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回到省城的时候，城市里的树全枯了，耳朵里灌满了冬天的风声，这个别人的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如果不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如果不是这里还有我没离掉婚的妻子在这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座城市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出去，这是一个让我输得精光的城市。

然而，我还是回来了。我想看看儿子，也幻想着妻子在我分别这么长时间后能够冲淡一些对我的仇恨，最终能像收留一个难民一样地接纳我。还有在合安期间写的几篇小稿子也该有些稿费进账了，我的冬天已处于食不裹腹的绝境。城郊结合部租的那间民房已经退掉了，我回到了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可一挨门框，韦秀就将我往外撵：“你还有脸回来，孩子的生活费一分钱也不付。出去！”韦秀几乎将我轰出门外，儿子看我回来了，他不说话，默默地跑过来，轻轻拽我的裤腿，像两个地下党正在危险的环境里接头。我一把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又亲，儿子的脸冰凉，我的心更凉。

韦秀站在阴暗的屋里抹着眼泪，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脂粉和化妆品的痕迹，她靠打零工与儿子相依为命。三十岁的女人看上去比祥林嫂还要苍老，我是她生活中毫无保障的危险品，是她年轻岁月里的一道伤口。

如果我用十来年挣的十几万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而不是去开什么餐馆，一家人就会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如果我不跟那个叫张秋影的女人滚到一张床上去，即使餐馆倒了，韦秀也不会如此绝情。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上吊或服毒自杀，我没有勇气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韦秀的意识中也许还残留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觉碎片，所以当我再次抱着儿子走进充满了腌咸菜味道的一间小屋时，她就没有再拿起菜刀和煤钎来轰我，她毕竟在我有钱的时候跟我一起享受过肯德基和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这些物质记忆应该可以瓦解她对我的部分仇恨。

这次回省城总共只拿到了四百多块钱稿费，我就像孔乙已买酒喝时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了三百块钱放在了桌上。然后将刚买的一小包饼干拆开来给儿子吃，儿子贪婪地两块两块地往嘴里塞，嘴巴鼓得像金鱼的肚子，嘴角上粘满了饼干碎屑，儿子专心致志咽饼干的表情让我手脚冰凉。我心里暗暗地发誓，有朝一日，我也要让自己的儿子吃上烤羊肉串和炸鸡腿。

我对韦秀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写完了后可以挣四万块钱稿酬。等钱拿到手后，你就不要再去打零工了，再过几年，我们会买上自己的房子的。”

我这样说等于告诉她我不想离婚而且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韦秀的眼睛里放射出死里逃生的光辉来，她先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你要是把挣来的四万块钱全都交给我，我就不离婚了。”

我听了这话后有些气愤，就嘲讽地说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有钱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你不觉得用钱来赎回自己失去尊严对你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交易？”

韦秀终于哭了起来，她抹着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我一个人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样总比出去卖淫好。”

我听到这话心里一阵酸楚，自己的女人最起码在内心深处已经不止一次地认真思考过卖淫的事了，我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嘲弄一个无辜女子，所有罪过都是我这个无能的丈夫造成的。我嘲弄了自己。

于是，我走过去抹去了韦秀眼角的泪水，她的泪水没有一点温度，就像她此刻的心情。我说：“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你，我会对你和儿子负责任的。”

韦秀软软地靠在我的胸前，像一团棉花，我感到了棉花的重量。

这天晚上，韦秀给我做了一顿萝卜排骨汤，一家三口喝着带有荤腥的骨头汤，竟吃得热血沸腾，儿子将骨头啃得一览无余，他的鼻涕非常坦率地拖进了碗里，碗里的热气袅袅如烟。

我住下了，我们在一张腿脚摇晃的床上重温了夫妻间已经陌生了的事情，竟也像喝骨头汤一样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找到书商姚遥的时候，姚遥对我前一阶段调查的内容毫无兴趣，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玻璃桌面：“我不知道你调查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对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郑天良以前就是雷锋张思德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读者要的是郑天良赤裸裸的堕落与***，而不需要你的考证与考据，这是一个功利化的时代，人们读书就像***一样，只要发泄，不需要其他意义。你懂吗？而我们这套书的名字叫《100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写好郑天良关键是要写好他与女人的关系，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如果不能让读者感到刺激和放下书就想去嫖娼，我看你这本书也就PASS掉算了。”

为了四万块钱的稿费和韦秀那张日益枯萎的脸，我不得不放弃尊严指着手里搜集到的一大包原始材料说：“姚经理，郑天良跟所有的贪官都一样，当然不会放过女人的，我之所以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主要是想寻找他堕落的某些结论之外的依据和原因，这也是新闻媒体上不可能披露出来的，应该有卖点。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本书我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写他与女人的关系。”

姚遥非常蛮横地一挥手，做出一个果断否定的手势：“不行，必须要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我们出这套书的真正的目的然后才能动笔。”

我点头哈腰地连声说是，我感觉到自己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个不讨皇军喜欢的汉奸一样，露一嘴歪牙，满脸可耻的笑容。为了不让韦秀卖淫，我只好在精神上卖淫了。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回到合安，我继续去了耿天龙家，老人对我倒是很欢迎，因为我陪他度过了死一般沉寂的晨昏，而且让他在回忆中一遍遍地重温旧梦，这无疑是在为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树及时浇水。但当我问及郑天良与女人的关系时，他不情愿地说：“我对这些捕风捉影的事从来就不愿相信，而且法院并没有认定的我外甥女沈汇丽借郑天良的三百万是因为男女关系，这完全是诬陷。说郑天良贪污受贿我也想不通，你舅舅当年口袋里连五块钱都没装过，这个人怎么就成了一个贪财的人，我想这里面名堂大着呢。但我不想说得太多。”

耿天龙对郑天良有怨气，但没有仇恨，他想用他的一脸老人斑掩盖起历史真相，但我跟耿天龙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说：“现在的克隆技术已经表明，当羊的身上被注入了狼的基因后，羊比狼更加凶狠。”

耿天龙抚摸着黄昏里的鸟笼，然后对着笼中的鹦鹉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接着鹦鹉学舌，很是没趣。见耿天龙死活不愿讲我舅舅郑天良男女关系的事，而且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冷漠，我就走了，而且不打算再来找他调查什么了。这个起初让我感到很随和的老人这一刻让我反感，因为郑天良的腐败堕落与女人有着因果关系，这不是写书挣钱的需要，而是我调查中不可回避的内容，我相信检察院的举证，而不相信耿天龙的掩饰。这个老人如果还在台上的话，我相信他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这不是我不尊重老人，而是这个老人不尊重事实，我敢保证，许多退下来的老人中，他们的老人斑后面隐藏的不仅是衰老的年龄还有见不得人的罪恶。

我独自一人走在县政府宿舍区院子里，寂静的水泥路两边的法国泡桐树裸露着被歪曲了的枝干光秃秃地站在风中，如同一些守灵的老人循规蹈矩地站在冬天清淡的阳光下，此前飘落的树叶以及我舅舅在这条路上踩过十几年的脚印一起下落不明了，舅舅家的房子依然还缩在西边的角落里，敲门进去的时候，舅妈周玉英一见是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舅舅，没了”。我看见舅妈的头发已经花白，枯涩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手在冬天青筋暴跳，血管里流淌着掺进了盐酸和耻辱的血液。

院子里的冬青树依然青翠，这是一种坚守贞操的树。只是梅花树已经枯死，而月季花、海棠等花木一律赤裸枝条，死活不明。一些空洞的坛子罐子东倒西歪地分布在各个角落里，还有碎砖、破塑料袋穿插其间，院子里的景象无比荒凉。舅舅被枪毙后，舅妈仍住在这个院子里，她每天倚在门边晒太阳，从早坐到晚，她在回忆中还原舅舅郑天良的形象，然后就六神无主地流着眼泪。

舅舅家的格局与我十二年前的记忆惊人一致，除了多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外，看不出任何变化，陈旧的家具以及四处弥漫着腌菜的味道。我看到木质的椅子上多了两个布垫，墙壁的颜色呈暗黄色，灯泡上还缠了一些蛛网，在灯泡下方的方桌上，我舅舅的骨灰盒放在当中，骨灰盒是暗红色梨花木的，中间部分嵌着舅舅年轻时的一张黑白半身照片，舅舅以平面的方式贴在骨灰盒上朝气蓬勃，脸上挂着年轻的微笑和欲盖弥彰的自负，舅妈在骨灰盒前摆了一个小香炉，一柱檀香燃起缕缕清烟。我站在舅舅的骨灰盒前，想起了过眼云烟这个成语。

舅舅的家如同一个废弃的破庙，这里面的陈设和布局使我无法将这个空间和一个受贿索贿四百多万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空间里住的是一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海瑞包公，确实，我舅舅在“双规”一个月前当选为“全省十佳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想不通的是，一个月前舅舅是人民满意的，一个月后人民就不满意了，进去了，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不过，胡长青的“三讲”评定也是很优秀的，后来也枪毙了，这样一想，也就容易想通了。

我问舅妈表妹郑清扬到哪里去了，她说表妹郑清扬一直不知道舅舅的事，她在深圳打工。

舅妈周玉英跟我讲起了舅舅最后几年的事情，她只是陈述，而不分析原因。

转眼六年就过去了，六年是一个时间长度，又可以是一个性质概念，比如说六年可以打两次解放战争，但只花三年就已经改变了政权性质。六年中合安县许多人出生了，又有许多人死掉了；许多人清醒了，又有许多人糊涂了；许多人提拨了，又有许多人下台了。许多人当中的郑天良一如既往地当着他的副县长，这个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的副县长除了不停地要钱救济残疾人花钱让老干部们下棋打牌旅游外，不可能挣一分钱，因此他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地占着一个位子，在政府副县长中像一个摆设，甚至还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六年中，从王桥集经济实验区落荒而逃的郑天良在县里生活得非常低调，开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在县里重大决策时，各位县长书记们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郑天良目光总是紧紧盯住墙上的一只木质挂钟，他发现这只钟越来越老了，平均每年以慢二十分钟的速度老化，每次开会前秘书们总要站到椅子上将钟调准，他觉得自己就是走得很不准确的老钟。会议结束前，县长书记总是很客气地问郑天良：“老郑，你还有什么意见？”这句话很有点对家里来了客人的礼貌成分在里面，郑天良声音苍白地说一句：“我没意见。”其实有意见也没什么意义，郑天良知道没有人会把他的意见作为意见来看待的。不过，这些年，郑天良闲暇的时间多了，社会上的朋友倒是结交了不少。失意的人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当官是暂时的，朋友是永远的”。郑天良在朋友面前找到了随心所欲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丧家之犬重回家园般地温暖和亲切。

这时，已是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黄昏。

郑天良从“桑塔纳”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红磨坊”的迎宾小姐就看到了头发梳向脑后、肚子微微向前挺起、身穿“梦特娇”T恤的郑天良副县长，郑天良的车是贴着“红磨坊”门前的迎宾小姐停下来的，所以他一下车就直接踏进了开着空调的“红磨坊”大厅。

“红磨坊”是县城东郊僻静处的一个酒楼，酒楼原来是县食品厂的三层楼的车间，食品厂倒闭后，现“合和酱菜有限集团公司”总裁赵全福就租用了厂房开了酒楼，由于合和集团总部还在马坝乡，所以租用县城食品厂这幢楼开酒楼主要是用来接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各地客商。一楼是大厅和十二个包厢，二楼是客房，三楼是桑拿中心和娱乐中心。这个酒楼实际上是合和集团的内部招待所，从来不对外营业。赵全福现在的年销售收入早已超过一个亿，是合安县第一利税大户，也是县里唯一的一个亿元企业，而且在三年前已经买断了“合和”商标，成为一个完全的私营企业。改革就是这么无情地将一切的虚幻的荣誉和光辉冲刷干净了，几年前合安县“五八十”工程中的七大亿元企业有的还没建成就垮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苟延残喘奄奄待毙，它们将在合安县志中永垂不朽，并成为合安人民群众记忆中的一个神话。

赵全福的女秘书于文红在大厅里迎接郑天良，她一上来就挽住郑天良的胳膊说：“郑县长今天真的好潇洒哟！”郑天良感觉到了于文红细腻的臂膀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暗示，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地开了一句玩笑说：“我在赵总的面前哪里还敢潇洒。”于文红用胳膊调戏了一下郑天良：“我就认为你最潇洒嘛！”

郑天良跟于文红相互姿势暧昧地上了二楼，赵全福在楼上一个装修豪华的套间里等郑天良，赵全福上来拉住郑天良的手说：“老板，你发福的速度太快了，爬两层楼头上都出汗了。”他对于文红说：“你快去让楼下送一盆冰西瓜来！”

于文红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闪了出去。赵全福对郑天良说：“文红很听话，就是花钱太厉害，刚去了新马泰港，又要我陪她去夏威夷，哪有时间。”郑天良说：“你让她一个人去不就得了嘛。”赵全福将嘴凑到郑天良的耳朵边，悄悄地说：“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放在外面谁敢放心呀！除非你大老板陪他去，钱由我来出。”郑天良笑了起来：“你想腐蚀我呀？”说完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于文红原来是苏州一家娱乐城的坐台小姐，赵全福在苏州出差时在包厢里认识的，一来二去，两人都说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走到了一起，于是就聘为女秘书。而于文红说女秘书如今在社会上已经臭名昭著，声名狼藉，所以就让赵全福任命她为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其实于文红除了陪客人喝酒和陪赵全福睡觉外，实际上是助理不了什么的。因此尽管于文红名片上打上了“总裁助理”，但在人们心目中她仍然是女秘书，赵全福这样的人出门在外如果没有女秘书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所以带她出差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女秘书”，弄得很尊严的于文红跟他吵了好几次。赵全福只好将她按在床上向她道歉。

于文红端着西瓜进来了，这时郑天良就看到了于文红的手指上、手腕上、颈脖上、耳朵上挂满了丁丁当当的金饰，嘴唇涂得猩红像刚吃了生肉似的，眼圈蓝得有些过分，全身上下洋溢着俗不可耐的气息。只是那挑逗的眼神使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无法控制住自己黄色的想象。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全福问郑天良要不要将于江海和沈一飞叫过来，郑天良说不用了。沈一飞现在是县轻工局副局长，虽说他原来是黄以恒的驾驶员，但由于跟郑天良在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患难与共了两年，所以在撤销实验区后，沈一飞找到郑天良请他帮助安排，郑天良让他去找黄以恒副市长，而黄以恒说县里的事他不便插手，沈汇丽就请郑天良吃了一次饭求他看在当年帮实验区贷款的份上帮沈一飞一把，郑天良找到乔岸书记，据理力争说：“如果不安排好沈一飞，就是对实验区进行了全盘否定，就是对实验区的干部不负责任。”乔岸终于同意让沈一飞平调到县轻工局当副局长，所以县城舆论界都说沈一飞成了郑天良的人了，他们之间走动当然也就多了一些。于江海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只是在城市拆迁完成后，再也无事可做了，赵全福让他到酱菜厂当业务员，他留恋国家干部的身份，死活不去，黄以恒当然不会为这个副股级干部说什么话的，他就眼泪鼻涕一把地找到郑天良，求老领导收留他，于是郑天良就将于江海调到自己分管的民政局，先是当普通老百姓，直到最近才给他任命了一个副股长。郑天良内心里对于江海有不可饶恕的怨恨，他之所以收留他，一是证明这个自己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也许还有用得着的时候。所以郑天良对于江海总是很贴心的样子，但外界的人并不知道郑天良对沈一飞的真实态度，他压住于江海不提拨正股长，人们更多认为郑天良历来是一个正派的人，从不以权谋私。这一口碑在一九九八年夏天仍然坚如磐石。

赵全福又问郑天良：“沈汇丽最近从深圳回来了，要不要把她叫过来。”

郑天良沉默了一下，说：“我看这就不必要了吧！”

沈汇丽在郑天良回到县城后不久就辞职下海了，先在上海，然后又到深圳，据说生意做得很大，也有人说她做得一败涂地，究竟做什么生意，做得怎样，郑天良不得而知，这么多年都没联系过，他只知道她是离婚后辞职下海的，他只知道这是一个侠义女子，他还记得沈汇丽的牙齿是最好看的。郑天良的记忆中只保留了沈汇丽一份残缺不全的档案。

这样，晚上在“浣溪纱厅”吃饭的只有赵全福、于文红、郑天良三个人。

赵全福见人少就有些抱歉：“大老板，实在不好意思，除了文红，没人陪你，让你受冷落了。”

郑天良这时拿出领导的尊严说：“老赵，你以后少叫我老板老板的，我是人民政府副县长。还有，我来吃饭要那么多人陪干什么？是不是生怕全县人民不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呀？”

赵全福说：“老板批评得对，我下次保证不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喊你老板。吃饭由你来定人，我是觉得沈一飞、小于跟你这么多年了，才自作主张地想出了这个馊主意。”

郑天良说：“你要考虑到我的影响，我不可能像你们生意人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有女秘书，我能有吗？”

赵全福笑了：“只要大老板有这个想法，包在我身上了。”

郑天良说：“你是想把我往火坑里送呀？”然后扭过头对于文红说：“你可要给我管好赵总，不能让他乱说乱动。”

于文红恰到好处地用浪荡的目光飞了郑天良一眼：“郑县长，我哪能管得住赵总，他一晚上要三个女人陪他睡觉才能睡踏实。”

郑天良将头又歪向赵全福：“你老赵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要收敛一些。”

赵全福哈哈一笑，露出一嘴被香烟熏黑了的农民牙齿：“大老板，你听她的话年都能过错了日子，她老给我使小性子，说光着身子睡觉全身发痒。不听她胡说八道，我们喝酒。”

菜不多，但很精致。红烧野生甲鱼、剁椒鱼头、高邮湖大闸蟹、铁板牛柳、椒盐羊排，外加几个素菜，于文红上了一瓶“五粮液”。

郑天良酒量有所增加，但仍不胜酒力，三杯下肚，脑袋里已经开始起雾，于文红在他的眼前晃动着饱满的Rx房和嘴唇，他被于文红迷离的目光击穿了，他感到全身发热。

赵全福跟郑天良又碰了一杯：“大老板，合和是在你手里办起来的，也是在你手里从县城被撵到乡下去的，我希望还能在你的手里迁回县城来。合和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它都是与你大老板联系在一起的，它就像你的亲生儿子，不管跑到天边还是国外，它都是你的儿子。”

郑天良一听到合和，心里就有些隐隐地疼痛，当初为了建工业区上啤酒厂，强令将合和酱菜厂迁到乡下去，还承包给赵全福个人经营，现在看来，这件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什么战略转移，什么承包经营，完全是黄以恒借口将黄以恒的政治影响从合安县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几年，他总算看清了，但看清了又能怎么样，他的命运还是捏在黄以恒的手里。黄以恒如今已经由河远市副市长升任市长，而他仍然是副县长，而且还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些只会花钱不能挣钱的摊子。

郑天良不会将自己的情绪暴露给赵全福这样的人，他只是说：“合和回迁的事我现在做不了主，既不当县长，也不管工业。”

赵全福说：“我现在的企业集团声名在外，但一问地址，马坝乡，小酒店里全是苍蝇，没有宾馆，更没有小姐愿意去，长期下去，合和就垮了。我为这事找过宣中阳县长，但宣县长说合和回迁县城投入太大，我说投入再大我又不要政府的一分钱，可他就是不答应。”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很恼火，但他在这个地方不能发作，发作也没有用，他只是淡淡地说：“是呀，现在办企业并没有限制，我们县里还要招商引资呢。”

赵全福说：“我跟宣县长也讲了，其它企业能来县城买地建厂，为什么我就不能，宣县长说合和是全县利税大户，是重点保护企业，要是花几千万再建一个新厂，县里的税收就得不到保证。”

于文红插话说：“宣县长讲的当然是有道理的，你一搬家就会减少利润，县里当然少税收，谁叫你把企业做这么大的呢。”

赵全福说：“你懂什么，这里面关键是合和迁下去是黄市长决定的，宣县长没有黄市长批准怎么敢同意回迁呢？”

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那么爽快地就答应把合和商标给你租用，现在也应该很爽快地让合和厂再迁回来，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了，十五公里县城经济圈如今根本就没法形成。你去找黄市长说说，他会同意的。”

赵全福说：“我已经找过黄市长了，他先说马坝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本来就在县城经济圈之内，然后又说回迁的事也是可以考虑的，等机会再说。他还要我找县委县政府谈这件事。”

郑天良说：“合和这件事比较敏感，有一些历史原因在里面，所以我不好出面多说什么。你应该能明白。”

赵全福说：“合和回迁如果你不出面肯定就办不成，但我相信你肯定会有一天能说上话的。老实说，黄市长在合安铺的摊子太大，如今全完了，县里现在还欠银行四个多亿，黄市长的风光已经过去了，升市委书记是肯定没戏的，黄以恒没戏，宣中阳也不会在合安成多大气候的。所以我把赌注押在你身上，因为合安只有按照你当年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思路才能发展起来，不然绝没有出路。”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他这几年来之所以能跟赵全福恢复关系，也就是赵全福对郑天良的能量和才干看得最清楚，这个被他撤过职的人内心里却如此认他的账，这就是眼光和胆识。只不过赵全福决定不了他的命运，郑天良马上就要奔五十了，而副县级的干部五十岁就不再提拨了，所以郑天良的政治前途只剩下一年半时间了，如果一九九九年还不能扶正的话，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全部结束了。对于黄以恒，他从内心里心悦诚服，他觉得黄以恒在合安县的“五八十”策划是他最成功的政治表演。郑天良现在终于弄懂了，官场有些人有政绩能上，没有政绩也能上，而有些人没政绩不可能上，有政绩同样不能上，政绩是相对的。黄以恒扔给合安县四亿多债务，工业区企业除了啤酒厂还在苟延残喘外几乎全部倒闭，但他照样当上了市长，他从内部得到的消息是黄以恒很快就会接任市委书记。宣中阳是黄以恒的秘书，跟着他到市里后，不久就升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等到黄以恒两年前当上市长的时候，宣中阳就回到了合安县任县长。宣中阳来任县长的时候，郑天良已经平静得多了，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宣县长，表示要全力支持宣县长的工作，没有一点摆老资格的意思。郑天良想起他当年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转变思想容易，落实在行动上很难，当初他对黄以恒虽然在思想上认同了黄以恒是他的上级，但他在言语上和行动中却常常有自己是上级的表现。他发现原来这篇文章是为自己写的。年近五十的郑天良，希望黄以恒当上市委书记后能在宣中阳改任县委书记的同时将自己动一下，他对自己当县长是有信心的。这两年，他主动改善与黄以恒的关系，黄以恒对他仍然很客气也很尊重，郑天良去市里甚至还请他吃饭，但就是不跟他交心，即使看起来交心的话，回来后一想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比如黄以恒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你看一转眼我们都由年轻人变成老同志了，眼看时间不多了，我真的为我们这些老同志着急，你说是不是？”这话听起来是很关心郑天良，但“着急”的是什么呢？是想办法为他这样的老同志提一下而着急呢，还是因为根本就提不上去了而着急呢？怎么理解都可以，都对，都不对。

所以在赵全福说到他们之间微妙关系的时候，他绝不会附和，而且还说了维护黄以恒形象的话，他说：“老赵，话可不能这么说。建工业区的大方向是没错的，县里的决策也是正确的，之所以今天出现这种局面，有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东南亚经济危机；也有我们管理水平跟不上去的原因，人才严重不足，好设备没有好人去管理和使用，你总不能让黄市长去车间管理机器吧？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中央决定开发海南的政策并没错，但海南的泡沫经济是投资商的行为，这与中央决策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刻，于文红就越来越疲倦。她给郑天良倒满了一杯酒，说：“郑县长，我再给你倒一杯，要是我倒满口后渗出来一滴，我认罚一杯；你要是喝漏下一滴，就罚你一杯。”

郑天良看着于文红挑衅的眼神，在小范围里就有些放开了，他说：“满口是多少？”

于文红说：“满口就是酒比杯口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