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妻儿老小搬进县委大院的时候，这一年夏天已经来了。县委大院南边是三层的办公楼，北边是宿舍区，二十几个带院子的平房里住的都是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县委大院里树很多，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泡桐饱经沧桑，就像一个老革命家一样，撑出一大片浓荫，铺天盖地，让郑天良这些革命后代们坐在树下乘凉。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耿天龙手里提着鸟笼子正在院子里跟笼中的鹦鹉对话，耿天龙教鹦鹉说“为人民服务”，鹦鹉张着坚硬的嘴说“为人民糊糊”，耿老将我带进屋里，给我沏上茶，递上烟，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聊天。他指着鸟笼子里的鹦鹉说：“教它讲‘反腐败’，没一个星期，会说了；而‘为人民服务’教了三个多月了，它还是跟我说‘为人民糊糊’。它糊我，我就糊它，这个星期我就不给它喂玉米，只准吃粗糠。”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身边，以前的部下都不来看他了，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子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口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出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子，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子。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流产的一团血晕。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性命。”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说：“在中国当官，脑子一定要会拐弯才行，也就是要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两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过，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反过来如果人民不为你服务，这种官谁还愿意当呢？你不仅要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还要懂得组织服从个人；不仅要懂得少数服从多数，还要懂得多数服从少数，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后半句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面辩证法学问大着呢。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子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比如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郑天良后来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了，但已经晚了，这就像一个肺癌扩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烟，意义不大了。他对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早就一笔勾销了，但他与别人之间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销得了的了。

耿天龙的话让我在云山雾罩中稀里糊涂，因为我没当过官，他说的那些抽象而深奥的道理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一本李洪志的《转法轮》。我说：“耿老，你的有些观点，我听不懂，也不敢苟同。你还是说说和我舅舅之间的事吧？”

郑天良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很不习惯，他先是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将真皮椅换成了木头椅子，然后又让他们将办公室里两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说“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搞什么花花草草的小资情调！”他时常打开窗子，看县城里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摊开的麻将一样杂乱无章，他就意识到合安县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县，一种改天换地的使命感常常让他热血沸腾，只是县政府的“七五”规划让他跟黄以恒县长始终不能统一认识，“五八十”工程虽然理想宏伟，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间县城建设五条三纵两横的千米的商贸大道，八个亿元乡镇，新建和改建十个亿元产值大型企业。”郑天良觉得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第六位了，一万三千亩耕地、大小十三个乡镇企业，工农业最高产值不过九千多万，而其他乡镇只有两三千万，五年翻个番还要拐个弯，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已；县城人口一万人不到，五条千米商贸大道全部开张只能是有场无市的结局，城建拆迁重建资金更是无法落实，而在这个交通并不占优势的小县城建十个亿元企业更是异想天开。县长办公会上，黄以恒一再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有勇气要有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郑天良说：“这是大跃进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改革。”黄以恒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马坝乡已经接近亿元了，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用五年时间还没有四分之一能赶上现在的马坝吗？同志们再想一想，五条商贸大道建成后，筑巢引凤，两年免税，三年减税，提供优惠政策，乡镇和外地的商贩们还不来吗，可以提前发售商铺，将资金先拿过来建设，这叫借船下海借鸡下蛋。十个亿元企业，我们努力一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有许多新项目在等待开发，我们到省里跑资金，到银行去贷资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错过了机会，我们就有愧于时代，有愧于人民的重托。说句心里话，干不出成绩来，我们这届政府对上对下对自己都交待不过去。老郑，你说呢？”

黄以恒在郑天良任副县长后，改称郑天良“老郑”，以前称“郑书记”，是上级对下级的尊重，是对郑天良没有提拔的一种安慰，现在则没有必要了。郑天良将没抽完的烟按进烟缸里，烟熏得他的鼻子和眼睛紧凑了起来，他说：“作为讨论意见，我发表的是个人看法，我希望在人大通过前，要找专家权威充分论证，我们除了热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专业论证的无知和盲目。”

其他几位副县长都说，黄以恒同志的“五八十”工程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是我县未来五年方向性的发展规划，他们都很圆滑地说：“专家对规划的论证是可以的，局部的细节在专家指导下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整体的发展框架不应该有什么变动。”

黄以恒听到其他副县长的态度和立场基本比较鲜明，也就很民主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七五规划还在讨论过程中，你的一些意见还是很值得我思考的，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避免走弯路和多交学费。有些问题，私下我再跟你交换意见。怎么样？”

黄以恒对郑天良在公开场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尽管改称“老郑”，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来黄以恒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县长，他的身上从来看不到年轻干部的张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权威的决定和严厉的举措，在他的手中也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出现。其实这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素质，即协调能力和领导艺术。倒是大多数人发现郑天良有些自命不凡，居功自傲，对黄以恒县长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有些事不要你说出来，大家凭鼻子都能嗅出来。

郑天良走在县委大院里每天接受着各部门下级的恭维和尊敬，“郑县长早！”“郑县长吃过饭了？”他梦游一样地嗯哈着，心里却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发觉自己做不了什么，因为副县长是协助县长分管一摊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一摊子工作。以前在乡里没有体会到副职的被动角色，现在他真有些感到还不如到乡镇去干一把手，大学刚毕业虽当过两年公社副书记，但那时除了大批判外，实际上是没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后，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适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辈子只能是干副手，因为你就是副手的料。郑天良当助手很别扭，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剽悍的拳击手始终向空气出拳，用不上力。

他对工业很感兴趣，这都是因为合和酱菜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经常往各企业跑，县直企业的形势非常糟糕，主要问题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经营观念保守滞后，生产管理随心所欲。他跟黄以恒交换了这些意见，黄以恒说：“你说的很正确，这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调研是很重要的。”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很不舒服，他觉得黄以恒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表扬却又像批评，既然“发现的很重要”，重要的却又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说“人活着血液是流动的”，这一发现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句重要的废话。郑天良感到跟黄以恒工作有点猜谜一样的费力。

他对分管的商贸这一块过问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老新四军段老责问郑天良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耿天龙痛下杀手。

段老是原县武装部退休的老新四军，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一根桑木棍子，摇摇晃晃地撞进了郑天良的办公室，郑天良看到他的胸前还别着几枚勋章，其中有“华东战斗英雄”勋章、“抗日二级英模”勋章、“渡江功臣”勋章等。段老是由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带进来的。宣中阳对段老说：“这就是郑县长。”

宣中阳走后，郑天良正要给段老让座，段老就怒目圆睁，用桑木棍子敲着郑天良的桌子骂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电了，到今年还不给我，说计划已经分完了。你们这些县长是只吃饭不拉屎的？”

郑天良一头雾水，他只好忍着骂，请段老坐下来说：“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段老用桑木棍子又捣了一下桌腿：“耿天龙这个王八蛋，他糊我两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这帮龟孙子们给我耍起了滑头，要是我手里有枪，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段老说彩电计划都给耿天龙儿子卖高价了，他说：“老子们打江山，打下江山后让这帮混蛋搞官倒！”他还骂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说：“老子要到中央军委去告这帮贪官污吏！”

郑天良总算弄清了原委，就安慰了段老几句：“你先回去，等情况弄清楚后，不管是谁的儿子在倒卖国家计划物资，我叫他吃进去再给我吐出来。你的彩电问题，由我来负责落实。”

段老用棍子顶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几天？”

郑天良说：“如果确有其事，明天。”

段老说那我就看你的行动了。

郑天良感到有点窝火，他跑到黄以恒那里气冲冲地说：“段老彩电的事，你给他一个交待不就行了，将球踢到我办公室，让我一大早上班就挨骂了个狗血喷头。”

黄以恒笑了笑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人家是老革命，骂就骂几句吧，犯得着发这么大火？”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去一支烟：“商业局这一块是你分管的，彩电计划的事段老找你并没有错。中午省计委周处长来考察黄淮海农业开发计划，你也参加一下吧。”

郑天良被黄以恒温和而简练的回答呛住了。回到办公室，他让政府办打电话找耿天龙立即到他办公室。

商业局耿天龙局长不知道郑天良找他有什么事，走进郑天良办公室的时候，还开了一句玩笑：“几年前我就在酒桌上说过，合安县的未来一定是你们这些少壮派的。”

郑天良绷着脸嘴里喘着恶气，他没让耿天龙坐下，手指耿天龙头发稀少的脑袋：“有你这样混帐的商业局长，合安县是没有未来的。”

耿天龙见郑天良出言不逊，就用合理的方式反抗了一句：“郑县长一大早吃枪子了，火气这么大？”

郑天良拍了桌子：“是的，就差被段老枪毙了，你给我搞什么名堂，老革命也敢糊，答应的事拖两年，你这是什么作风？”

耿天龙一听这事，笑了起来：“我当是天蹋下来呢，这还不容易，我明天给他送一台十四寸‘金星’彩电去。这个老革命是文盲，不识字，你不要跟他计较。”

郑天良还是不让耿天龙坐下说话，耿天龙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郑天良对面的椅子上，他在郑天良的面前也是老革命，他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对郑天良的蛮横进行抗议。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买的一张政治车票已经快到站了，因此也就表现出了一些无欲则刚的姿态。他轻松地说：“郑县长才三十八岁，前途无量呀。”这句话在这个场合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像是对他充满信心，又像是暗示他年轻来日方长，好自为之。

郑天良用尖锐的目光盯住耿天龙，“你儿子开的商贸公司，究竟从你这倒了多少彩电、冰箱和自行车？”

耿天龙一时有些紧张了起来，不过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说：“彩电和冰箱自行车都按计划将票发到了各单位各部门，我家小强没考上大学，他跟苏州的一个老板合伙倒了一点钢材、水泥和尼龙衣袜，这些东西商业局是一点计划也没有的。”

郑天良说：“我要你以党性担保，你一点问题也没有？”

耿天龙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担保，我儿子没有在我这里搞官倒。”耿天龙又挑衅性说了一句：“但我不能保证他在外地没有参与官倒，我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的领导们没有帮助我儿子搞官倒。”他的意思是全国自上而下倒计划，卖高价，你郑天良一个人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我，能管得了别人吗？

郑天良带着纪委和检察院的人进驻县商业局，将这几年来的计划指标及分配情况翻了个底朝天。从报表上看，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的票都分到了县直各单位各部门及各乡镇。郑天良听到调查组的人汇报后，就像一个汽球被针扎破了一样，瘪了。

晚上，郑天良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情绪有些灰暗，电视上的自由化言论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是更加隐蔽了起来，电视上以《河殇》的名义宣扬西方的自由化，否定自己的悠久文明历史，还有一些节目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面目出现，指出党政分开党要管党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党要管党，政府难道就不要党管了。这一段时期以来，从工厂到机关，党政一把手对着干的事层出不穷。局面已经有些混乱了。郑天良对此很是反感，黄以恒经常就不把陈书记的指示放在眼里，采取反面理解消极执行的办法。会上大谈县委陈书记指示的重要性，会下按住不动，只是陈书记马上要到二线去了，所以矛盾才以一种绵里藏针的形式出现。郑天良虽然对党委决定时常也有些不理解，但他认为党委的决定应该无条件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年回马坝乡，他只是提出了个人意见，如果组织上不征求他意见，而是直接下文，他就会留下来出任轻工业局长，他不想去东店乡，心里沤气，但县委做出了决定，他就无条件地移交了工作。这与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是有本质区别的。

郑天良看电视并不把看内容作为目的，而是劳累之后的心理放松，他喜欢自己闭目养神的时候，电视上有一些噪杂的声音造成一种闹中取静的效果。妻子周玉英经常叨咕说什么时候买一台彩电呢，郑天良先是说钱还不够，然后又说科学证明了彩电对人的眼睛伤害很大，不能看。妻子说，不能看，那为什么要造彩电为什么人们又打破头抢着买彩电呢？郑天良不搭话，他头歪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屋里弥漫着腌咸菜的味道，她从马坝油厂调到县废品回收公司后，特别留恋马坝全乡种菜的生活，于是她在县城里就拼命地腌菜，以保持对旧生活的顽固记忆，家里坛坛罐罐里都是各种腌菜。

院子的门敲响了，开门后，打开灯，进来一男一女。郑天良睁开眼发现耿天龙和沈汇丽抬着一个纸板箱进来了。郑天良的妻子忙着让座倒茶。郑天良看着纸箱子上有“21寸飞跃彩色电视机”字样，接着他又看到了沈汇丽洁白的牙齿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脸上的笑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会想入非非。沈汇丽甜甜地叫了一声：“郑县长好！”郑天良居然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算是一种礼节，他也没有了对耿天龙的敌意和愤怒，他给耿天龙递上了一支烟。乡下有一个规矩，叫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这一点郑天良是很清楚的，更何况现在查明耿天龙并没有问题。

郑天良语气平和地说：“耿局长，小沈在商业局做什么工作？”

小沈抢上来说：“报告郑县长，我现在在商业局搞工会工作，逢年过节，组织职工开展文艺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郑天良说：“很好，这才是专业对口。耿局长你这真是‘内举不避亲’呀。”

耿天龙讪笑着：“商业局以前在全县职工汇演中都拿不到名次，小沈来了后，差不多每年都是第一名，商业局是县里的第一大局，榜上无名面子上过不去。”

说话的气氛很轻松，郑天良甚至还跟沈汇丽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要是出去当歌星，我看也不比邓丽君、李谷一差，到时候，我们想跟你照一张相，恐怕都要提前三个月打报告。”

沈汇丽愉快地反击郑天良：“郑县长，你拿我开心。当明星，有缘无份，有心无命，所以只能在表姑父手下混一口饭吃了。”她扭过头望着耿天龙说，“其实，我真想跟小强他们一起去做生意。”

郑天良说：“你放着国家干部不做，当什么个体户，大材小用了。”

沈汇丽说：“郑县长真要是觉得我是人才，你就提拔我嘛。当不了县长，当个文化局副局长还是可以的嘛。”

郑天良说：“看不出，你还是个野心家。”

大家说说笑笑，没什么当真的，也就有些随心所欲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郑天良就对耿天龙挥挥手说：“这彩电你还是带回去吧，先让那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们看上，前天政协余副主席还问我要彩电，我说等明年计划下来统一安排。”

耿天龙说：“郑县长，这台是先给你的，分管商业的县长连彩电都还没看上，人家会说我对年轻领导不重视，不尊重。而且我又不是送你的，两千二百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

郑天良说：“重视不重视不在于看上没看上彩电，而在于工作上是不是相互支持。我历来把工作关系看成是上下级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

耿天龙说：“我也是这么看的，现在也查清楚了，我没问题，没往你脸上抹黑，所以我才安排一台彩电给你。要是真有问题，那我就是贿赂了。”

郑天良说：“耿局长，你也不要给我冒充神圣，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年的计划彩电本来就没有我的份，你现在送过来一台彩电，这不是特权是什么？”

耿天龙还想解释，郑天良说：“明年你不给我计划，我也要自己给自己争取一台计划，但现在，你唯一对我尊重和重视的就是，把彩电搬走。”

耿天龙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小伙子敲门进来将彩电搬走了。耿天龙说这个小伙子就是我儿子耿伟强，耿伟强连声说：“郑县长好！”他熟练地给郑县长敬上“牡丹”烟，郑天良看到了小伙子手指上戴着很大的金戒指，金戒指就像一个商品的商标一样注解着小暴发户们必不可少的富有和庸俗。

第二天早上，黄以恒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这在官场上也是不合规矩的，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都是下级去上级的办公室。所以黄以恒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就很客气地让座，他们共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不是像对其他人那样，郑天良端坐在办公桌前，让下级明显处于一种俯首称臣的位置上。郑天良基本规矩还是明确的。

黄以恒接过郑天良的烟，说：“老郑呀，你上次的提醒是非常及时的，‘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请专家论证的话，真还不知要犯多大的错误呢。从省社科院、省计委和体改委请来的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肯定了我们‘七五’发展的战略思路，但在五条商贸大道的建设标准还有亿元乡镇亿元企业的内涵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效益指标还有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等问题提得很细。”

郑天良总觉得黄以恒的话里还是充满了肯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但他不愿在这个场合为工作的事再争个不休，他希望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郑天良只说了一句：“人大能通过吗？”黄以恒说：“人大要做改革的动力，而不会做改革的阻力。我会跟人大的各位常委们打招呼的，在关键问题上，人大和政府要保持一致。”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话里有话，但他不再争辩。黄以恒又掏出一支“中华”甩给郑天良，并给他点上火，他好像很随意地说：“耿天龙的事没必要大动干戈，纪委、反贪局都去人了，也没查出问题，很被动呀！”

郑天良发现这才是黄以恒礼贤下士的真正动机，于是也就当仁不让了：“没问题就不应该怕查，查清了后更证明了他是光明磊落的。如果有人要查我在马坝的事，我是不会有一点意见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看没那么严重。”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老郑呀，你是多年的领导干部了，我们既要严格要求下级，但也得学会爱护和保护下级，工作主要是靠下级干嘛。老耿是老同志，很讲面子，你去一查，局里都说老耿犯错误了，唾沫星都能淹死人，这也是中国国情。当然了，真的违法乱纪，那就必须依法办事。这一点含糊不得。”

郑天良说：“耿天龙的事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他只是从报表上看没问题。反正我在马坝乡这几年是没见到过有彩电票分到我们手里的，自行车好像有几辆。但报表上反映每年都分了一到两台彩电，究竟是商业局没分下去，还是分下去被我们乡政府干部贪污了，还要调查。”

黄以恒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快一点。下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不能总被这花花绿绿的电视机捆住手脚。”

黄以恒走了没几分钟，政府办送来了转“郑天良副县长亲收”一封信。

信是以“部分反对官倒的正义群众”名义写来的。信中揭发了耿天龙这三年来，造假报表，私自贪污了计划彩电七十六台，如果按每台比黑市平均高八百块钱计算，总共倒卖贪污六万零八百块钱，贪污计划冰箱四十二台，倒卖差价一万三千六百块钱，贪污计划自行车一百二十四辆，倒卖差价一万二千四百块钱，这些货全部都给了他儿子耿伟强。检举信中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内容，诸如耿天龙如此贪赃枉法，目无纲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

检举信中还将十几份出库单的复印件都寄来了，上面有耿天龙的批示，“同意调拨”等字样，这些调拨单显然是去向有问题，因为一般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都是凭票在商业局所属的“百货大楼”买货，不存在批条子调拨一说。

郑天良站起身来，打开窗子，窗外阳光正好。他首先想到的是，此事要让检察院直接介入了。

郑天良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了黄以恒的桌上。黄以恒正在打电话，他放下电话时脸色极其难看，他对郑天良说：“柳河大桥的款子又出问题了，省交通厅说好的计划拨款八十万，现在又说什么桥不在国道省道线上，简直是刁难！我究竟要烧多少柱香，这项拨款才算合法？”，黄以恒从烟盒里拨出香烟扔一支给郑天良，自己点燃一支，大口大口地吸着：“老郑呀，我们这七品芝麻官真不是人干的，你说上面那些官僚们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郑天良没正面答话，就将举报信递到黄以恒的面前，黄以恒看了几眼后，轻描淡写地说：“商业局是你分管的，你全权处理吧。我马上还要去省城一趟，这钱拿不到手，桥就建不成。”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出发。

郑天良说，“我的意见是让司法部门介入。”黄以恒说，“你看着办吧！”

宣中阳进来说车已经准备好了，黄以恒转身就走了。

郑天良将耿天龙召到办公室，他想核实一下，以免被动。可核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耿天龙说：“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没有问题。”

郑天良扬起手里的检举信说：“那么这信上说的都是诬陷你了？”

耿天龙不动声色地坐在郑天良面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许多人事情不能干，诬陷的本事一流，搞阶级斗争更是一把好手。没什么奇怪的。”

郑天良发觉耿天龙一语双关，他被刺了一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些事实明摆着，还有什么抵赖的？马坝乡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发的彩电票，还有这些调拨出去的彩电冰箱自行车都到哪去了？”

耿天龙说：“是有些出入，但那是特殊需要调拨的。”

郑天良步步紧逼：“哪些特殊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