！

就在他惊惧不定时宋新亭厉喝一声：嗯，怎么就这些人？

外边进来的人已经挤在地铺上坐下了，有人有气无力地回答：再的人都起不来了。

宋新亭气哼哼嗯了一声，然后把脸色变得柔和起来对着袁干事说，袁干事，开会吧，也就这些人了。

袁干事的眼睛左右转了一下，说，刘光耀跑了。今天我们就开个跑人的会。

听说刘光耀跑了，寂静无声的地窝子骚动了一下，人们低声交谈起来，但议论声立即就消失了。袁干事又说话了：刘光耀跑了，他是不想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教养，不想好好改造思想，不想重新做人。这事我今天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刘光耀逃跑有些人知道，但是不报告。非但不报告，还支持他逃跑。这个人与刘光耀同谋，共同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和政府对抗。这个人的名字我先不说，就看他自觉不自觉，自己承认不承认。我要的是他自己承认，给他创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到这里，袁干事的眼睛盯住了刘文山。

刘文山心里一惊：他是真知道我和刘光耀商量过逃跑的事还是在吓唬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有第三者吗？是第三者揭发了吗？

袁干事又说话了：自觉些，这个人要自觉些。你要是不自觉，我可就不客气了。

刘文山想，看今晚的阵势，交待了也得挨整，不交待也得挨整，不交待或许能混过去。且看他怎么办吧。

袁干事吼起来了：怎么，这个人不想走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路吗？非要我点他的名吗？自觉些，还是自觉些好！

没有人自动交待。地窝子里静得能听见外边的风声。人们都静静坐着，有的人互相看着，好像是在询问这个人是谁，但后来很多人的眼光都随着袁干事的眼睛转向了刘文山。刘文山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他垂下头躲开袁干事的眼光。他想，你就是把我捆起来我也不承认，承认了就得交待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刘文山！站起来！

终于，袁干事吼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惊得噌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说，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

他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说，袁干事，我可是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他跑了嘛。

胡说！你不老实！刘光耀从黑河口回来的那一天，你们就在明水河边商量了逃跑的事。有人作证！

刘文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说，我们那天没说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们把胡永顺支走，偷偷摸摸的！你老实交待，你们在一起怎么商量的？

没商量啥。那天他说是走累了，坐着休息一下，我们没商量啥。

啥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你骗谁呀！

说是说了，都是些闲话。他问我明水的情况，我问他黑河口的情况。他没说要逃跑的话……你想嘛，他是那么笨的人吗？他要是想跑，还跟我说吗？不怕我汇报吗？

哼，你还编得圆得很！你老实交待不？你想挨一绳子吧！你们两个人平时就来来往往的，穿一条裤子……

刘文山不言语了。他和刘光耀来往密切，这谁都知道，没法辩解。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他说，来往密切这样的事谁都有，但这能说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他要逃跑的话吗？

你嘴硬，你再嘴哽，就把你捆起来！

他不再说话了。袁干事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了。

后来，袁干事也无奈，说了声再要是有人知情不报，我非捆起他来不可！然后就走出地窝子去了。宋新亭和那两个就业人员收拾收拾麻绳和风灯宣布散会。

刘文山瘫倒在铺上。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他可是吓坏了，怕真叫袁干事捆一绳子。

看来，刘光耀的逃跑是很成功的。就在袁干事开会吓唬他之后的第三天，车马班的康永明告诉他：袁干事吓唬他的那天夜里，场部就派王干事去兰州追捕刘光耀去了。是他赶着马车把王干事送到火车站乘火车的。过了几天，王干事只身一人回到了明水。另外，伙房里做饭的炊事员张维让被下放到基建队来了，在草滩上捋草籽的时候刘文山问张维让：你怎么也下放了？张维让告诉他：刘光耀从黑河口带回来的炒面被队长赵来苟看见了，说你背着那么多炒面干什么？叫人没收了交到食堂。那炒面就放在食堂里。刘光耀逃跑的那一天我又给他了，叫他在路上吃。赵来苟发现刘光耀逃走后去问我：刘光耀的炒面哩？我回答炒面被刘光耀拿走了，说是刘场长同意他把炒面拿回去，我就把炒面给他了。赵来苟很生气，不叫我当炊事员了。

刘文山、胡永顺都在伙房干过，现在张维让也下来了，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捋树叶打草籽煮着吃，混日子。

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他心里很是恐惧。一天早晨在去草滩打草籽的路上，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光吃草籽哪行呀，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胡永顺说，不想吃草籽了？那你说你想吃什么？

他们正走过山水沟东边的一块撞田。这片耕地旁有几间种撞田的农民盖下的平房，如今是场长刘振宇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管教干部们吃饭的小灶。房子南边是麦场，麦场上有几垛打碾后垛起的麦草。

胡永顺是西北军区送来的干部，陕北人，入伍前当过农民。他指着麦场上的麦草垛说，哎，你们说怪不怪，都说没吃的没吃的，这几垛麦草咋就没人抖一下？张维让是兰州市商业局的干部，在城市长大的，他说麦草抖它干什么？胡永顺说，嗳嗳，你不懂你不懂。走，回宿舍去，把你们的床单和盆盆罐罐都拿上，今天咱们就在这麦场上盘光阴［1］了。

三个人回了一趟地窝子，各自拿了床单和洗脸盆来到麦场。他们在胡永顺的指挥下开始倒腾麦草：把麦草一把一把地拽下来，迎着西北风抖动，然后把抖过的草堆到一边去。

他们抖呀，搬呀，簸呀，吹呀，筛呀，整整干了一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每个人的洗脸盆里竟然有了四五斤秕麦粒。秕麦粒大都带着麦糠，他们又脱下鞋用鞋底搓了一阵，把糠皮簸去。

这时西边的天空只剩一抹淡淡的霞光。他们的身体冻僵了，脚冻木了，但他们心花怒放端着盆往回走。刘文山说，啊呀，今天的日子可是好过了！哈哈！

胡永顺说，省点吃，省点吃，能吃四五天哩。

他们说说笑笑往回走，却不料有个人影从麦场旁边的干部食堂走了出来，拦住了他们：

喂，你们是干啥的？

他们认出是场长刘振宇，立即就不笑了。张维让和刘文山吓得一声不出，只有胡永顺仗着自己当过兵，又是三八式的干部，说，我们找了些代食品。

刘振宇问，找啥代食品？

胡永顺回答，我们搞了点麦衣子。

刘振宇说，我看，我看，我看你们搞的麦衣子。

怕叫同室的劳教分子们看见他们搞到了粮食而眼红，他们都在麦子上边敷了一层麦糠的。他们三个人都端着盆叫刘振宇看。他们本以为抖麦草抖出来的秕麦子，刘振宇就是看见了也没关系。岂知刘振宇在胡永顺的盆里抓了一把，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坏松，谁叫你们翻麦草的！

胡永顺辩白：那麦草我们又堆好了……

但是刘振宇听也不听，朝干部食堂吼了一声：老赵，你出来！

随着一声噢的应答声，干部灶的房子里走出个人来。是个就业工人，他问刘场长有什么事？刘振宇说：

把他们偷下的粮食拿过来，没收，交到大灶上去。叫大家吃去！

那个就业工人跨前几步，接过胡永顺和刘文山的脸盆，把“代食品”倒进张维让的盆里，又从张维让的手里拿过盆走进伙房去了。不一会儿，他就端着空盆出来，往张维让怀里一塞，说了声接住。

张维让伸手接盆，动作迟缓了一点，盆掉在地下。那就业工人转身进了伙房。刘振宇瞪了他们一眼，也转身走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

一天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失于一旦，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食物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三个人呆若木鸡，如同霜打过的茄子，脸色发紫发灰。三个人静静站着，无言无语。

良久，张维让说了一声：走吧，快回去打糊糊去吧。

三个人默默地走，在翻越一道田埂的时候，刘文山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他坐着没动，走过去的张维让说，走呀，坐下干什么？

刘文山说：我乏了。

胡永顺也坐下了，说：休息一下吧，我也腿软得不行。

张维让左右看了看，也坐下：好，坐会就坐会儿。我的心也乏了。这个驴日的刘振宇，把我们几天的光阴抢走了。他不得好死！

那两个人静静坐着，不出声。

天黑了，西边的天空消尽了最后一抹亮光，那秋水般幽暗的天空也被夜幕遮住了。田野、荒原和祁连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张维让催促道：起来，起来，走。再晚，那一碗糊糊也打不上了。

他挣扎着往起爬，但却又停住了。朦朦胧胧突兀在田野上的三间平房方向传来刘振宇的喊叫声：

老赵，那兔子不能吃，吃下老鼠药的，有毒。把皮晾下，把肉埋掉去。

张维让捅了一下胡永顺，低声说，你听。

胡永顺和张维让趴在田埂后边往那边望，刘文山也扭过身去趴着，朝那边看。

再也没有说话声传来，但见微弱的天光下，有个人影在房子旁边用锨挖土。再过一会儿，那人影消失了。

张维让说，老天有眼呀！你们蹲着，我看看去。胡永顺说，我也去。他们两个人弯着腰蹑手蹑脚走过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两个人回来了，提着三只剥了皮的兔子。张维让很激动的声音说，好了，今天的光阴又有了！

刘文山说，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可不要中毒。

张维让说，老鼠药在肚肠子里，肉是好的，你放心，毒不死。

胡永顺说，毒死就毒死吧，美餐一顿，总比饿死强。

刘文山不再说话，三个人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急急忙忙跑到伙房打饭。饭已开过了，炊事员连锅都洗净了。但他们三个人都是当过炊事员的，炊事员很给面子，从一只桶里给他们舀了几勺稠稠的豆面糊糊。他们蹲在伙房墙根里喝完糊糊，一人端了一盆开水回到宿舍。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做吃的不方便，三个人便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一个人把兔子洗干净，剖腹，把肠肚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另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抱来两捆芨芨草，在窑洞里点起火来。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可是烟大，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

肉快熟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这香味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引来了。他围着“锅”转，啧啧称羡：

啊呀真香！啊呀真香！你们煮肉啦？

谁也不回答。

煮的啥肉嘛？怎么这样香呀？

还是谁也不说话。

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但是兔肉的香味太诱人了，他涎皮赖脸地在旁边坐着，伸着手烤火，时不时摸一下“锅”，又碰碰“锅盖”：哎呀真香，哎呀真香！你们从哪里弄的肉呀！

三个人都不回答。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哇国去了。但是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说：

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他们把药放上了，没毒下老鼠，倒把兔子毒死了。他们不敢吃，撇了，我们拾来了。

陆成民不断点头：对，对，干部灶那里有兔子，是从夹边沟养兔场抓来的。那些家伙，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他们天天吃兔子肉。

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划为右派的，南方人。由于离家远，进夹边沟之后近三年的时间，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他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但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形同木乃伊。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显贵靠山，农场照顾他经常干点轻活，否则早就没命了。

刘文山与他说话，他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说，哎呀真香，哎呀真香，给我一点吃好不好？

刘文山不说话了，他不想给，也不愿给，但为了推托，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那意思是我做不了主，你要问他们。

陆成民把脸转向胡永顺，哀求地说，老胡，给我一点……

胡永顺往火里添芦草头也不抬，说，我们还没吃哩，你就想要！

张维让干脆说，走吧，你快走吧，我们自己都不够吃，能给你吗？

陆成民讪讪地站起，走了。

过一会儿兔子肉熟了，三个人又撕又啃吃了。吃完了肉，他们认为骨头也是有营养的，就又长时间地烧火，煮，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

吃了骨头，喝完了汤，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张维让连地方都没挪一下，也没脱衣裳，拉开被子就睡了。窑洞里的残火很长时间才灭，加之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转化为热量，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这天夜里他没觉得怎么冷。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小雪，天亮后停了，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来自外蒙古的寒流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侵袭了甘肃。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刮着凛冽的寒风，大白天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人们都麇集在地窝子里，或卧或坐。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出去拔几把芦苇和蒿草回来，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点火煮草籽。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煮成糊糊，没存货的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吃。蒿草冒出的烟雾呛得全屋的人咳嗽不止，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但门口睡的人大骂起来：你要把我冻死吗，瞎熊！

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几十个人才不至冻僵。

挨过了白昼，寂寥的长夜降临。晚饭又是一碗清洌洌的豆面糊糊，漂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喝完了糊糊，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脱掉穿在外边的大棉袄里边是劳教服，一件又小又薄的蓝棉袄准备睡觉，听见外边有人吹哨子。的哨音响了好几声，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

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开会！

他躺下了，心想开会就开会吧，就躺着听吧。地窝子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开会时躺着，队长也没说过啥。

和往常开会不一样，这天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还有些不熟悉的人其他分队的一帮人，而且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多了几名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手里提着麻绳。

刘文山心里一惊：出啥事了？又跑人了吗？怎么这样大动干戈！

人多，偌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腾地方。

人都坐好了。大家也都很惊奇，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有人低声交谈：出什么事了？后来管教科的干事袁志明走进来了，人们突然静下来看他。宋新亭说现在开会，请袁干事讲话。

袁干事二十几岁，还是个青年娃娃。在新添墩的时候刘文山没见过他，可能是场部的管教干部。右派们当中传说，这是个共青团员，武都人，他刚刚结婚，女人也是武都人，很漂亮，但没工作，住在夹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追捕逃逸者。

袁干事没急着讲话，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让开！让开，这达留出块地方来！

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挪动，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就静下来了：人们明白，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不知谁做下错事了，要倒霉了！

袁干事讲话了，他的眼睛细小，但眼睛很亮，说话的口气很硬：在我们二站，有些灭绝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意在强调，警示，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说：

吃人肉！他们从坟滩挖着吃人肉！

人们都惊了一下，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又都寂静无声了。

刘文山也非常吃惊，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夹边沟的劳教分子，百分之五十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传统礼仪道德观念还是有的，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事来吗？

这时袁干事喊了一声：

出来！吃下人肉的站出来！

没人站出来，会场鸦雀无声。

没人站出来吗？胆怯了吗？人肉都吃了，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

还是没人站出来。

袁干事的脸很严峻，此时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嗳，还真不站出来呀？怎么，要我点名呀？点了名才站出来呀？好，那我可就点名喽……

他突然眼睛一瞪，厉声喝道：张维让！站出来！

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原先坐在门口的，后来被轰到里边，坐在刘文山旁边。听见袁干部喊他，先是怔了一下，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

袁……袁干事，我可没……吃……吃……

袁干事吼：出来！

袁干事……

张维让还想辩解，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泥脚踩到地铺上，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张维让从伙房下来不久，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脸色也是红润的，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嗓子发出了哭音：没有呀，袁干事，我没有吃人肉呀……

袁干事说，没吃！你驴日下的，不给你来厉害的，你嘴硬，不承认。捆起来，给我捆起来！

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一人抓住一头，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手心对着手心。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他的嘴里喊着没有呀，我没有吃呀，冤枉呀……他挣扎着不叫绑，把两只手挣开了。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似乎很是气愤，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正踩在小腿肚上边的腿弯处。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就业人员就势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从手腕处系了个死结。接着，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边早就绾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

张维让还在喊冤枉呀袁干事我没吃人肉呀，但是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头，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两人同时一用力，唰的一声响，他便像挨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啊哟哟……

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他再也叫不出来了，像是断了气一样。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他的胳膊不知是哪个关节咯叭叭响了几声，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地喊叫声一样地叫了两声：哎哟！哎哟！我的妈呀……

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放了手。

他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

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但这时袁干事又喊了一声：胡永顺，出来！

人们的眼光都投向地窝子深处，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由于地窝子很大，灯光照不透里边，地铺上还坐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怎么，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齿的事？

他看不见胡永顺，但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谁说我吃人肉了？谁说我吃人肉了？袁干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

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他不是辩解，而是质问。他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对管教干部不害怕也不尊敬，说话粗声粗气的。

袁干事说，证据？当然有证据！有人检举，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铁锨……

胡永顺从地窝子那头走过来了，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说：

胡说，昨天我和刘文山、张维让到麦场上抖麦草去了，我们就没去过坟地。谁揭发的？你叫他站出来说。

袁干事：干什么，叫揭发的人站出来你想将来报复吗？告诉你，我们都调查过了，前天埋掉的徐清源叫你们挖了出来，一条腿没了！

胡永顺：腿没了就是我们吃了？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

袁干事讥讽的嗓门说：老子？你还满嘴的老子！你狗日的嘴这么硬！老子也告诉你，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昨天夜里煮着吃……

我们煮的是兔子肉！

兔子肉！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

那么大块的兔子肉？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有人看见了。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

说到这儿，袁干事回过头喊，拿来，把盆子拿来，叫大家看看。这时一个人从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来。袁干事接过来，一只只举在风灯前，朝着右派们说：

看，大家都看，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这不是证据吗？

然后他面对胡永顺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胡永顺说，那是兔子血！

袁干事显然是气极了，大声喝道：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抵赖。给我捆起来！

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扭的扭踩的踩，把胡永顺踩翻在地。胡永顺起先大骂，狗日的你们捆我，你们敢捆我……但接着就惨叫不已：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起，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辩，刘文山吓慌了：他在心里想，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怎样才能讲得清楚，躲过五花大绑的厄运？

他根本就想不出办法来。他的大脑已经乱了，心已经慌了。三八式老革命胡永顺都不容分辩，我能讲清楚吗？人家听吗？他只是在听到袁干事喊刘文山出来之后，心哆嗦了一下，才想：应该穿厚点，绳子勒上后疼痛轻一点。于是，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把五九年的冬季母亲从家乡寄来的母亲手缝的一件黑棉袄往身上套。

但是已经晚了。两个就业人员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他认识这两个就业人员，他听人说，这两个人在右派们进夹边沟农场之前就在这里就业了；其中一个是安西县的地主分子……这两个人曾经带着他所在的基建队开过荒，夏收时在麦田里教过他如何割小麦……

他没有分辩，也没挣扎，他知道那都是徒劳！他只是希望绳子捆得松一点……但是，他的顺从并没有得到回报：就业人员把他穿了一只袖子的黑棉袄剥去了，把原先穿着的劳教服棉衣也脱去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绳子就搭在肩膀上了。继而，麻绳缠住了两臂系住了手腕。再下来就是听见了肩头骨节处发出的嘎巴声，肘关节发出的嘎巴声。他的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他只是不断地咧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噢噢声。

由于没有挣扎，由于顺从，就业人员没踩他的腿弯，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

汗水浸透了全身。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吧嗒吧嗒掉在地上。

风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们三个人汗水淋淋的脸。袁干事叫人把那两个人从地下拉起来与刘文山一起站着，然后喝问：

说，你们吃人肉了没？

刘文山和张维让没说话，他们知道越辩解越吃亏，只有胡永顺气喘吁吁说：我们吃的是兔子肉……

袁干事说，狗日的你们还不交待！拉出去，关起来！

他们三人被几个就业人员和右派组长架着推着拉出了地窝子。禁闭室是山水沟外边平地上挖出的一间小地窝子，如同一个大坑，上边搭了椽子压了很厚的土，有木头做的很结实的门板。进地窝子的坡很陡，他们被推进去就栽倒了，晕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刘文山醒过来了。起初他有点懵：四周怎么这样黑，一点儿亮光也看不见；脸的一边很痛。这是在什么地方，脸为什么这样痛？他想伸手摸摸脸，但奇怪的是手不知去到了何处，不听指挥。这时他的脑际深处突然亮了一下：呀，我是被人绑了起来的。于是，他全部的意识清醒了，这是在禁闭室里，脸痛是因为脸触在地上，被冰冷的土地冰得难受；手伸不到脸上，是因为它被人捆起来了，也冻僵了，麻木了。

正在回忆和思考的时候，他又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救命呀……于是他又想起来了，自己是和胡永顺、张维让一起被捆起来一起被推进禁闭室来的。这是张维让的声音。

于是，他也挣扎着拼出全身的力量喊起来：

救命呀……

他清醒地知道，必须喊，必须叫人来放开他和张维让、胡永顺。如果不喊，管教人员忘了这里关着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会死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冬季在新添墩作业站，有一个右派半夜时分撬开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住了，赵干事叫人捆起来关在菜窖里，计划天亮后开批判会，但是天亮后打开门一看，人已经死了，冻得冰块一样。

刘文山和张维让喊了一阵子，胡永顺也醒过来了，也加入了呼喊的行列：

救命呀……

他们喊呀喊呀，终于，门口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开锁的声音，开门的声音，风灯红色的亮光把禁闭室照亮了。纷乱的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头顶，他听见袁干事的嗓门说：

解开，把他们解开。

还是那几个就业人员，把他们拉了起来，解开了绳子。

当初被捆起来的时候，刘文山没喊没哭，但此刻绳子一松，就业人员把他的手从后背上放下来，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真是无法忍受，像肌肉撕裂了，又像是骨头节拔断了，他禁不住地哭出声来：

妈妈呀……我的妈妈呀……

那几个就业人员看起来精于此道。他们解开了三个人的绳子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为三个人揉搓肩关节，按摩胳膊，直到三个人的哭声停止了，血液流通了这才把他们扶出禁闭室，送到离着禁闭室不远处也是一间在平地上挖出的大地窝子里。

这是严管队！

在迁移明水乡之前，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各有一个严管队。劳教分子当中那些不好好劳动，不遵守纪律，顶撞管教干部，打架斗殴或者偷窃公物……一言以蔽之：不好好劳动改造者集中在严管队。严管队配有最严厉最能干的管教干部，还有最积极的右派队长和组长，干农场里最苦最累的活计。进了严管队的劳教分子再要是不服服帖帖，就要进劳改农场去了。

不过刘文山三人进严管队的时候，严管队的境况已经大大改观了：两个严管队合成了一个。因为饥饿，劳教分子们都不劳动了，严管队也不劳动了。和其他队的人比，严管队的人无权出去采树叶和捋草籽，喝完了伙房供应的一碗面糊糊，只能在地窝子里坐着。去伙房打饭时有积极分子押着。

严管队这时有三十三名劳教分子。过了两天又进来个人，是康永明。刘文山和康永明是定西县的老乡，康永明原是定西地区党校的教师，两人以往就熟悉。刘文山问他，你怎么也进来了？康永明说，不知什么人给牲口的耳朵里钉了个钉子，把牲口钉死了，队长说是我钉死的，想吃肉，破坏生产。我疯了吗？我赶大车能吃上能喝上，我把牲口钉死干什么？明明是别人干的嘛，想把牲口杀了吃肉嘛！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心想，非得饿死不可了！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但是后悔也是枉然：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根本就没机会！再说，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将来怎么做人？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他在心里说。

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

这是一天上午，他上完厕所回严管队，走到地窝子门口，看见离着二十米远，袁干事站在他住的一间平房门口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的在定西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对身后跟着的看守说，那是我女人。我女人看我来了。

看守说，是你女人吗？

他说，是。

看守说，走，过去看看。

看守跟着他，他往前走去。袁干事不知和女人说什么，袁干事背对着他，女人脸朝着他。他已经走到跟前站住了，女人看着他，但女人没认出他来。他问了一声：

你怎么来了？

女人听出他的声音来了，看他，但没有说话，女人惊诧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头发像乱草一样，脸又黑又脏，只有一双眼睛在动，胡子有三寸长。

他看着女人诧异的眼睛说，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女人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涌出来了。这时袁干事说话了：

去吧，跟他到房子去吧。

袁干事说完话转身进了自己的房子。那看守说，走吧，回去吧。刘文山在前边走，女人在后边跟着。进了房子，刘文山鼻子酸酸的，但他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他怕女人看了他的情况伤心，大哭起来。不料女人在他的铺上坐下后很冷静，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女人看了看周围人的情况，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说话。他觉得很是尴尬，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女人会面，便找话说：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是和康永明的父亲搭伴儿来的。

我没叫你来嘛。

康永明的父亲听党校的一个人的家属说，康永明出啥事了，进严管队了。那个家属前几天来看过人。康永明的父亲说要来看康永明，我就一起来看看你。我真不知道你也……要是知道，我就多给你背些炒面。你啥时间从食堂下来的？

刘文山没回答女人的问题。他的眼睛看着女人放在铺上的面口袋，良久才说，你把家里的面都背来了，你们吃啥？

家里总比你这里好想办法，这你不要操心。

两个人的谈话断断续续的。刘文山因为自己在严管队，在女人面前觉得难堪和尴尬。他想，女人必定是在袁干事那儿已经听到他的“罪行”了，女人也不像他在新添墩时来看他那样亲热和自然。

时间在他们别别扭扭不冷不热的谈话中流过去了，门外的看守大声喊叫起来：刘文山，时间到了，一个小时了，叫你女人走！

女人还想坐一会儿，她肯定是累了，也可能还想和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看看他，但刘文山站了起来。他知道规矩：往常家属来探视，可以留宿一夜，严管队却不允许，见了面说说话就得离开，当天返回。他心里不好受：他知道女人从定西到高台，光是坐火车要坐两天两夜，还要步行几十公里……

看他站起来，女人也站起来了。女人看见周围的右派们看着她，似乎有点慌乱，急急地说：家里的人好着哩，妈的身体好着哩，娃娃也好着哩，都好着哩。我们都盼着你也好好的，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出来，我和妈、和娃娃等着你。过新年我再给你送些吃的来。

女人很冷静，很刚强，说完话就往外走，刘文山却泪如泉涌，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跟着女人往外走。他想送送女人，但是刚刚走出地窝子外边的过道，一位做看守的就业人员拦住了他：

行了行了，你就到这里吧。

他只好站住，看着女人走远了。

刘文山怔怔地看着女人走远，心里酸酸地进了地窝子，回到自己的铺上。他的心里的确苦兮兮的：女人数千里长途跋涉来看他，见面才一个小时，气还没喘匀就又踏上归途，女人的心里多苦呀！苦死了！

但是，回到自己的铺上之后，他立即就不想女人了：女人给他背来了半口袋炒面，足有二十五斤！他打开面口袋，抓一把出来。面粉很白已经两年半了，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再也没有吃过这么白这么细的面粉用舌头舔了一下，天呀，这是熟面，是女人用笼屉蒸熟的白面，里边还搀了糖，甜丝丝的。

他吃了几口熟面，又用凉开水冲着喝了半碗，然后就把自己铺脚上放的一只皮包拿过来，把里边的衣裳掏出来，将面口袋整个地放进皮包里，锁上锁。

这是一只非常好看的皮包，加拿大产品，是他大学毕业后进省政府财政厅工作，定了行政十八级，月薪一百有零，在兰州的一家皮货商店买的。后来工作调到酒泉，皮包也跟他到了酒泉。以往，这个皮包里装着他最好的两件毛料服装。现在他把熟面装进去，因为面粉现在是最宝贵的。他在心里计划着，每天补贴半斤，这些面粉足以坚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能坚持两个月，农场的粮食供应总是要改善一下吧！

他把面粉装好，把皮包放在被子后边之后还不放心，又拿出来用一根行李绳缠了几圈，捆紧，绑死，然后用被子包起来放在铺脚上，自己倚着被子坐下。他的心宽慰多了：两个月以内饿不死啦！

黄昏到来了，门外的看守喊，开饭了开饭了，出来站队！

往常，饿得饥肠辘辘，每一次开饭，刘文山是抢着往外跑，排在队伍的最前边。这天，因为吃了女人背来的熟面，更重要的是有二十几斤面粉储备在皮包里，他的心里宽敞了许多，肚子便不觉得那么饿了，所以他慢腾腾走出地窝子，排在了队伍后边。在伙房打饭的时间，他也是最后一个打饭。

打了饭，端着饭盆回地窝子。在门口有个人喊住了他：刘文山，蹲下，蹲下，就在这儿吃。

门口蹲着两个右派。他们就坐在进地窝子的过道旁的土坎上，正在喝面糊糊。那个喊他的人一边喝一边说，你今天也太窝囊了，媳妇来了不叫住一夜休息休息，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一来是因为有了女人带来的熟面心情好，又因为这天天气也好，没刮风，刘文山就也在土坎上坐下了，说没办法，袁干事撵着叫走嘛。

另一个右派说，孽障，几千里路上来了，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因为心情好，刘文山坐在门口喝完了面糊糊才走进地窝子。可是进了地窝子，他觉得地窝子里气氛有点不对，情况有点蹊跷：有几个人正挤在他的铺前慌慌张张地干什么，有几个人各自在自己的铺上坐着，手里捧着炒面往口里填。看见他进来，有人小声地叫着：来了，人来了！他铺前的人忽地就散开了。他快速地走到自己铺前一看，头嗡的一声就胀大了，耳朵也轰地鸣叫起来。他的皮包被人拽出来了，捆着皮包的绳子被什么利器齐刷刷切断了，皮包上裂开着近半尺长的一道口子。被人掏出来的面粉把皮包染白了，把地铺上的床单也染得五马六道的。

大概有七八个人手里捧着熟面往嘴里塞，还有的人掀起褥子把熟面藏起来。

他立即清醒了，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抢劫。他扭头跑出了地窝子，不顾看守的拦截朝前跑去，没命地喊叫：

队长，我的炒面叫人抢了！我的炒面叫人抢了……

管理严管队的是一个名叫王治民的管教股干事。这人对右派非常严厉，工作责任心强，每天早晚开饭的时候他都要在严管队地窝子前边转悠。听见刘文山的叫喊声他快速地走过来：谁抢你的炒面了？

刘文山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说，他们合起来抢。

走，我看一下去！

刘文山迅疾地走在前边，几乎跑步一样进了地窝子。王干事也快速跟了进来。

眼前又在演出两分钟前的那一幕：仍然有几个人挤在他的铺上从皮包的裂缝里往外掏面粉。刘文山说，你看，王队长你看！

王干事的眼睛都红了，拾起过道上扔着的一把铁锨可能就是割断行李绳和切开皮包的那把铁锨朝着刘文山喊了一声你让开！就往过道深处冲过去。

有人看见王干事了，喊了一声王队长来了。围着皮包的几个人立即散去，但还有一个人不愿走开，一只手还在裂缝里掏着。王干事抡起铁锨没头没脸地打下去。那个人看见铁锨落下来，躲避不及，举起攥着面粉的手来挡。锨头正好打在他的胳膊上。就听他哎呀叫了一声。锨头把他的棉衣袖子刷的一声劐开了一道口子，一直劐到肩膀。劐开的袖子像一块破布片一样甩着。里边的衬衫袖子也破了一截，胳膊立即就流出血来。

这个人是平凉地区一个县的商业局局长，当过兵的。他是因为偷了农场的一只羊吃肉而被关进严管队的。此刻，由于手中的面粉被锨头打得撒了一脸一身，根本就看不出脸的颜色来了，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在地铺上缩成一团，央求：王队长，我再不敢了，王队长，我再不敢了……

王干事扑上去踢了一脚凶狠地骂了一句：驴日的，反了你们了！

王干事是武都人，他操着浓重的方言破口大骂，并且挥舞着铁锨：

瞎熊，你们这帮瞎熊，反革命！怎么越改造越反动，抢起人来了！拿出来，把你们抢下的炒面拿出来，放回皮包里去！你，就是你！还有你！

他的铁锨指向谁，谁就吓得战战兢兢地把手里捧着的面粉放回皮包里去。那些铁锨指不到的人却还在吞咽着手中的面粉。熟面不像馒头，太干，一时难以下咽，有的人呛得咳嗽不止，眼泪都冒出来了。有的人慌慌张张把熟面藏起来。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熟面被追回来了，但已经损失过半。有些炒面是刘文山从褥子底下枕头下边扫回来的，羼杂了许多尘土、草屑。

有了这次教训，刘文山再也不敢把面粉放在地铺上了。他把女人装面的口袋补了补，且缝上了一条带子，去伙房打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把带子套在脖子上，面粉就挂在胸前。晚上睡觉，他把面口袋放进被窝里，抱在怀里。

刘文山是个有毅力的人，无论每天他的肚子如何饥肠辘辘，无论熟面的香味多么馋人，他每顿饭只吃两小勺熟面，把熟面加进从伙房打来的面糊糊里，使之稠一点此外决不多吃。女人临走时说过，元旦时再给他送点吃的来，现有的八九斤熟面，他必须细水长流，否则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他的腿肿起来了，脸也肿了，但他仍然坚持细水长流。他知道，如果两顿把熟面吃掉了，他立即就会没命了。他亲眼看着同室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近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毯子卷起来抬出去。

就是这样节约着吃，熟面也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斤了他的心恐慌起来：女人能不能按时送吃的来？到底这样的低标准供应要持续多久？国家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劳教分子？

他的意识当中，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突然，他感到农场的情况有了变化：已往，严管队去伙房打饭，旁边总是跟着两个积极分子和几个充当看守的就业人员，可是这两天情况异常，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面糊糊提到地窝子来，舀进他们的饭盆里。还允许他们在门口晒太阳了。

一天早晨喝完了面糊糊，刘文山凑到康永明和张维让身旁说，喂，你们看出来没有，情况有点变化？

他正和康永明、张维让议论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现象，地窝子的门突然开了，袁干事走了进来，大声说，抱行李，抱行李，都回自己的队上去。快点快点！

刘文山进严管队的时候，这间地窝子里总共睡着三十四个人，四五十天过去，这里就剩下整整十个幸存者了，其中包括胡永顺、张维让和他，还有最后进来的康永明。他们几个人都浮肿了，但还没有弱到衰竭的程度，而那六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爬起来坐着。听说叫他们出严管队，一个个都振作起来，在几个就业人员的帮助下，摇摇摆摆脚步蹒跚地往外走。

但刘文山坐在铺上不动。

袁干事看见了，走近两步问，刘文山，你怎么坐着不动？

刘文山眼皮也不抬，说：我不出去。

袁干事惊讶了：咳，你还住上感情了！

刘文山：不是住上感情了，袁干事，你把我们三个人捆进严管队，说是我们吃人肉了，我们说啥话你都不相信。现在你要把情况搞清楚到底我们吃人肉没有。

袁干事皱了一下眉头，大声说，走吧，走吧，出去吧，还要搞什么清楚！

刘文山坚持说，那不行，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把情况搞清楚，我就不出去，就是不出去。

袁说：咦，你还硬得很。

刘答：不是硬不硬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的问题。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吃下人肉的，没有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我死掉也就罢了，但要是有幸活下去，离开劳教农场，还有什么脸见人，还有什么活头。

袁说：咳，走吧走吧，出去吧……

刘答：那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不可。

康永明因为和刘文山是定西的老乡，他想等着刘文山一起走，这时劝他：走吧老刘，走吧，执那气做啥？

刘文山说：你走吧，你走吧。康永明，你的事和我的事不一样，往马耳朵里钉个钉子，受些冤枉也不是大事，这吃人肉的事可不能马虎，是人的品质问题……

袁干事看他真不愿走，也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出去了。

刘文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地窝子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袁干事又回到这间地窝子里，说，刘文山，走吧，出去吧，我们查清楚了，那件事我搞清了，是个误会。

刘文山在地铺上坐着，冷冷地说，真搞清楚了？你不是骗我？

袁干事回答：嗳嗳，看你说的，我骗你做啥？我找了张维让了，也找胡永顺了，他们领我去了小食堂，找了炊事员老赵。他说是把兔子埋在粪堆那里了。我们去看了，就是叫人挖走了。和你们说的情况一样。误会了，我们误会了。

误会了？说一声误会就行了？你的一个误会，我们三个人可是差点没命了。

袁干事大为惊讶：哎，看你这个人，告诉你误会了，你回队上去就是了，你还想做啥？

刘文山盯着袁干事年轻英俊的脸看了几秒钟，一句话没说，站起来默默地卷行李。袁干事叫来一名就业人员帮他拿行李，他自己端着洗脸盆，饭盆，还提着那只破皮包。他们走出地窝子，袁干事对那位就业人员说：

你把他领到二号病房去吧。

二号病房实际上就是他住过的那间大地窝子。就在他进严管队不久，许多人躺倒了，死亡加剧了。为了延缓和减少死亡，领导把几间大地窝子改为临时病房，把生命几近衰竭者集中到这里。派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右派和就业人员做护理员，端屎端尿；开饭时炊事员把面糊糊送到“床”头上，不叫他们动弹，以减少体力的消耗。

进了病房，刘文山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来过了，过几天就要送右派回原单位。他在心里暗暗地庆幸：终于熬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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