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1904年10月21日，一场洪水毁掉了阿尔及利亚艾因·塞弗拉镇子的一半。当洪水退去时，法国驻军的士兵在一个简陋的棚屋废墟中发现了插在烂泥里的女人的两条腿。它们是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尸体的腿，她也叫尼古拉斯·波多林斯基，还叫马赫默德·萨阿蒂，一位装扮成穆斯林小伙子的二十七岁的瑞士女作家：她精通阿拉伯语，能说会写，皈依了伊斯兰教，属于一个苏菲派教团。

虽然伊莎贝尔马赫默德死时很年轻，但已足够在她身后积累起一种神秘而奇特的生活。她着男装游历马格里布1；与贝督因人睡在沙漠里，在沙丘间骑马，白天与marabous（宗教领袖）谈论神秘主义，晚上逛遍北非的所有妓院。她的生活古怪，具有双重性，充满痛苦和矛盾。比如，她帮法国帝国主义行政机构征税，但也参加维护独立的示威游行。殖民政府以为她是一个政治煽动者，把她驱逐出阿尔及利亚，但几年后她为法国利奥塞将军2充当类似间谍的角色。

1马格里布：公元七至八世纪，阿拉伯人向西征服了直至大西洋的北非地区，并渡海占领了西班牙大部，阿拉伯作家把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称为马格里布，一度也包括安达卢西亚。后专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译注。

2利奥塞（18541934）：法国政治家、元帅，是关于殖民主义具有传播文明的论调的忠实信奉者——译注。

尽管如此，这位奇女子（她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独特的女人”）首先令我着迷的是她发表在maidenvoyages（《少女的旅行》）这部书里的一篇文章的结束语：”正如我所见，没有比狂热更大的精神之美，那种狂热如此真诚，只能在殉教中结束。”可怕的、使人失去自制的话语，它涉及人类意识的那个黑洞，在那里燃烧着暗杀者的狂热。从第一刻起我就想理解（同样，一个人渴望理解恶的本质）像伊莎贝尔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说出如此的话——以教义为保护并栖身地狱的那种需求，人类如此共同和首要的需求，源自何处？伊莎贝尔的母亲娜塔莉属于俄国贵族，嫁给了沙皇的一个顾问莫艾德将军，比她大四十岁。1871年娜塔莉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与托洛非莫维斯基，一位中年无政府主义者，永远离开了俄国。托洛非莫维斯基是她孩子的监护人，也是她的情人；他们共同度过了余生（二十多年），但一直秘密保持这个关系。当娜塔莉离开俄国九个月后生下儿子奥古斯丁时，仍然给他取了莫艾德的姓。五年后，1877年，伊莎贝尔降生，她在出生登记上的身份是私生女。因此在五个兄弟里只有她一人遭受异名的耻辱。但更糟糕的是托洛非莫维斯基从未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伊莎贝尔大概从同母异父兄弟那得知自己是监护人的女儿，但不论她父亲还是母亲都从未告诉她真相。她的出身笼罩在一种居心不良的沉默中，笼罩在一片迷雾里。在她的信件和文章中，伊莎贝尔经常虚构不同的父母，以及关于其出生的不同解释。

母亲娜塔莉患有几乎病态的性格软弱。至于托洛非莫维斯基，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流亡中他与巴库宁密切合作，是无政府主义书刊的创办人之一，但之后日渐与世隔绝。他很有文化，出身于亚美尼亚和伊斯兰血统，是个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伊莎贝尔继承了这个天赋，她会说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一点英语），他神秘并患妄想狂。他在日内瓦郊外买了一幢带有一个大花园的乱糟糟的房子（”新城市”），与娜塔莉和五个孩子隐居在那里。”新城市”破旧的花园像一片被杂草侵蚀的丛林，大宅的内部更是幽灵般的空荡，每间屋里只有一两件家具，仿佛前任主人们搬家时遗忘的一些旧破烂似的。这个没有家的家是一个监狱，从未有谁从那里出来：连上学都不去，因为托洛非莫维斯基本人负责教育。大孩子们恨他，一次次地试图逃跑（托洛非莫维斯基命令警察去追他们），直到最后莫艾德家的两个大孩子得以逃离：长子去了俄国，在那要求继承他父亲的遗产，二女儿结了婚，致力于追捕托洛非莫维斯基，控告他性骚扰和遥控指挥毒害莫艾德将军（他死于1873年）。

惊恐、患有妄想狂且陷入穷困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继续盘踞在”新城市”，与他在一起的有莫艾德家的老三弗拉迪米尔，性格温和而精神失常；老四奥古斯丁，也很不稳定，酗酒并染上鸦片；小伊莎贝尔，托洛非莫维斯基剪掉她的头发，把她当做一个男孩来打扮和对待。此外，这个监护人还从事对仙人掌的照管，他以一种无法向人表达的爱心非常恰当地崇拜这个植物；或许他只对软弱的弗拉迪米尔，他最爱的人，表示过爱心，并与之分享他对仙人掌的爱。许多年后，当可怜的弗拉迪米尔自杀时，不善表达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用一份电报宣布此消息：”我的仙人掌朋友死了。”他不知道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痛苦。

伊莎贝尔在这种险恶和令人窒息、充满迷雾和莠草、充满沉默和威胁的环境里成长。从很小时候起她就从事写作：短篇，有始无终的，日记。正像她十九岁时对一位阿拉伯朋友所说，”我（在文学界）成名和获取地位的雄心是次要的。我写作是因为热爱，因为这可能就是我的命运。我惟一的安慰。”她使用不同笔名来署名她的文章，在她的信里假装男人并很快在法国杂志上开始发表。她也很早就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产生了热情。那时宣扬伊斯兰复兴，反对现代西方世界生存空虚的”纳哈达”穆斯林运动正处于上升期：对埃伯哈特来说那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选择，她就是在缺乏准则和虚无主义的环境中长大。少年伊莎贝尔好像在绝望地寻找一些自己的根基，一种身份。沙漠，这么干净，这么清晰，这么缺少隐藏之处，在那里，所有东西必定显而易见，它是”新城市”阴暗混乱的花园、那个被不明之物压垮的童年空间的对立面。

伊莎贝尔十分不幸。不幸构成了她人格的基本部分，是她作为她的一个定义（或许惟一的定义）。十九岁时她在日内瓦的一个照相馆里拍了两张肖像，一张穿得像一个阿拉伯小伙子，另一张是水手像，戴着一顶带有那条假想之船的名字”复仇”字样的帽子。那时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想变成某个人，以那种方式实现我生活的神圣目的：复仇。”伊莎贝尔感到自己生来就被打上了烙印：”我发现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该死，注定要受苦，注定要孤独和绝望。”她想要弥补的就是那点，那种巨大的生存痛苦。

二十岁时伊莎贝尔与母亲进行了第一次北非之旅。她剃光头，穿男装，自称马赫默德。她以为可以在性别问题上欺骗所有人，但看看那时期她的照片，很难相信会有人把她当做一个男人：她漂亮，厚嘴唇，小巧。或许那时的阿尔及利亚人对外国人的古怪行为太习以为常了，所以假装把她看成她所希望的那种人。在任何情况下，她融入穆斯林圈子无疑都是值得注意的；在一个去沙漠腹地旅行极端危险的时期，伊莎贝尔游历了半个马格里布，没出什么大事故。当然她说阿拉伯语，很了解当地的风俗和宗教，尤其是她渴望与他们融合。她被吸收进最重要的苏菲派卡迪里教团：对一个外国人，尤其又是女性来说，这真是个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