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卢兹：法国南部工业城市，有法国最大的罗马式教堂，还有创建于1229年的图卢兹大学——译注。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和它的正义与博爱的理想，使少数男人和女人开始明白，平等或者是给予所有个体的，或者不赋予任何人：”要么人类的任何一员都不拥有真正的权利，要么我们大家都具有同样的权利；投票反对别人权利的人，不论他的宗教、肤色或性别是什么，他都在以那种方式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孔多塞11790年在他《关于承认妇女享有城市权利》一文中所写的话，这位令人崇敬的法国哲学家参与起草了革命宪法。孔多塞是一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他与其他少数敏锐的绅士开始揭露妇女的困境。当时不抱有性别歧视的男人所发出的那些最初宣言极为重要，只有具备文化修养才能承担一种批评态度，而那个时代的妇女几乎完全缺乏教育。

1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然神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译注。

伴随大革命的热潮，法国各地（又迅速波及整个欧洲）开始出现妇女俱乐部和妇女协会，并产生了著名的女权主义革命家，像奥兰普·德·古热和泰鲁瓦涅·德·梅里古。但那种正义和自由的梦想十分短暂：恐怖统治时代的到来再次把妇女关进家里。1793年6月，泰鲁瓦涅受到一群女市民的攻击，脑部被石头击中；她没有死，但神经失常，在一个疯人院度过余生。奥兰普于1793年11月被斩首，妇女俱乐部被禁止。至于孔多塞，罗伯斯庇尔判处他死刑，同年9月，这位哲学家在他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宁愿服毒自尽。性别歧视的偏见，再度回潮。

然而,几十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妇女问题”这一说法被制造出来，这就是说，妇女第一次被理解成一个社会问题。

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它结束了传统的家庭生活。从前家庭妇女隶属于男性，还承担着大量日常生活的重担。她们做罐头，腌鱼，缝制家人的衣服，照管菜园和家畜，制作肥皂、蜡烛、鞋子，认识药草，照顾家人的健康。她们在家庭范围内是活跃而重要的人物。但是工业革命逐渐消解了她们所有的职权：肥皂在商店里买，菜园和家畜因城市人口增多而越来越少，健康开始由医生掌管。总之，妇女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位置。

另外经历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高潮。上帝奄奄一息，不变的自然秩序作为费解事物的一种绝对答案已不再被接受，整个宇宙必须被重新定义。女人是存在的又一个未知数，一个该用科学术语揭示的秘密。十九世纪末，人们相信通过智者的定义，通过博学之士的分类，人类能够梳理并看清现实的所有蒙昧。

妇女因此变成了男人研究的对象，把她们与”正常性”，即男性的价值和特质进行比较。达尔文认为，”通常承认女性身上的直觉、感觉以及或许模仿的能力比男性更为突出，但这些功能中的一部分至少是低等种族的特征，因而是一种过时的、较不发达的文明状态的特征。”从男性的角度，女性开始被视为一种异常性，一个受制于月经和疼痛的病人。不健康的和折磨人的女式时尚胸衣（女性被这种胸衣扭伤肋骨，引起子宫和肝的错位）加重了窒息及昏厥，社会地位和生命前景的缺乏加大了沮丧和苦痛。女人因此被看做病人，她的确病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一种”瘟疫”，这些得厌食症的女人，受奇怪的慢性病折磨的女患者，甚至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歇斯底里女人。家亨利·詹姆斯善于在他的书中塑造他那个时代的妇女典型，聪明而富有激情，却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可能是亨利的妹妹爱莉丝·詹姆斯给了作家灵感，她是一位富于创造性和敏感的女人，喜欢写作（她的日记不久前已出版），但是不能上大学，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她不能像亨利那样从事文学。爱莉丝是个慢性病患者：从十九岁起神秘的疾病使她变成了一个废人，四十三岁时她患上急性癌症，她很高兴自己死去。

对妇女来说，那个时代大概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岁月：下层妇女被工厂十六个小时的倒班弄得筋疲力尽，而且还要生育子女，照顾家庭，而中上层妇女则被关在金牢笼里。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庭长夫人》里的安娜·奥索雷斯）讲述了一些敏感、聪明而又能干的妇女的悲剧，她们过着无意义的生活，试图通过浪漫的爱情来逃脱空虚，她们因触犯了严苛的戒律而付出了昂贵代价。除了特例（比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一直是个令人愉快的女权主义者），那个时代的男性环境大多是敌对的，对女性的不理解极为严重，致使许多妇女开始选择独身，或与其他妇女建立终身的同居关系。在美国，女性同居关系当时被称为波士顿式的婚姻(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女人》讲述的正是那种女性世界)，它不必一定具有女同性恋的意涵，而是在很多情况下，相对于那些积极、独立、思想不安分、不愿屈从社会禁锢的妇女的生活，它是一种情感和同道的结合。

尽管如此，最令人惊讶的是，证实了一直都有能够战胜最艰苦的环境，富于创造力的女性存在，那些女战士，女冒险家，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她们有能力有勇气摆脱像坟墓那样狭隘的命运。当然，与大批默默无闻、屈从于世界强加给她们限制的女性相比，这样的女人是少数；可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女人比我们今天知道的和记得的要多得多。因为正如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拉伊妮所说，妇女死的时候，她们是永远地去了，服从肉体和记忆的双重结束。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撰者、院士、官方文化和公众记忆的保管人一直都由男性充当，妇女的行动和作品很少进入年鉴。今天，这种性别歧视的健忘症终于得以改善：女性在学术和知识层面上的日渐出现开始使形势趋向正常化，一个完全新型的研究领域开辟出来，这些研究大部分由妇女进行，她们力图从历史的阴霾中挖掘出我们的女性前辈。

1湖南江永县、道县一带瑶族妇女使用的一种文字符号，用以书写湘南汉族人的土语——译注。

一些女前辈能够作出巨大的无名业绩，像在中国湖南省曾发明一种秘密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只为妇女所用的文字，一种叫做”女书”1的神秘书写方式，它包括两千个字和至少一千年的历史（有些专家甚至说有六千年），如今只有五六个耄耋老妇掌握此种语言。又有传说”女书”是一个中国皇帝的妃子发明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多有才华呀!能够发明整整一套书写体系)，为的是能够向她的女伴们讲述自己的私密生活、自己的哀怨和情感，而又不用冒被发现和遭惩罚的危险。许多掌握这种文字的妇女不会写汉字，这种中国的官方语言，因为她们处于文盲状态，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知识文化之外。地下”女书”赋予了她们文字表达的能力，这是一种女性互助力量，她们以此来作出某些抵抗。”我们必须从年轻时代起建立姐妹关系，通过秘密文字互相交流”，几千年保存下来的文本之一说。另一个文本补充到：”男人敢于离家去面对外边的世界，但是当妇女创造了一种男性无法理解的语言时，她们具备同样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