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权重一时，组长陈伯达“管得宽”，不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过问云南省的“文革”。

阎红彦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的第一把手。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

阎红彦在“文革”中的惨死，陈伯达负有一定的责任……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

县人，生于1909年。他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陈伯达说，1933年，阎红彦在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工作时，便与他相识。1934年7月，阎红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在苏联学习军事。

翌年回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第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

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关于高岗。

阎红彦早在30年代初，便曾与高岗共事。那时，在陕北临直镇的战斗中，高岗临阵逃脱。作为游击队的总指挥，阎红彦曾给过高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高岗记仇于阎红彦。

1942年，在延安进行西北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时，高岗借机整了阎红彦。从此，阎红彦被整得抬不起头来。

1945年，在中共七大，阎红彦向刘少奇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刘少奇把阎红彦的意见记录在案。

这样，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批判时，刘少奇说起阎红彦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并从档案中调出阎红彦当年的谈话记录，表明阎红彦的意见完全正确。阎红彦从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见到阎红彦，表扬了阎红彦对高岗进行斗争的精神。

1958年冬，阎红彦奉命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第一把手。

阎红彦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阎红彦《关于云南弥渡县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经毛泽东指示，阎红彦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国。

“文革”风浪骤起，阎红彦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阎红彦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是，他俩在小组会上，都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这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这消息又很快传到云南，阎红彦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头号目标。

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

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

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

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听说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话？

“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

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