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江青的问题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开了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批评陈伯达、江青的小组会，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

不过，在2月10日，当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在座的并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和叶剑英也在座。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使李富春、叶剑英感到高兴。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他还是周恩来指定的“副总理小组”的组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顿时群情欢跃。须知，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心头，早就积压了对于“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发出来了。他们在李富春家进行了议论。

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务院当时主管生产的余秋里、谷牧。

他们乘着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之际，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强大攻势。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温吞水式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所谓“中央碰头会”，是由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组成的会议，研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召集。这天，江青没有去，陈伯达在会上简直成了被告。刚坐定，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顿时，一连串的质问，像一连串带着呼啸的炮弹，落到陈伯达头上。

叶剑英元帅头一个向“理论家”开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元帅拍着桌子，当面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两位元帅说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中央文革”力主在军队内搞大民主，当时，叶剑英元帅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这一回，两人又盯住了陈伯达，一个劲儿批驳。只是陈伯达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此时显得十分狼狈，不像往日那样威风。

徐向前提起了刘志坚被打倒的事，愤愤地问陈伯达：“你说刘志坚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刘志坚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随我们作战那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

陈伯达嘟囔着，说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这时，叶剑英接着放炮。他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陈伯达无言以对，因为毛泽东为这事已经批评过他，使他无法招架。

叶剑英趁机嘲笑这位“老夫子”：“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他正处于劣势，正处于挨毛泽东的批评之际，只得忍气吞声。

据他的秘书回忆，陈伯达回到家中，一言不发，便往床上一躺，闭上了双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度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事先通知，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和国务院余秋里同志。陈伯达、康生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出席会议的是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因与上海经济工作有关，参加了会议。江青不去。关锋、戚本禹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会议。另外，聂荣臻、谷牧也没有出席会议。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因挨了批评，不敢坐周恩来右首第一个位置，躲在后边桌角上去。周恩来命令他坐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