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他在孟菲斯公寓里留下了指纹。中央情报局在司法部里花费半个月时间，调查了53万个被通缉人的指纹之后，终于查出此人名叫詹姆斯·厄尔·雷。他是个惯犯，多次因伪造证件、偷窃汽车和持枪抢劫等罪判刑。1967年4月，他从密西西比州州监狱越狱。现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从中央情报局那里了解到此人的行踪，于是通知欧洲各地海关注意斯奈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戴着手铐引渡时，给他穿上了防弹背心，套上防护裤子，飞回美国，因为谁也不想再重演奥斯瓦德故事。他被装在一辆六吨半的卡车里，送往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窗子挡上了厚钢板。他伏罪，被判处99年徒刑。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始终没有弄清楚。

马丁·路德·金被刺几乎整整两个月后，也就是在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愚蠢的暴行，干掉了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最重要人物。“暗杀从不曾改变过历史的进程，”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哥哥死于达拉斯后曾经说过，但这话并不确实。他哥哥的死，以及他本人的死，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在印第安纳州预选中击败了尤金·麦卡锡，得票比数是42%对27%；在内布拉斯加州比数则是51%对31%。在1968年6月4日(星期二)他死的那天，他在汉弗莱的故乡南达科他州击败了汉弗莱，并在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击败了麦卡锡。

那一天，肯尼迪同他十个孩子中的六个和妻子艾塞尔(正怀着第11个孩子)一起在洛杉矶附近的海滩上消磨了一个早晨。随后在城里大使饭店的第512号套房，收听选举消息。夜半时候，他乘电梯下到他自己设在饭店使馆厅里的总部去，同欢欣鼓舞的自动前来帮忙的人谈了一会儿话。末了，他说：“我谢谢诸位，下一步是到芝加哥去，咱们在那里取胜吧。”朋友和他最接近的随从们都学着他的腔调说：“下一步是到‘工厂’去。”这是一家热闹的夜总会，他们打算和他一起去欢庆胜利的地方。但是，他还得先到记者室去说几句话。从讲台到使馆厅大门人挤得水泄不通，因此有个参加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面通道出去。肯尼迪的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是，参议员说：“没有关系。”于是他们迈步走进一条闷热的、有气味的走廊。肯尼迪停下来同一位17岁的餐厅小服务员杰塞斯·佩雷握手，回答了一个有关汉弗莱的问题：“这要追溯到那次斗争，因为……”

他再不能说完这句话。帕萨迪纳地方的一个记者看到有一只手臂和一支手枪从一群旁观者中间伸了出来。刺客是把右手肘部支在柜台上，向肯尼迪开枪的，距离只有四英尺远。他把装在塌鼻子艾弗约翰逊式左轮枪里的八颗子弹全射出来以后，肯尼迪的朋友、奥林匹克冠军雷夫·约翰逊才把他手里的枪打掉。有六个人躺在大厅的地板上，流着血，五人轻伤，第六个是肯尼迪，他的伤势是致命的。他中弹两发，一发关系不太大，另一发打穿头盖骨，进入脑部。艾塞尔跪在他身旁。鲍勃要喝水，他随后问道：“大家都平安吗·”那个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十字架，鲍勃用手指捏住念珠，艾塞尔祷告。这时，体重300磅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里尔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发的刺客。

“你为什么干这个·”有个人对他吼道。刺客尖叫着：“我有理由，让我说明理由!”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高声问他：“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行刺的歹徒回答说：“我是为了我的国家才这样干的。”这话听起来很荒谬，但接着慢慢弄清了真相。从他那精神不正常的想法看来，他确实相信自己是出于爱国心。对洛杉矶所有其他的人说来，这一天是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日子，而在暗杀肯尼迪的凶手看来，它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六天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个人的名字是锡尔汗·比沙拉·锡尔汗，出生在约旦，他痛恨肯尼迪所喜欢的以色列。从表面看，这似乎就是那黑瘦的阿拉伯人杀死肯尼迪的惟一动机。

奄奄一息的肯尼迪先被送往中央收容医院，跟着转到规模较大的慈善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进行心脏按摩维持生命，同时急速给他动了手术。然而已无法挽救。经过几次挣扎，他终于在1时44分死去。林登·约翰逊痛斥国内枪支的“疯狂买卖”，随后派出总统的一架喷气式飞机把肯尼迪的尸体运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再一次伴送一口棺材搭乘波音707飞返东部。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对于一位从未当过国家元首的人如此表示敬意，这是前所未有的。飞机抵达纽约时，已有一万人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外面排成行列等候向遗体告别。在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着蜡烛，朋友们轮流守灵。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发表了挽词。

仪式由理查德·库欣枢机主教主持，安迪·威廉斯唱《共和国战斗赞歌》，圣诗班合唱《上帝赞美歌》。然后，汽车队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这里一列由两辆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在等候着，目的地是华盛顿。可是，因为铁路沿线两侧站立的人群太密，这一行程竟用了八个小时。到达首都时，夜已深了。在只有路灯照明的情况下，车队绕过市内巨大、黑暗的政府办公楼群，越过波托马克河，来到阿灵顿。这里已准备好鲍勃的坟墓，木莲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离他哥哥的墓碑只有几英尺远。在这里举行了简短的葬仪，然后把覆盖的国旗叠成三角形献给艾塞尔。这时，乐队演奏：

美国啊，美国!

上帝赐福予你!

还为你的善良冠以兄弟情谊，

从海洋到光辉的海洋!

在1968年，从元月1日到6月15日，共发生221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国大学校园，参加的学生近39万人。建筑物被炸毁，校长和院长受到粗暴对待，猥亵话被涂在墙壁上，或用以责骂警察，有时竟是幽静雅致的贵族化七姊妹女子学院里高尚家庭出身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干的。这几个月里，遭受学生暴行破坏的高等院校计有：费拉德尔菲亚的坦普尔大学、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奥伯林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三一学院、特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迈阿密大学等——

当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

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的第三个星期，有关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它改变了头一年做出的决定，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权租用金。那事传出曾很受社会上的非议，可是1968年4月哥伦比亚暴动的社会影响就更糟糕得多。这是四年前伯克利学潮以来最大的一次大学反抗行动，而且从一个方面说是更加富有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出现。在此之前，该会在公众心目中也不过是又一个政治性的学生组织罢了。八年后，该会会员发展到5500人，在200个学院设有分会，并表现了学生厌恶集中制的特点。然而到60年代中期，该会已经表现出好斗的精神，它的领袖公开宣称，要与该会曾明确提出的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敌。它认为，美国大学已为这三者所败坏，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则尤其恶劣。

在平日欢快的日子里，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学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行曲：

谁是纽约的主人·

谁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谁呀·

哥—伦—比—亚!

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提醒同学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拥有价值23亿元的曼哈顿不动产(包括洛克菲勒中心占用的土地在内)，附近每况愈下的哈菜姆公寓楼群占了大部分，因而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成了贫民窟的大房东。六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又从纽约市租得靠近莫宁赛德高地公园的30英亩土地中的21英亩，因而无意中为未来发生的爆炸性事件提供了燃料。学校原打算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所价值1160万元的宏伟体育馆。住在邻近的遍地都是酒瓶的哈莱姆贫民区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几层。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设想，既然附近居民区当前充满了娼妓和吸毒的瘾君子，成为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那么凡是有一点公民自尊心的居民都会欢迎这个计划。但是他们错了。

持反对意见的房客们把这个计划叫做“土地掠夺”，并说是对“公园的玷污”。这时候，大学行政当局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一位建筑师关于体育馆的构图公布出来，其中体育馆面向学校的大门，是精心设计、造价昂贵的，另一面朝着哈莱姆区开的门，则小而简陋。于是，居民区组织的领袖们便痛斥这是“隔离的不平等的”安排。哈莱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愤怒地指责说：“本居民区受到劫夺。”于是150个示威者向体育馆工地进军，高喊“种族歧视的体育馆必须拆除”!并拆毁了一段栅栏。参加示威的白人当中有哥伦比亚大学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主席马克·拉德，以及他所尽力召集来的追随者。

拉德这人正是埃德加·胡佛想像的那类新左派分子。前此不久，胡佛刚谈到过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是“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好斗的青年组织，而它反过来又支持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则讽刺说：“共产党人不能把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接管过去，因为他们找不到它。”该会在哥伦比亚的确也只有很少的会员，但由于他们喜欢讲蛮话，自己又喜欢蛮干，因而按当时的说法，他们就显得很了不起。拉德尤其吵嚷得凶。在莫宁赛德高地上空升起气球的那一天，他刚好对卡斯特罗的古巴进行了三周访问后回到学校。好像特意要证实胡佛的看法似的，他满口称颂古巴是一个“特别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立面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他68岁，超脱冷漠，行政工作能力不强。后来，以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柯克领导下的行政当局“独裁专断，招致不信任”。4月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曾征集15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有12个大学研究人员参加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机构)，柯克当时对此未予置理。该学生会指摘防务分析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目的在于压迫越南人民”，而且包括“防暴设备，为了(在美国)对黑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

星期二把那个体育馆工地上一段栅栏推倒之后，拉德率领他的一伙人游行到常春藤盘绕的汉密尔顿大楼(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进行示威。他们在这里出乎意料，见到了持和解态度的代理教务长，他说，虽然他“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无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成员资格都是可以商量的问题。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现在对这些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便乘势把代理教务长和另外两个职员拘留了26个小时。围攻哥伦比亚的行动于是开始了。

头一天夜里，白人学生还发现另一种情况：黑人的力量。他们中间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他们看来战斗性不太足。有一种说法是，黑人当时都带着枪，打算要同警察干一场。他们的白人兄弟并不认为修体育馆的事值得动枪。有的白人学生感到痛心。其中有人说：“为什么要他们管这事·国家的分裂和两极分化已经够呛了。”不管怎样，第二天(4月24日，星期三)早上6时，拉德宣布汉密尔顿大楼已不需要白人学生。他们把大楼交给黑人，自己接管了洛楼图书馆，贴出通告说：“解放区，可以自由参加进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他们破门而入，进行了搜查，把有些信函和文件照了相，有的给乱扔一气；他们吸了柯克的雪茄烟，把他的雪利酒也给喝了。而这才不过是个开始。他们对记者说，他们认为破坏学校的行为是对的。他们援引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所确立的一些原则。他们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和纳粹一样坏。

现在，他们已增加到七百人。星期四，有一百人夺取了费耶韦瑟社会科学大楼；另一百人接管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五栋大楼也被占领。他们在这座楼的阳台上挂出一条横幅：“拉德大楼，第五解放区。”他们建立了指挥所，并且油印了各种声明。其中之一是要求赦免他们全体，柯克不同意，说如不采取惩戒行动，就会“毁掉大学集体的整个结构”。另一批学生(运动员们)一度看来有可能把造反者赶走。(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而我们正是适者。”)可是柯克不愿再出现暴力，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约束。他还作了让步：暂停体育馆的修建。示威者在那些楼里大喊大叫，这不够!他们要求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同时提出他们刚刚才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跑腿的给他们运来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所以要凡士林，是因为他们听说可以用它来防御催泪瓦斯。他们估计警察可能使用催泪瓦斯。

他们没有想错，警察果然来了。当第一队警察开到莫宁赛德高地时，有30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教职员把住洛楼的大门不让进入。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跟着大学董事议决“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的行为实行果断的纪律措施”。这样，他便做出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毕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夺回那些大楼——动用了组成快速楔形队伍的一千名警察。首先解决的是汉密尔顿大楼。黑人学生都很听话，黑人律师出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他们撤出。黑人学生安静地离去以后，经过察看，大楼各处整洁如常。

白人学生占据的大楼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这里只要看到学生有任何反抗表现就动用棍子，拳打脚踢，把他们从混凝土楼梯上推下去。围观者有几千人，警察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站在警察组成的人墙后面，就可以安然无事，可是后来看出，他们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于是警察同样向他们冲打过去。总共逮捕了698人。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勒令停学一年。考克斯应邀对这些骚乱进行调查。经过21天对79名目击者进行查证之后，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布了一份222页的报告，对大学当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评之辞。报告虽然没有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辩护，但认为学生的行动“同(警察的)残暴程度并不相称，警察的残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调查人发现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贯把学生放在”他们轻重缓急考虑的“最后位置”。其结论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问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学生们对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深为不满。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学校学潮中好斗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出身郊区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开明，他们都是学文科而不是学理科的，成绩都很突出，而且以犹太人居多。21岁的特德·戈尔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伦比亚风潮中的头头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名分会主席。戈尔德对记者说：“我们斗争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美国。”

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个从来不违反停车信号的人也开始违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推而认为那种法规是愚蠢的，只有机器人才会服从它。他又违反了一次，在一个月以后，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断干下去了。而又过了一个月，只要他到达十字路口，即使红灯亮了，他也直闯过去。虽然他不理会这些交通联系手段，他还是感到生气，因为在他喜爱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务员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替他检查机油和擦净挡风玻璃。他改到别的加油站去，情况也都一样。大约就在这同时，他的新汽车的一扇门发出了讨厌的响声，拆开来一瞧，原来不知是底特律装配线上的哪位工人在门里面留下了一只可口可乐瓶子。

这都是些小事，但还有别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里发现一张通告条，说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经停止送货，你得到商店去买。邮政也不像话，谁都有关于邮政方面的可怕经历可谈。在饭馆里，女招待把别人点的菜端到你的面前来。出租汽车的司机找不到你要去的地点。你订的晚报没有送到。药剂师把药给拿错了。新买的洗衣烘干机是次品。送货人把车停在与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车子外面，还不肯挪。约翰逊任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笑话。人们到处挂出小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