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的那天，三个人共同乘坐早上五点二十分开往省城的班车。天还没有完全亮，车站上昏黄的灯泡悬在半空圈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有一些虫子围绕着灯光目的很不明确地飞着。黄以恒帮着郑天良提箱子，郑天良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吧！”黄以恒放好自己的箱子后，又下车在车站的小摊子上买回了一大堆烧饼油条：“郑书记、老吴同志，吃一点填填肚子吧！路上要坐七八个小时车呢。”郑天良不好推辞，就抓起了一块烧饼两根油条啃了起来，而吴成业却拒绝了，他自己从一个帆布包里摸出一块自己烤的大饼，打开军用水壶，独自吃喝了起来。天亮后，郑天良发现吴成业一脸冰柜的冷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

一路上，郑天良与黄以恒两人只是东扯西拉地说一些自己小孩的事，还说了一些天气热得太早了之类说了就忘的话。他们谁也没有提起四年前的事。现在黄以恒也是副科局级干部，更何况又是同学了。吴成业一路上话很少，问他一句就答一句，有一句话郑天良印象比较深，吴成业说：“并不是我们有能力才需要培养，而是需要培养我们才有了能力。”当时，郑天良和黄以恒都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其实郑天良许多年都没能弄懂里面的意思。

在行政干部学院期间，郑天良跟黄以恒并没有多少往来，他总有些别扭，而黄以恒倒是坦然得多，虽是同学，仍尊称他郑书记，黄以恒隔三岔五地经常请郑天良和吴成业在食堂小餐厅加餐还弄来一点好酒“古井贡”请他们一起喝，黄以恒多次说：“回去后，我们要加强团结，相互协作，决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们的殷切希望。”黄以恒这句话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但郑天良听起来就有点刺耳，他觉得小黄用这种平起平坐的语气跟他说话，简直就像哥儿们一样，于是有点自命不凡的郑天良就说了一句不太合乎同学身份的话：“小黄呀，我倒是希望通过这次学习，能使你的组织观念和工作作风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黄以恒又敬了一杯酒：“郑书记的话我会记住的。”这一次，他没有用“指示”，而用“话”，这是比较符合同学之间关系的，而称“书记”当然是对以前一段上下级关系的认同和对郑天良个人的尊重。

郑天良平时跟吴成业交道比较多，他觉得吴成业是个有水平的人，他对郑天良说中国故宫的建筑让所有进去的人都感到自己的缈小，宏伟之中的压抑，稳重背后的嚣张，宽敞与阴暗构成互补关系。吴成业还经常说一些让郑天良琢磨不透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就像中国传统的寺庙，即使你本身再结实，但庙里如果没有人念经，没有香火，那就只能是一个空壳。”郑天良问：“此话怎讲？”吴成业不说了，郑天良就骂他：“你他妈的真该再打成一次现行反革命！”吴成业笑笑，还是不搭腔。

毕业前一个月左右的一天傍晚，郑天良到老师那里交掉了毕业论文《解放思想关键是要落实在行动上》，郑天良的论文受到了教政治学的王恳教授的高度肯定，观点新，问题尖锐，现实意义很强。论文中郑天良指出“解放思想是容易的，但解放行动却是很困难的。现在的领导干部大会小会都说解放思想，但真正落实到改革行动上的很少，思想通了，行动不通。”文中还举到了自己在苏南某市推销蔬菜时被蔬菜公司领导称为“投机倒把”。受了教授表扬的郑天良情绪有些膨胀，回来的路上还哼起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台湾校园歌曲《踏着夕阳归去》，其时校园里的树上和楼顶上落满了夕阳的余辉，学员们三三两两地去食堂吃饭。

郑天良到宿舍拿饭盒准备去食堂吃饭，在宿舍楼梯口，他看到了黄以恒正和县商业局耿天龙局长说笑着从楼上下来，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很亭亭玉立的年轻姑娘，郑天良发现姑娘的牙齿很漂亮。

耿天龙说：“郑书记，你到哪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走，喝酒去！”

郑天良也有些意外，他说：“耿局长，哪阵风把你吹到我们这些穷学生身边来了？”

耿天龙递上一支烟：“这次来没别的事，主要就是来看望你们三位‘三梯队’的领导，请你们吃个便饭。”

郑天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到我们这里，我们请你喝酒，走，到食堂小餐厅点几个菜。”郑天良接着就对黄以恒说：“小黄，你回宿舍拎一瓶古井贡来，菜钱算我的。”

黄以恒有些为难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可耿局长非要请我们出去吃饭，盛情难却。”

耿天龙说：“这是我私人请你们喝酒，不是用公款，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

拗不过耿天龙，郑天良只好说：“哪天耿局长来学习了，我们也来看望你，请你喝酒，让你体会一下家乡同志们的关心。”

耿天龙笑着说：“我都五十多岁了，要是行政学院举办退休培训学习班，我还是有些希望的。”

大家都很轻松地笑了起来。郑天良上楼又叫上了吴成业，吴成业说他已经吃过了，郑天良说你要是不去，我就不去，后来耿天龙也上了楼，连拖带拽地将吴成业一起绑架到了市中心“维扬大酒店”。

在一个装修豪华的包厢坐定，耿天龙向大家介绍了他的表侄女沈汇丽，沈汇丽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三位三梯队的年轻领导点头鞠躬，她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里洋溢着控制不住的青春活力，郑天良只记住了她雪白而密不透风的牙齿。

二十一岁的沈汇丽是合安县扬剧团当家花旦，名气很大，只是郑天良从来没看过戏，黄以恒说他看过沈汇丽的《红娘》，吴成业不说话，他眼睛看着墙上的一幅仿冒张大千的国画《独钓寒江图》，郑天良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就指着墙上的画说：“假的像真的。”

郑天良在酒过三巡后，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个酒桌上的核心，耿局长在敬了黄以恒两杯后才向郑天良敬酒，沈汇丽也频频向黄以恒敬酒，间或向他敬一杯。他当时的感觉是，耿天龙与黄以恒都在县里，平时交道多一些，跟自己除了开会打个招呼，平时没有多少往来，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郑天良只是拼命地大吃红烧鸡、油闷野兔和天目湖鱼头，食堂的伙食确实太差了，郑天良馋得有些失去了风度，筷子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黄以恒。吴成业不喝酒也不接受敬酒，他只是坐在那里喝水，偶尔将筷子伸向炒土豆和红烧鲑鱼，有些象征性的味道。

酒喝到尾声的时候，郑天良似乎看出了一些名堂。耿局长说：“我表侄女小沈才二十一岁已经唱了十二年戏了，练功练得一身都是伤，想改行。还望你们这些少壮派们帮帮忙。我们商业局党组已经开过会了，同意接收，又不需要提拨和照顾，一般性调动。”耿天龙将喝得通红的脑袋转向黄以恒：“黄秘书，我们多年的朋友了。”黄以恒很谨慎地笑了笑说：“只是小沈的调动找我们三个人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耿天龙说：“没错，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的月亮了，发不出什么光了，世界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合安将来的天下就是你们三梯队的。”

一席话说得郑天良真的有点热血沸腾了，他似乎看到了未来合安县的蓝图在他的手里缓缓地展开，他顺便看一眼黄以恒，黄以恒不动声色，脸上很平静，吴成业心不在焉地继续用目光分析墙上的假画。

毕业回来后，已经调任市委副书记的梁邦定找了三位年轻人谈了一次话，他首先对他们学习期间的优异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还特地表扬了郑天良的论文已经在《江淮文论》上发表，他在县委会议室里说：“年轻干部是我们事业的未来，破格提拨年轻干部是我们建设四化的重要组织措施之一，党和人民对你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市委、县委也希望你们回来后能把担子挑起来，既要有改革开放的干劲，也要时刻记住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我送你们三句话，一是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二是服从组织安排，要有大局观；三是放开手脚大胆改革，用卓著的政绩来回报党和人民的期望。”

黄以恒和郑天良紧张地记录着市委梁副书记的重要讲话，吴成业只是听，他没记，他不知道做记录是官场的基本规矩，即使上级讲的全是空话套话，下级也得要装着听得认真记得仔细，要当成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一千多句来对待。虽然有很多记下来后根本不看或没有看的必要，但下级也得要记，这是对领导的态度问题，是一种不能省略的重视和尊重。这不是组织纪律的纪律至关重要。有一个笑话说，一位下级小官在聆听上级大官教诲之前就打开了笔记本，那位上级大官在正式讲话前对身边的人悄悄地说昨晚拉肚了，小官也就没在意记下了，后来讲话正式开始后，上级大官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这位下级小官也记了下来。这位小官喜欢喝酒，他第二天回来传达上级大官讲话的时候，酒熏熏地放开嗓子大声地说：“昨晚拉肚了同志们”，下面听的人全都愣住了。

梁书记跟三位年轻干部谈话一个星期后，市委、县委分别对三人的工作做了安排。市委决定黄以恒同志任合安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待县人代会选举通过后任县长，县委决定，郑天良同志任合安县轻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吴成业同志任合安县城市建设局副局长。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特殊年代，是一个从政治到经济都是非常规的年代，非常规的行动带来了非常规的发展。经济上深圳已经搞起了资本主义，文化上邓丽君带着港台味的靡靡之音势如破竹地瓦解着高亢雄壮了几十年的革命歌曲的旋律，社会主义的银幕上西方的浪荡男女们公开抱在一起乱啃乱咬，组织上“三种人”打翻在地叫他们政治舞台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学历的年轻人破格提拨一夜间走上了自己不敢想象的领导岗位，今天是在车间里握着钳子满身油污的工程师，明天就是县长、市长了，像黄以恒这样有工作经验的副科级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当县长，在那个非常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

只有郑天良心里别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说出来。刚进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时候郑天良的自我感觉还是相当明亮的，他对在合安县施展政治抱负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跟任何县领导作过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绩跟县领导交流的，这比上门去说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组织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老县长已经进了县顾问委员会当主任，县长人选本来就是给第三梯队预备着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学院的那张单人床上规划过合安县发展的战略思路。乡镇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专学历的，而马坝乡的乡镇企业和农民收入在全县、全市独一无二，想找一个对手都找不到。梁邦定书记在县里工作时大会小会必提马坝乡和郑天良，有人曾在人代会上提出过这样一句口号：“远学华西村，近学马坝乡”，后来由于感觉有点拗口，才没有大面积流行。郑天良对口号也不感兴趣，他说大寨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一片口号声中被喊倒的。年轻的郑天良是有资本自负的。

然而，三个“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提了两个，只有他是平调，他就觉得自己进省行政学院学习一年有点“陪太子读书”的窝囊。但郑天良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原则性还是很强的，他想如果自己不是党的培养，不是组织上的关怀，他还在乡村里当兽医骟牛卵子呢。于是他决定服从组织决定，决不流露出任何情绪来。

县委组织部王部长代表县委跟他谈话时，郑天良一时冲动，还是说出了一些组织观念不强的话。

王部长也是一位即将去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头顶上稀薄的头发欲盖弥彰地铺了几绺，早晨的阳光照上去，头顶就显得愈加荒凉。郑天良觉得王部长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天良同志，你对这次安排有什么意见吗？”郑天良觉得谈话不应该是这样开头，有意见又能怎么样，有意见能说吗？他咽了咽嘴里的吐沫，说：“没什么意见，我服从组织安排。”王部长接着说：“这就对了，提拔和不提拔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决定的，党和人民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都是神圣的，职位有高低，革命工作却没有贵贱之分。这些年马坝乡的工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这不是否定你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地评价个人能力与组织关怀和群众支持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郑天良听起来好像是在批评他有“个人英雄主义”之嫌一样，脸上就有些颜色发灰，王部长接着说：“你是学机械制造出身，组织上让你担任轻工局长，就是人尽其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专业特长，县农机厂、轻工机械厂、化肥厂、纺织厂、酒厂、食品厂都是我县发展工业化的重中之重的阵地，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让你来担任这个职务，是组织上对你最大的信任，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需要。”

郑天良突然打断王部长的话说：“我是工农兵大学生，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机械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狗屁不通。我是农民出身，对农业有感情，也会种田，会种蔬菜。如果真的根据工作需要的话，我最适合继续担任马坝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请组织上重新给予考虑。”

王部长突然僵在那里，他被郑天良这一猝不及防的发难逼住了。但王部长毕竟是老干部了，有政治经验，脸上忽然堆起笑容：“天良呀，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以私人的身份劝你两句，我们共产党干部，权力不是自己的，能力也是相对的，比如说我四八年打淮海的时候就是副团长了，一辈子下来了，原地不动。我手下的那些连长营长们早就是师长军长了，还有的当上了大军区的副司令。这是能力问题，但也不是能力问题，如果组织上不是要我留下来搞土改，我会是今天这种职务吗？但县城就这么大，最大的官就是正团级，你还想怎么样呢？所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当再大的官，也是党和组织上给的，不要过分相信个人的能力。有能力论，但不唯能力论。你懂我的意思吗？”

郑天良听得有些似是而非，但王部长缓和的语气让他心里稍微平静了下来：“我听懂了。我也以私人身份对王部长说一句实话，如果组织上已经下文了，我就接受；如果没有下文，我还请王部长能将我的想法向组织上反映，是否重新考虑我的工作。”

王部长站起来拍了拍郑天良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伙子，你很有个性。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

黄以恒县长在装修一新的县长办公室找郑天良谈话。

县长办公室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满了一圈帆布沙发，墙上贴着一张按比例缩小的合安县区域地图。黄以恒叫秘书宣中阳送上了一杯碧绿的“黄山毛峰”，然后热情招呼郑天良坐在沙发上。黄以恒穿了一身蓝绦卡中山装，头发梳成三七开，一丝不苟，左右方向极其明确。黄以恒递给郑天良一支烟，手指着冒着热气的茶杯说：“喝茶，这是谷雨前的茶，味道很正。”

郑天良坐在黄以恒的对面，脸上的表情自然就有些尴尬，面对这“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的场景，郑天良首先感到称呼上的变化让他难以准确地首先开口。他怀念起他们当年在朝阳公社时共同出差和在单身宿舍里的一些生活细节。

黄以恒将宣秘书送来的文件简单地看了两眼，然后放在茶几上，他用目光很利索地看着郑天良说：“郑书记，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怎么就不愿在我这届政府里任职呢？你这不是存心出我的洋相吗？”

郑天良上来就被黄以恒将了军，他没想到黄以恒这温柔一刀让他毫无还手之力，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明显感到身子有点僵硬，他很拗口地改了称呼：“黄，黄县长，我决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感到自己更适合抓农业工作。”

黄以恒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论能力，你比我强；论关系，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把你看作是自己的老师，没有你当年对我的批评和帮助，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严于律已和作风上的进步，我这都是说的实话。如果你不愿出任轻工局长，从私人关系来看，我只能理解为你依然不宽恕我年轻无知时所犯的过失，依然不愿信任我。”

黄以恒讲话一步到位，直插郑天良的内心世界。

郑天良有了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他发现黄以恒在县长这个位置上，果然能力就非同一般了，王部长说的话无疑是具有真理意义的，有能力论，但不要唯能力论，把你放到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就有能力了，把你放到没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当然就没有能力。此时，郑天良感到自己心里有点发虚，能力非常平庸，他语气不连贯地说：“黄县长，你不要误会了，我是搞农业出身的，酱菜厂现在还没有达到规模化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既然你还能把我看成是以前的上级，我想请黄县长网开一面，让我回到马坝去。”

郑天良就是不说黄以恒当选县长是组织上的正确选择，是全县人民的正确选择，也不说自己完全拥护这个选择和全力支持黄县长的工作，而这正是黄以恒需要听到的。黄以恒在人代会县长选举过程中，只有一票反对，这一票究竟是谁的，也许永远也不会清楚了，但他清楚郑天良是县人大代表。一般说来，只要是党做出的决定，人民代表都是要无条件拥护的，比如说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代表都热烈拥护，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一切名誉，代表也是一致拥护。人民代表既要代表人民，更要代表党，党的需要高于一切，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黄以恒出任县长是党的决定，因为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人民代表就按照党的要求选黄以恒当县长，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票外。

黄以恒将窗子打开，窗外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和风，黄以恒说：“组织上要我出任县长，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经验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只能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个人的利益永远是服从于党的利益的，你说是不是？”

郑天良听起来又有些刺耳了，他觉得黄以恒的话好像是他当了县长还受了委屈一样，自己不能干，是党硬逼着他干的。他真想说一句：“你要是不能干，就辞职嘛。”但他没有说，他说，“是呀，我是党员，当然是要服从党的安排的，我只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黄县长提出个人的想法。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来干，我当然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

黄以恒说：“你的要求，我个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轻工局长是县委常委会决定的，我会在常委会上反映你的意见的。”

分手的时候，黄以恒主动跟郑天良握了手，并送到走廊的尽头，应该说，这是一个县长对下属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和尊重了。

一个星期后，县委同意郑天良回到马坝乡继续担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黄以恒在县委常委会上说：“马坝乡是我县乃至我市的典型，乡镇企业和优质农业的长远规划还正处于发展阶段，郑天良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留恋县城，仍然要回到乡下去，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忠诚，我个人同意让郑天良回马坝工作。”会上，黄以恒县长还提议，别的乡书记乡长已经党政分开了，但为了维护郑天良的改革权威，继续让郑天良党政一肩挑。这一建议受到了部分常委们的担心，因为这不符合中央党政分开的新精神，黄以恒拿出县长的权威说，深圳可以搞特区，我看马坝也可以试行一下特事特办的新政策嘛，没有一点改革精神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黄以恒平静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了。

吴成业到城建局走马上任，县委组织部王部长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后，吴副局长按惯例要表一下态，吴成业既没有感谢党和组织上的关怀，也没有说如何努力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寻找已经陌生了的火葬场的气息，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总算让我见见活人了。”

许多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他和沈汇丽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是直奔黄以恒去的，因为碰见了郑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将他和吴成业也一起拉到了酒馆。耿天龙他们在县里已经听到了关于黄以恒要当县长的消息，为了表侄女沈汇丽的调动，所以提前来给这位合安县少壮派县长烧香。而郑天良当时却一无所知，他一厢情愿地躺在那张单人床做着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政治美梦。

二000年深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入侵者，我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种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子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出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子过不去，我儿子将一块骨头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子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头吗？你这破骨头还能啃出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子，也蹲在地上跟儿子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子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子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韦秀抹着眼泪说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花不起。”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子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我说：“儿子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韦秀又露出了凶相：“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