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