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写探春之兴利除弊，同属此旨。“戚序本”有一则回后总评，说道：

噫，事亦难矣！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我愿天下关切“红学”者深思而熟审，那种能引起批者这样一种巨大感慨的一部书，难道其本旨只是为了一个“空”和“脱”吗？悟“空”而能“脱”的人，大约不会再洒泪研血而十年辛苦地去写这“稗”史吧？

雪芹正是惜才痛才，深叹才之难、才之贵与才之不幸，故此他将一部的主眼化为一个美词，题之曰“沁芳”。

“沁芳”者，“花落水流红”之变换语言也。他痛哭闺中脂粉英才，一个个如残红落水，随流而逝，是一大象征，一大咏叹，一大抒写。

然而，世人于“沁芳”（主景主脉之总命名）却以为是并无所谓的“香艳”之饰词，文人之绮习。岂不大可悲乎。

胡适之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始作《红楼梦考证》，提出了“自叙传”之说（此说清代早已盛行，胡氏不过是恢复，而非创始），而此考出后，“索隐派”众多著述纷纷出版，以强大势力表示反对，而30年前又遭到激烈批判；只有鲁迅先生一家在严肃的学术论著《中国史略》中给以肯定；最近国外研者承认此说者较前增多了，是非历久始明。但以“自传”之眼光读《红楼梦》者又易落于一个狭隘观点：以为雪芹不过因身世坎坷，抱才不遇，故著此以发其牢骚不平之气。总之，既属“自传”，便划定为“个人”之喜怒哀乐了。此则虽也初获正解（写己，非骂人），却又迷失了大旨深义——为人类“两赋”异才之不幸而洒泪走笔。此即十分严重地缩小降低了雪芹的思想精神的广度高度，说得严重些：也变成了一种错解或“歪曲”。

胡先生那时还只把雪芹的看成是一部叙写“坐吃山空”“自然趋势”的个人经历。对于事物的认识，原本都有时代的阶段层次的递进与提高，对胡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见解本不须多加非议，但也要想到：《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却早就识透了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痛与深恨，在其自序中把这一要旨作为结穴（所谓“沁芳”者，亦即同义变换语）。两相对照，就不能不佩服刘先生的高出一筹了。在刘氏之后，又历百年而至今，不少人还是从哥妹“爱情”上来看待这部，的确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悲剧。

但是，更大的文化悲剧发生在乾隆朝的后期，即乾隆帝与其宠臣和珅等人合谋密计，将雪芹原稿八十回后的书文毁掉，另撰四十回，拼成伪“全”本，欺骗天下后世读者，彻底篡改了原著的整体情节结构，而使之变成了一种“三角”式的“恋爱婚姻”小闹剧，用以掩没原书的不得已而涉及抄家入狱、贾氏家破人亡这一事件背后所隐示的政治情由，他们以为这对大清朝廷是不利的。其详可看拙著《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

这一事实，早在1794年（即程、高伪本初版之后二三年）俄国赴华的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已经在一部程本上批注：“道德批判，宫廷印书馆出的。”此即明指当时为《四库全书》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的木活字刷印成了此书。这是皇家设备专用“印刷厂”，程伪本若非乾隆特许，焉能对一部如此特例宠幸？此本出后，士大夫“家置一部”（过去《石头记》是禁书，并不敢公开流布），原是“官方批准”的了，方才大行其道。这种历史真相，今世知者甚少，尚所不论，最奇的是近年有人公然宣扬“伟大的是高鹗（伪续本出笼作序的代表人物），不是曹雪芹”！

这，岂不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更大的文化悲剧？

但寻绎到深处，真正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既非索隐派、王国维、胡适之等人的解释，也非捧高贬曹之流的卑陋之见，而是乾隆、和珅等人也并不能理解雪芹的博大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误以为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抒愤”之作，故而残酷阴险地将原著彻底损坏变质。

这就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多层悲剧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巨大悲剧性之所在。

雪芹文化思想，在18世纪初期，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启蒙和革命的思想，其价值与意义和他的真正历史位置，至今还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90年前陈蜕先生提出了雪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创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崇伟博大异乎寻常而又前无古人，如孔子、释迦等人方能膺此光荣称号者也，陈蜕所见甚是。而90年中，并无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响应支持，则不能不为民族文化识见之趋低而兴叹致慨。本文不揣浅陋，聊贡愚衷，希望抛砖引玉，不胜企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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