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在这个小范围里我讲句难听话，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送上门的***。东西送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人讲出来呢？如果陈书记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下来后，我就辞职，因为此后县里的什么事也别想办成了。这次去交通厅也少不了要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我能讲吗？反正现在八十万已经批下来，柳河大桥就要上马了，两岸六万多群众再也不需要坐船过河了。”

黄以恒一通慷慨陈词后，常委会上大家都不支声了，陈书记说：“我今年马上就要下了，平时我主要是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县里工作以恒抓得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今天这个会不是要大家来交待问题的，以恒这一点你要明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说清楚就行了。主要是讨论耿天龙处分的问题，检察院在等我们的批示，只要县委同意，他们马上就可以批捕。”

郑天良说：“我认为一切按法律办。除了县里工作调拨的外，他私自截留给他儿子耿伟强倒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差价案值近三万块钱。”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让耿天龙将差价部分退出来，然后再给予一个党纪处分。郑天良站了起来，他声音提高了八度：“如果耿天龙不依法处理，将来还会有许多个耿天龙接着贪赃枉法。”

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案子比较复杂，许多东西拿到法庭上，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当被告的。如果觉得这不会有损于县委县政府形象，如果我们当被告有利于我县的改革开放的大业，我倒不在乎上法庭为自己辩护。”

陈书记摆摆手说：“这件事，我看就这样处理吧，让耿天龙将差价款退出来上交县财政，然后让他提前退休，反正他也快到了。组织部于部长代表县委将这一决定向他通报一下，把问题讲透，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也不再搞什么党纪政纪处分了，都一辈子下来了，晚节不保，可惜了！”

黄以恒说：“为了淡化处理这件事，最好叫他打一个因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的辞职报告，影响要小一些。”

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郑天良没说话，他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发生在梦中，又像是发生在来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马路上，馄饨挑子敲着竹筒发出了单调而孤寂的声音，一些打麻将回家的人在夜色中匆匆经过，夜风掠过他们赌输了的脑袋。

耿天龙的政治生命在这个夜晚的宁静中，被馄饨挑子的竹筒声敲碎了。那天晚上，放出来的耿天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里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空气特别潮湿，春雨蒙蒙中树在悄悄地发芽，县城和县城人们的脸上终日裹一层雨雾，湿漉漉的，能拧出水来。

我父亲带着老家的村支书洪宝和一个穿伽裟的僧人提着一壶香油和两只鸭子敲开了我舅舅郑天良家的门。我父亲放下鸭子向我舅舅介绍迦裟僧人说，“这就是玄慧寺刚来的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双手合十行佛门大礼。

我父亲说悟能法师是从九华山过来的高僧，修行极高，能看来世，能断生死，在他眼里“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世上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父亲说得深情并茂，一脸的虔诚和膜拜的表情。我舅舅郑天良对家乡来的人总是很客气，他让坐递烟并招呼舅妈上茶。只是对眼前这个僧人并没有什么良好印象，他不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这个外来的和尚不仅会念经，还念出了让我舅舅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愤怒的歪经。悟能法师双手合十，稳如泰山地说：“自此经年，吾国时运不济，郑先生也逢乖蹇，故玄慧寺当重兴千载之佛法，镇邪驱恶，方国泰民安，逢凶化吉。”

我舅舅被悟能法师文白夹杂的凶言咒语逗得笑了起来。

村支书洪宝说：“郑县长，玄慧寺要显灵，最少得先修十二间大殿，还得将佛像重塑，观音佛如果不能做成铜的，就先用水泥做胎再刷金粉，然后才能正式开光。”

我父亲接着说出了此行的实质性的目的：“实在要是不能全建的话，最少也得批六万块钱。”

我舅舅郑天良脸色挂不住了，他对洪宝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带头搞这些名堂呢？”

洪宝脸涨红了，他说：“郑县长，我们知道你为官清廉，村里从来没找你开过后门，我是以村支书的身份向你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费。我听收音机里讲，中央还拨钱修西藏的布达拉宫哩，在悟能法师那里叫支持宗教自由，在我们共产党员这里，就是保护文物了。”

我舅舅说：“你这是乱弹琴嘛，县里的经济建设都没钱搞，现在还搞什么修庙。你说中央支持，你就找中央要钱去，反正我这里没有。”

我父亲、洪宝和外来的和尚碰了一鼻子灰，落荒而逃。

这一年还真出事了。先是胡耀邦突然去世，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就有了许多学生上街游行，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长着胡子的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党和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现在要让我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全国人民都不愿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更何况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还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合安县六十八万亩小麦在田里开始抽穗的时候，北京戒严了，一些学生提前回到了家里，他们带来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消息，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惧。又过了一些天，在麦收的日子里，人们在电视里听到了北京的枪声，闹出了人命，反革命暴乱一个晚上就被镇压了。小县城里人心惶惶，而乡下的农民们不管外面多么热闹，他们继续收割小麦，他们的未来在希望的麦田里。

省里的魏廷旺副书记也从电视上消失了，据说他与这场动乱有关，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郑天良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多少震惊，尽管小县城政界的人们都说郑天良是魏廷旺副书记的人，后台比黄以恒的市委书记梁邦定要硬得多，但郑天良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后来黄以恒和梁邦定都发现魏廷旺副书记跟郑天良确实没有多少联系，但官场上的事很难说，有时无中生有，有时有中生无，总之，宁愿做过，不能做漏，在魏廷旺没有出事前，他们对郑天良必须保持一种谨慎。

郑天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恶痛绝，他在党员干部一一政治过关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如果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像我这样的农民子弟是绝对不可能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是没有钱参加竞选的，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里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郑天良当然过关，小县城在动乱期间本来就风平浪静。

动乱期间平静的政局，使黄以恒在陈书记退到顾问委员会后，顺利地就任合安县委书记兼政府县长。市委梁邦定书记在黄以恒就任的会上向全体党员干部们作了重要讲话，他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肯定了黄以恒在合安县长的位子上所做出的显著政绩，政绩中包括了全市第一个“全省十强乡镇”马坝乡，还有柳河大桥、化肥厂扩建、县城改造、犯罪率降低、五年全县没出现过一个杀人犯等。梁书记尤其强调了市委对“五八十”工程的支持，并强化到战略的高度和改革的意义上予以肯定。他还说，“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对年轻干部要支持和信任，要服从和配合，要反对论资排辈，要反对倚老卖老，要用铁的组织纪律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相信合安县在以黄以恒同志为核心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开创出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

梁邦定的讲话既是代表市委宣布市委决定，也是政治捧场。这种捧场对于一个年轻干部来说，无疑是为敲山震虎稳定军心实行铁腕政治大造声势。

在中国的官场，任何人本事再大，如果没有上级支持，你也是寸步难行的。这就像孙悟空一样，尽管他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但如果没有唐僧这个领导的支持和同意，他不仅翻不了跟头，还会被套上紧箍咒，倒在地上打滚。

郑天良多少是有些目无唐僧的，尤其是黄以恒成为他的唐僧后，人们总觉得黄以恒有点让着郑天良，最起码在公开场合黄以恒对郑天良非常尊重，搞得郑天良像是县长，黄以恒倒成了助手的样子。郑天良经常在县长办公会上向黄以恒发难，而黄以恒总是说：“老郑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大家要认真研究。”而其他五位副县长几乎没人站出来公开支持郑天良，郑天良心里也很窝火，他觉得当副县长这两年一边享受着黄以恒的表面尊重，一边却又是一事无成，他提出要建合和酱菜企业集团的方案被县长办公会否定了。

黄以恒跟他之间就像解放前父母包办的婚姻一样，没有爱情基础，当丈夫的黄以恒却在父母弟妹姑嫂面前还得给郑天良这个小媳妇必要的尊严和脸面，倒是郑天良这个小媳妇有些刁蛮，时间一长，人们自然在感情上很同情大男人。

男人终究是男人。黄以恒当上县委书记后，“五八十”工程已经获得县人大的全票通过，其基本内容与黄以恒的最初动议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写得更细了，更公文化了。黄以恒在县长办公会上说：“这个方案经过多方论证，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才正式出台，郑县长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为方案的完善和丰富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还是赞成郑县长的工作作风的，敢于提不同意见，敢于直言。我是一个年轻干部，在发扬民主上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希望大家为了合安的改革与发展，要多一点意见，少一点奉承。五八十工程的全票通过，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班子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后大家不要在其他场合说这是我黄以恒的战略决策，要强调集体领导，不要突出个人。”

郑天良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但落得了一个表扬。这种表扬有点像被人捅了一刀后，捅的人拨出血淋淋的刀说：“你的肌肉真结实。”

“五八十”工程在全县千人“三干会”上进行了誓师动员。县电台、电视台、报社连续推出“五八十工程系列报道”。从组织上到宣传上，铺天盖地，造成一种群众性、广泛性、政治性的声势。郑天良虽对“五八十”工程有不同意见，但既已形成决议，他必须参与进去，这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职责。“十大亿元企业”的重担实际上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合和酱菜厂”这一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春天雨水太多，好多菜烂在了地里，夏天又持续干旱，几个乡的蔬菜都干死了，全县蔬菜产量锐减百分之四十。天灾过后，人祸又来了。被郑天良撤职的合和酱菜厂厂长赵全福自己另起炉灶，在马坝建起了跟合和对着干的酱菜厂，经过这几年发展，联合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个体小厂，打出“全和”酱菜的商标，标签、外包装颜色跟“合和”几乎一模一样，公开跟“合和”唱对台戏。自郑天良出任副县长，这两年，“合和”系列酱菜销量一降再降，由最好年份的销售额四千多万元，已下降到二千八百万元，郑天良将厂长于江海找来狠狠训了一顿：“我不管你怎么干，明年你要是销售回不到四千万，我就撤了你，堂堂的全省全市乡镇明星企业干不过个体户，你还有脸来找我诉苦。”

“合和”的经营手段非常陈旧，在经营和管理上，不许给回扣，要靠质量赢得市场；不许偷漏税，要对国家负责；不许招收童工，要对祖国的未来负责。这些都是郑天良在马坝定下的规矩，于江海当然不敢违抗，可不知不觉中，赵全福已经从背地里杀了过来，来势汹汹，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狠毒。赵全福先是请私人酱菜厂的各小老板们在一起喝酒，喝了三天三夜后，租了一辆面包车到南京又集体嫖了三天，所有费用都是赵全福的，他说：“我们只有搞托拉斯，才能将合和打垮，打垮合和，我请弟兄们到深圳去玩俄罗斯的、法国的、土耳其的，那xx子比你们脑袋还大。”他们在妓女的xx子上达成统一行动的联盟，成立了“全和酱菜责任有限公司”，赵全福任总经理，其他每个小老板都是副总经理，统一印制了名片，名片上还有一坛酱菜的图案。在销售过程中价格比“合和”低百分之十五，每瓶回扣一角六分，而“合和”是一分钱回扣也不能送，除此之外，对各大国营商场、调味品批发市场的采购员们还要请喝酒和玩妓女，他们的口号是，将“合和”彻底清除出华东地区，让他们卖到西藏去吧。今年菜本来就货源紧，“全和”高出“合和”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收购蔬菜，菜农们将菜全都送到了赵全福的厂里，他们有信心争取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年就让“合和”就地完蛋。赵全福说到这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于江海说：“郑县长，我实在是完不成任务，我们的销售手段太落后了，不给回扣，国营公司根本就不要你的货，而且我们的价格还比老赵他们高。他们基本上是不交税的，县税务局的人都被他们请到扬州、上海去旅游嫖娼，现在全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企业都在偷漏税，而我们什么都交。他们大量使用童工洗菜、晒菜、切菜和分拣，童工的工资是成人的三分之一，他们提价收购蔬菜能赚钱，我们按他们的价格收菜后出货就死定了。郑县长，你不要撤我了，我提前辞职。”

郑天良开始火气冲天，听到于江海痛说革命家史，郑天良坐在生硬的木头椅子上愣住了，他拼命地抽烟，一言不发，一张扭曲的脸在烟雾后面破碎了，郑天良没法接受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连县里办事都要送省里市里的掌权人，那些国营商场的采购员们还能有多高觉悟，他这个乡村兽医在那一刻如同被放在一个酒缸里泡晕了，他记起了当年正流行的一首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他想不出头绪来，就骂了一句：“真他妈的可恶，这种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简直比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可耻。”郑天良气得脸色发青，他将地上的一个正在爬动的无辜的蚂蚁狠狠地踩死了，他突然一下觉得自己非常缈小了起来，他的能力只够战胜一只蚂蚁。

于江海坐在郑天良对面像一个没腌熟的酱菜。

郑天良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他要去扬州找“天和酱菜集团”的季虎彬总裁，他要请季总指点迷津，人家也是国营公司，现在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个亿，为什么我们“合和”就不能实现一个亿，他把“合和”当作是全县“十大亿元企业”的其中一个，因此改造“合和”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他和合和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事业起点，也是他政绩的一个商标和品牌。他对于江海说：“你要是有种，就给我继续干，‘合和’酱菜由县里来抓，我亲自出马。”

郑天良第二天就带着于江海到了扬州，季虎彬总裁见到郑天良就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早就听说了合安县出了个酱菜县长，没想到就是你呀。看来我们当年的支持不仅出了经济效益，还产生了政治效益，无比荣幸。我要让他们将这段传奇写进我们的厂史。”

郑天良说：“真该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主要是我们全乡的老百姓从此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不过他们富起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了，儿子造老子的反了，高价购蔬菜，低价出产品，还搞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党风和民风。今天来还是向你求教的，还望你继续伸出共产主义的援助之手帮我们一把。”

季虎彬听着郑天良的话就像听一个一万年前的往事一样，很陌生，他说：“郑县长，你讲的这些情况，在今天商品经济条件下，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适应形势，趁势而上。先吃饭，边吃边谈。”

季虎彬在市里最豪华的“天扬酒都”宴请郑天良，郑天良说：“不要过分破费，还是省一点钱用于建设吧。”

季虎彬说：“省钱是发不了财的，关键是如何挣钱。小平同志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保守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辩证理解，那就是，富裕是社会主义，开放是社会主义，自由化是社会主义。”

郑天良在季虎彬总裁的谈笑风生中有些僵硬起来，他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这世道出了问题。

酒过三巡，谈到“合和”厂目前的处境，季虎彬对郑天良说：“你们的经营思路要变，不能按以前那一套去做了。小平同志也说了，改革当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在所难免，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容许出现一些问题，不要怕，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说，只要让你的酱菜能卖出去，让资金能回笼，厂子有效益，手段为目的服务，不必把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郑天良喝了一口酒：“季总，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总不能说党员干部接受贿赂去搞嫖娼就是对的吧？”

季总说：“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很严重，但也许不要几年，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原则性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甚至很可笑，你要是不信，有时间为证。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你搞企业就是要对企业负责对职工的利益负责，如果你没有效益了，讲再高的政治都是没用的，原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支持小岗村分田到户时不是讲过嘛，‘《人民日报》是不会给你饭吃的！’厂子垮了，对上对下都是没法交待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产党员除了党性和原则外，他首先是一个人嘛。当年你办这个厂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观念非常超前，怎么厂子办起来了，观念却降下去了。我觉得领导干部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心里很乱，他不想讨论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就直奔主题，请季总指点迷津：“你看就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在五年内能不能达到亿元的规模？”季总将一只煮得死不瞑目的螃蟹送到郑天良的碟子里：“是不是你又想放卫星了？”郑天良说：“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达到你们一半的规模，总不会是空想吧？”

季总将一只螃蟹爪子咬碎，又放在碟子里：“也不是达不到，关键看你怎么做。就你们目前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是肯定不行的，郑县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说话不好听，你可不要见外。”

郑天良说：“这点胸怀还是有的，良药苦口，我能咽得下去。季总，你能不能再发扬一次共产主义风格。”

季总说：“郑县长，我是讲不来共产主义风格的，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自己，我做不到呀，我现在自己都解放不了自己，怎么能解放你呢，现在市场竞争不是激烈而是残酷。”

郑天良说：“你能不能一边解放自己，一边解放我们呢？”

季总说：“这样吧，这件事一时也谈不清，我们晚饭后到宾馆接着谈，现在喝酒。”

晚饭后在宾馆讨论的结果是，要实现亿元规模，必须走联营的路子，将“合和”的产品全部交由“天和”的网络向全国销售，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增加销售量，而生产管理这一块，由天和派人协助按天和的经营模式操作。合和每年必须增加两百万的固定资产投入和设备投入，给天和的回报是，销售提成百分之三十五，每年生产管理费五十万元。郑天良听了后，感觉到季虎彬也不是当年的无私帮助的阶级弟兄了，现在不仅开价了，而且开价还相当高，郑天良说：“我们销售给各地折扣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季总说：“我们现在给客户私人回扣就达到了百分之十五了。五年之内还要提高，用公家的权，赚自己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时髦了，很正常。尽管这样，你还是有赚头的，如果真能达到亿元产值的话，一年三四百万利润是没问题的。”

郑天良跟天和集团达成了销售和管理的意向性协议，郑天良想等县里批准后，就正式签订合同并立即执行。他对自己的第一个亿元企业充满信心。

郑天良还没来得及跟黄以恒通报关于“合和”亿元企业的发展规划，黄以恒先找到了郑天良。已升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黄以恒秘书宣中阳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他恭敬的对郑天良说：“郑县长，黄书记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这一次是郑天良去了黄以恒的办公室。

黄以恒热情地让郑天良坐在办公室里的两张单人沙发上，郑天良坐沙发还是有些不踏实，但他的屁股似乎比他的心理要进步了许多，落坐得很稳当。黄以恒跟他并排而坐，表示了一种平起平坐的姿态。一般下级到上级办公室，要么坐对面的小椅子上，要么就站着汇报或聆听教诲，以表示上下有别的等级。

两人坐定后，黄以恒先跟他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说我家的小建群非要吵着跟你家清扬一起上南门小学，两个孩子玩得像亲兄妹一样，现在的孩子太孤单了，要是不搞计划生育，每家有两三个孩子，做游戏玩弹子就有伴了。黄以恒跟郑天良都住在县委大院宿舍区，黄以恒在东头，郑天良在西头，两人平时互不串门，倒是两个孩子玩得很要好，喊小孩回家吃饭都是夫人去叫，一来二往，两位夫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以恒夫人钱萍在商业局工作，经常会带两斤白糖送给郑天良夫人周玉英，周玉英说：“钱萍真不错，有情有义的。我真想跟他结拜为干姐妹。”郑天良说不行，此事也就不行了。黄以恒跟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郑天良觉得一般以这种方式开头的谈话，肯定是很严肃的话题，但很严肃的话题在黄以恒那里又能以很轻松很随意的方式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