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diabria

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