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伟人，二十世纪杰出女性之一。然而她外表却很娇小；二十三岁时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体重只有四十六公斤。1924年她正值那个年龄时，前往位于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群岛旅行，开始她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米德那么瘦小，鬈曲的短发，蓝色的大眼睛，用功学生的眼镜，小无赖的脸，她像个女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胖了许多。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她像粒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自从1960年摔断一条腿，玛格丽特一直随身携带一根长长的栗木丫叉。看那个时期照片中的她，圆胖矮小到使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挥舞着她原始的手杖。这位女人类学家像一个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侏儒，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女巫，一个古老的巫婆。在任何情况下，她是一个介于笑话和传说之间、不完全是人的生灵。

值得询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那些隐秘的原因，她内心发生了什么？有些人随着生命的流逝，只是衰老；另一些人，更智慧或更幸运，逐渐成熟；相反，有些人腐败，还有些人，行为失常；所有这些过程常常在人的形体上有一个清晰的反映。好吧，可以说玛格丽特·米德在年满五十岁，第三次离婚及作为公众人物成名之后，失去了自身七巧板的一个部件，她自己逐渐一点点地散架。

但是要知道那是哪个部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复杂、隐秘、矛盾、无法缩减到可以简单解释的庞然大物。如果她身上有什么明确之处（几乎全是模糊的），那就是她生活的速度。她在生命中奔走，仿佛在逃避什么：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在到达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之前，已经写了三千字。她著有三十九本书，一千三百九十七篇文章，四十三部摄制或录制的作品，在偏远地区进行了十五次田野研究。但是此外，她还在不同的大学任课，当了三十年博物馆保管员，参加各类讲座，领导“营养习惯委员会”（官方机构，后来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像一位好莱坞女演员似的接受了那么多采访，结婚三次，更有甚者，她还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贝特森，也是人类学家。米德对女儿进行密切研究，仿佛她是个豚鼠：“我们从不简单地活着，”凯瑟琳在一本关于她父母的书中说，“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生活。”

总之，米德承受着一种horrorvacui，一种对空虚的真正畏惧：她不能忍受突然对她取消一个事先的承诺，一节课，一个约会，不能忍受忽然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那是一个无法穿越的可怕沙漠）。她在大学求学期间与其他姑娘合住公寓（她们成立了一个自我命名为“游手好闲的母猫”小组），当其他女孩聊天说笑时，玛格丽特每天晚上十点整就寝，以便能早点到达第二天，早早起床，干很多工作。

而且她话多，时刻在说话（不能有一分钟的沉默，其间会回荡着不可靠），新颖而高明的演说到老时渐渐变成封闭和自我为中心的独白。但同时她也大量倾听，尤其是在她生命的第一阶段。正是这样，听得多又听得好，她建构了自己迷人的作品：倾听并理解萨摩亚的少女，新几内亚的妇女和儿童，巴厘的当地人。虽然仔细看来，那种述说和倾听他人的双重渴望或许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都可以使内心的低语沉默。

米德是她那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孩，一个二十年代的少女。那是一个大胆和冒犯的时代：妇女剪短了裙子和头发，在乱哄哄的地窖里听爵士乐，喝酒直到失去理智，自由恋爱，当职业飞行员。玛格丽特从不允许自己干任何出格的事，当城市在她周围发出爆裂声时，她严谨地在她那张处女小床上入睡；但她倒是剪掉了那头1900年式的浓密和象征性的披肩发（理发师给她剪发时都哭了），她是一代女冒险家里最冒险的一位，是女战士的世界里最身经百战的一位。

在她的两本最有趣和最优美的作品《一位女人类学家的信》和自传《一位女人类学家个人和科学的经历》中，米德以生动的风格讲述了她田野工作的快乐和担忧：女人类学家在热带丛林里的孤独，龙卷风的粗暴力量，蚊子的折磨，疟疾的间歇性发作（米德一生都发疟疾，一种她在萨摩亚最初九个月逗留期间染上的疾病），或每五六个星期邮件到达时无法描绘的喜悦。在她的文章里米德从不炫耀困难：她是一个老兵，一个女强人，比如她如果得在丛林里行走好几个小时，泥泞都漫到膝盖上，她不会补充说蚂蝗在吞噬她。但很容易想像她所要面对的可怕困境，在偏远和原始的地区长期生活，不懂周围的语言（米德不得不学习几种当地语言，虽然她的敌人认为她说得少而且差），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医生也没有立即救助的可能性。如1929年在新几内亚生活的那几个月，研究仅仅三年前还在交战、杀头、实行吃人肉的那些部落。今天还时常有某个科学家或记者在那个地区的原始森林里失踪。

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学进行了革命。首先因为她普及了这门学科：这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而她知道公开地推销它，在报纸上描述有趣的细节，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物。但是她还发展并完善了工作方式（例如运用照相技术），尤其是她提出了以前无人提过的问题。她专注于那时表面上看来是次要的课题：妇女、儿童、种类差异。她从第一本书起成名，但是以三十年代发表的《原始社会中的性和气质》掀起了一场革命。此书研究新几内亚三个相对互相接近的部落，在那里性别角色完全不同：在第一个部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以一种被动、友善、母性的方式行事；在第二个部落，他们和她们都是进攻型、暴力型的；最后在第三个部落，男人按照西方女性的模式行事（买东西，卷头发），而女人则按照男性模式行事（不修饰自我，是最有能量、最坚定的人）。

米德从所有这一切理智地推断出鉴于性别的行为差异不是天生和不变的，而尤其是文化的；因此玛格丽特以她的著作实质性地推动妇女从性别模式中解放出来（自然也解放了男人）。在那场抗议中，玛格丽特·米德不是孤独的，而是构成了一场广泛的科学运动的一部分，在环境和遗传的陈旧争论中，主张文化因素的主导作用。如今则又流行正好相反的观点——生物主义。

她的工作曾极受争议：指控她缺乏严谨，没有充分掌握她认为自己了解的语言，降低了人类学的价值（她巨大的知名度很受人嫉妒），但事实是，尽管她的敌人费力地企图搞垮她，玛格丽特的作品整体上仍然是有启发和有效的。她的确是现代性的一个中心观念的先驱——对差异的评价。因为神及其永恒的法则在十九世纪已经死了，它们继而被极端等级化的白人男性法则所取代；要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能推翻那种权力，呈现差异和边缘——妇女，黑人，其他文化。“每种差异都具有伟大价值，值得重视”，1962年米德在一篇序言中写到。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的才华和知识胆量，反复思考世界并适应我们时代的急剧变化：”我们得教我们的孩子在风暴里筑巢。”

”女飞人”玛格丽特从童年时起就置身于永恒的运动中。她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女儿：父亲是经济学家，写过五本书，母亲是社会学家，从事关于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田野研究，写满了十三本对她女儿行为的观察。米德190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但当她满十六岁时已经住过六十所不同的住宅，吃过一百零七名不同厨师准备的午饭：出于工作原因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另一方面，家庭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在如此的奔波中，玛格丽特从很小时就致力于成为她自己。例如，父亲看来极端内向，冷淡和沉默；而米德是一个充满激情、易怒、用脚踢门的喧闹女孩。十一岁时她违背不信教的父母意愿坚持受了洗礼；二十二岁时结婚，也违背了家庭的标准，并坚持保留她单身的名字，这在美国是不寻常的，对那个时代来说也是不平常和大胆的。她坚持做她自己，成为某个重要的人物，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她好像有十分清楚的主见。事实上，她在以一位军需部将军计划下一次战役的细致来规划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