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夏天无雨，冬季下雪的次数也不多，也下不大。和桑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这种印象不准确，河西下雪的次数是不太多，但要是下起来也很吓人，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场大雪来说，下了近一尺深，我没齿不忘。

和桑说，那次大雪，她之所以没齿不忘是因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黄昏，她收到父亲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他在兰州听到消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乡去了，明水的情况非常严峻，问她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夹边沟农场看看景超。父亲在严峻两个字下边还划了两横。

和桑很明白父亲那两个字下边划横线的意义，那意思是说他不能写得更明白了。那个年代，很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尤其是给她这样的人写信。

其实，她比父亲更清楚景超的情况，因为她仅仅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行政降五级，在安西县境内的四工农场劳动，改造思想。报社每月还寄给她五十八元的工资。而景超却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押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已经两年八个月了。景超十月初曾寄信给她，说他从夹边沟农场调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了，口粮降到了每月十四斤。她也回了封信给景超，说，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十五斤了。她在信中还夹了10斤粮票。景超再也没有寄信来。

在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前，和桑的大脑里就没有过请假去看丈夫的念头。在四工农场劳动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和右派分子，她没听说过谁请假去看望家人，就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请假奔丧。王景超是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她更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

但是，这天夜里，她躺在土炕上再也无法入睡。父亲的信在她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必须去看望丈夫！景超出生在河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家乡沦陷，十八岁的哥哥带着他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省。在四川，哥哥又加入商震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他进了一家伤病医院当看护员。后来他离开伤病医院进了专为沦陷区儿童开设的学校，读完中学。以后的几年里，他又靠着打工挣钱读西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时正赶上西安解放，他便参加从老区来的阮迪民领导的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他十三岁离开家乡，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在甘肃没有其他亲人，没有人去夹边沟看望他，没人给他送食品接济。他可能饿垮了，也可能病倒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正需要亲人的安慰和鼓励，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温暖。

她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去看望丈夫呢。是的，自己的处境和景超一样，也是在农场劳动改造，但是，这能成为没去看景超的理由吗？作为妻子，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困难，都应该首先想到丈夫，为丈夫做出牺牲。

第二天早晨刮大风，她用一块头巾包住了脸，顶着噎人的风尘走到场部大院去了，径直走进了农场政委［1］刘生贵的办公室。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她作出了决定，请假试一试，准了就正大光明地走，不准就找机会逃跑去看望丈夫。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来，开批斗会，或者给以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

她是以准备赴死的精神走进办公室的。她知道，她在干别人从来没干过的事，可能，她碰到的将是一顿训斥，一次臭骂，一场暴风骤雨，所以站到刘政委面前后，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变得煞白。

刘生贵一抬头看见了她，也看见她不同寻常的脸色，不由得惊讶起来，问：和桑，你要干什么？

和桑的腿有点发软，心也很慌，但她使着劲儿以很僵硬的口气说，刘政委，我要请几天假。

刘政委没出声，他可能有点不相信，这个右派分子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能他还在奇怪她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

和桑知道，这可是最要紧的关头，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刘生贵的一句话，这种时候可不能软弱。于是，她以刚才硬绷着的口气说：我要去夹边沟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动教养；我父亲来信了，叫我去看看他。可能他要饿死了，我必须去看看他。我就只请三天假，只要看一眼就回来。刘政委，行吗？

刘生贵说，这有什么不行的？去看看丈夫，这是好事，为什么不行！去吧，把工作交待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走。

和桑僵住了，她真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训斥和拒绝是难免的，但她要死磨硬泡长时间央求领导……她还没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来，刘生贵又说，你不用急着回来，见了你爱人，可以住几天。要是病了，就把他的病侍候好，病好了你再回来，不要着急。找你们队长说一下，多买上几斤馍。我也听人说了，夹边沟的情况比我们还严重。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和桑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遂人心愿。她想说句感谢的话，但又怕一句话引来灾难刘生贵可以大发慈悲，但也可以突然变卦呀便掩盖着自己的欣喜说了一句，刘政委，那我明天就走了。今天我把工作交待一下。刘生贵说，对，把工作交待好。

她飞快地找到了三站的站长，转达了书记的话，然后去财务科把自己管理的账本交给别人，再把油料账也交了出去，把自己管理的各种统计表册物品交给别人。做完这些事，已经到了中午。吃完饭她就去找一个叫杜博之的右派借了一百元钱，找一位右派买了一套棉衣裤，一件大衣。她的想象中，王景超两年前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她必须搞两件能保暖的衣裳带去。王景超是个有洁癖的人，在家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总要把自己的毛料裤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以防裤线变形。

整个下午，她都没有休息。她几次跑到机务队去，向队长询问明天有没有拖车去柳园车站拉煤。然后她到食堂去了一趟，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提前卖给她一星期的干粮。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一个凶狠的家伙，可是听说她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也为她高兴，很痛快地说，吃饭时你晚点来，直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准备好。这天晚上的事真是令她大喜过望：晚上她走进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你带书包了吗？看见她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管理员说，装起来，全装起来。她简直惊呆了：这是精白面的花卷，而且是抹了清油［2］的，散发着清油的浓香。还是四两［3］重的花卷，又大又暄。从她调来四工农场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如此大的白面花卷了。她急急忙忙装进书包，总共是20个。装完之后，她说，我一天才半斤定量，这得十天……管理员打断了她：这不是叫你吃的，是给你男人的。快走吧，准备去吧。她感激地说，我怕给你惹事，那些做饭的说出去怎么办？管理员说，谁敢说？驴日的他不想在灶上吃白面馍了！和桑千恩万谢离开了食堂。

这天晚上，她又去了一趟机务队，找到明天要出车的拖拉机驾驶员，说好明天九点钟出发，赶到柳园乘十二点的列车。由于兴奋，这天她又睡得很晚，睡着以后还做了一场梦，梦见她已经到了明水，见到了景超。景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连花卷也吃不下去了。她用水泡着花卷，一口一口喂他。等到了景超有力量说话了……这时她才哭出声来：景超，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她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把自己哭醒了。哭醒后她发现房子里比往日要亮一些，似乎是天亮了，爬起身往外看，原来是下雪了。雪花在空中飞舞。她知道河西的雪是下不大的，便又躺倒睡了。

谁知天亮后起床，才发现一夜之间下了三四寸厚的雪。那雪还没停的迹象，榆树叶大的雪片洋洋洒洒，近在咫尺的截山被雪花遮没了。她急急忙忙跑到机务队，问驾驶员出不出车？驾驶员说雪停了就出。

可是雪一直下个不停，时大时小。到了黄昏才停，下了六七寸深。

她知道，今天是出不了车了，时间太晚。

转天早晨，她提着花卷和包裹赶到机务队去，驾驶员却说出不了车啦，雪太厚。她有点着急，说，求求你，我是要赶到高台县的明水去，去晚了我男人就……驾驶员截住她说，老和，我知道你的心情，你这是去救命的，可是雪太厚了，要是在半路上滑进沟里，挨冻不说，责任负不起呀。她哑口无言：驾驶员是个就业人员，二劳改，好不容易干上个机务，是不能叫人家冒风险呀！她沮丧地回到宿舍。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月4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造神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

由于“罪行”轻重有别，惩处也就不同。火车经过酒泉，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护送”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东火车站下车。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几乎全军覆灭，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初到夹边沟，景超就写信告诉她，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三四天就要寄封信来，抒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她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且要检查……

和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十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

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和老师，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和桑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不光知道，我还很熟悉他们。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年，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李学福跟我讲过，他是桥东乡的人，农民出身，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县委书记看上了他，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1953年冬季，书记叫他去办农场，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仅两年的时间，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便在干燥的地方挖坑，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把粮食倒进去，再盖上麦草，抹上草泥。1959年十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再后来，兵团成立农六团小宛农场，他从黄花农场调来当了团长。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土里土气？

和桑说，对对，你说得对。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不光长相是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叫我们右派，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要叫同志。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场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峒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从来就没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

和桑还说，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调换，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了黄花农场，其中就包括我。

可是到了黄花才一个月，有一天李学福来找我，说，和桑同志，看来黄花你是待不住了。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今年春节，咱们场的宣传队不是去四工农场演过节目吗，四工农场的领导认下你了，来公函指名道姓要你去四工农场。我当时求他：李场长，你想个办法叫我留在黄花吧。李场长说，不行呀，现在人家只是要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去，人家跟上级一反映，那几十个人也就留不住喽。

于是，我到了四工农场。

四工农场的右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1960年饿死了百分之三十。

和桑在列车上坐了整整七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明水河车站。四工农场的人告诉过她，去明水农场不能在高台车站下车，而是要在明水河车站下车，明水农场离车站就三公里，半小时就能走到。她是在明水河车站下了车，可是又不知道明水农场在什么地方，怎么走。她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想找个人问问，可是她的脚下连站台也没有，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夜空下映着微弱亮光的皑皑雪野。风刮得很紧，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她的衣裳已经被风刮透了。后来她看见了不远处有一块黄色的亮光。走近了才看出是一间小小的扳道房，只有一个工人坐在椅子上打盹，桌子上放着一盏风灯。

和桑敲开了房门问，同志，去明水农场的路怎么走？

那工人看清了是个青年妇女，说，这么晚了，你要去明水农场？

嗯，我是要去那儿。

那还有七八里路，你一个女人去那儿，不安全吧。

不怕，我走惯夜路了。

路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呀。这地方有狼。

有狼？

是呀，我在这房子里，天天都听见狼嚎。

和桑犹豫了一下：那……我也得去。

那人看出了她的犹豫，说，大嫂，我劝你还是住一夜吧。这路基的下边，有几间房子；那里住着我们铁路上的几个家属。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太黑了，你一个女人家，走夜路真是危险。

和桑踌躇起来了：是的，这茫茫的黑夜，孤单单一人上路，是够瘆人的。但是她又这样想：可能景超已经病倒了，还没吃的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她早去几个小时，就能救下一条命，而晚去几个小时，就没命了……于是她的口气变得坚定起来：大哥。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一定要去，那边有人眼巴巴等着我……

那工人在她的脸上看了几秒钟，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说，好吧大嫂，你一定要走，那就走吧。我指给你怎么走。

那个工人走出扳道房领着她走下路基，指着雪地上几个被人踩出来的雪窝说。你就顺着这脚印走吧。这是白天从东边来的几个人踏出来的脚印。他们也是去明水农场的，是探视亲属的。

和桑谢过那位工人往前走去。她走得很急，因为害怕，又因为心急恨不得马上就见着景超雪又很深，走了不远一截路，她的身体就发热且出了汗。但是脸却冷得受不了，风刮得雪花打在脸上，针刺一样疼。雪花打得睁不开眼睛。她把脸往东边扭过去，侧着身体往前走。

这样走了一段，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引导她前进的脚印消失了！雪原平展展的没有一个雪窝。她想，是不是侧着脸走路，走岔了道？于是，她沿着自己踩出的脚印退回去，才又找到那些雪窝。她接着往前走。走呀走呀，走到一棵沙枣树跟前，脚印又乱了，分别朝两下走了。她的心便慌了：应该顺着哪条路走呢？就在她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咕吱吱的声音，她看见右前方朦朦胧胧有个人走过来。那人越走越近了，咕吱声也大了。她从身影和走路的姿态判断出是个老人，就大胆地问了一声：大叔，往明水农场怎么走。还真是个老人，苍老的声音问她：你到哪个队去？她回答三大队，老人便说，往右边走。你看，那边不远的地方有灯光，就朝那边走。顺着老人指的方向看去，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还真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在雪雾中明明灭灭。于是，她看准了灯光走去，很快就走到两间房子跟前来了。那灯光就是从朝南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她朝周围看了看，想问一下三大队住在什么地方，却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于是，她闯了进去。

看得出来这是间办公室，因为地下摆了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旁坐着两个人。她从穿着判断，这两人是农场的管教干部。于是她省去了所有的称谓说，请问，三大队住什么地方？那两个人没回答她的问题，也不问她的身份，张口就问，你找谁？

看来那两人已经在心里确定她的身份了，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她便直截了当说，我找三大队的王景超。我是她女人，刚才下火车。

那两个人没再说话，一个盯着她看，另一个拉开抽屉取出个状似花名册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翻。

她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场部的干部，要是三大队的还要查花名册吗？

那人翻了几页，抬头看她，说，王景超已于12月13日去世。

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那人重复：王景超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惊得和桑目瞠口呆，这是刀子，刺在和桑的心上！她呜呜地哭了。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摔倒，但她踉跄两步身体倚在了墙壁上。这时她放声大哭起来。来明水之前，她无数次地想过，景超肯定处在危机之中，饿垮了，连床也起不来了。她赶来，一定能鼓起他的精神来，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实在是没想过他会死去！三年前他只是在一封信中说过，他的饭量很大，近来眼镜嫌大了。从那句话里她就明白景超是挨饿了，她还给父母写了信，要他们支援景超。父亲多次来信说，给景超寄了饼干，寄了炒面。景超劳动教养没有工资，她每月还发五十八元钱，她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付自己的生活费，但她仍然每月寄给景超五元钱。景超是不该饿死的呀！景超能吃苦，身体也健壮……

她哭了很久。哭了半小时，又哭了半小时……景超的死令她悲伤之极，她也恨自己：晚了，来得晚了，要是早来二十天……

和桑一直在哭，哭了很久。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吸烟，喝水，一句话也没说。对于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她哭声渐小，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看她不出声，那人又说，小范，去，领她找间房子，叫她睡觉。有被子吧？那个被叫做小范的说了声有，又对和桑说，走吧。

和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要瘫了。她提着衣裳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

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和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她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去哪里。走了没几步，她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那个人听见她滑倒了，停了一下，等她站起再走。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