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逸
|类型:历史·军事
|更新时间:2017-08-3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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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启隆
严启隆《春秋传注》认为“克段于鄢”并不是孔子的特笔,而是郑国的告词。方苞也有过类似的说法,认为外大夫公子出奔这种事定然没少发生,《春秋》之所以在隐、庄、桓、闵、僖五公近百年间别无记载,要么是该国未告,要么是有告而鲁史未书。1597而严启隆的意思是,郑国发生了叔段出奔一事之后,通告了鲁国,文件上就是这么写的,《春秋》也是原样照抄。——这是严对《春秋》的一个总体认识:《春秋》一字一句全是鲁史旧文,完全没经过孔子删削。四库馆臣推测他是深厌旧说之穿凿,要将之一扫而空,但又有些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了。1598
那么,依照鲁史旧文的这一公设,既然克段一句只是郑国的告词,自然不会有什么责备郑庄公的所谓深意。这事很好理解:郑国既然把这件事通报邻国,自然把过错记在叔段的头上;既然把叔段当作罪犯,自然不称弟、不称公子,以示与罪犯断绝亲属关系;用“克”字是表示郑庄公的军事行动属于平乱性质。
严启隆的解释还算朴实无华,接下来又发挥道:孔子作《春秋》,本于鲁史旧文,他批评郑庄公不假,但批评是落在别的地方。孔子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情况就是从郑庄公开始的。当时,周王室虽然衰落,但王纲依然未解,郑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本来就很近,而以郑庄公的雄才大略,如果能够一心尊奉周天子,自然有能力使得周室复兴,使礼乐征伐还归天子。但郑庄公没这么做,而是今天攻打卫国,明天攻打宋国,拉帮结派,斗争不止,甚至还把周天子给射伤了。如果不是郑庄公这么乱搞,哪能由此就开启春秋之乱世?溯本求源,郑庄公就是从克段开始才越搞越不像话的。有了克段之事,才有了后来伐卫;有了伐卫,才有了后来的东门之役……环环相扣,愈演愈烈。而孔子作《春秋》,对外国的材料却只是原文照录而已,前人有认为孔子在克段这事上特别强调兄弟之义,这是不对的。孔子批评郑庄公并不是因为克段这件事,批评克段这件事也不是在“郑伯克段于鄢”这条记载里——这段文字应该就是郑伯赴告的原文记录。1599
严的分析是从周代史书体例入手的,立论基础是《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这是东周时代的国际惯例。1600《春秋·隐公十一年》对本年冬天只记载了一件事,就是鲁隐公去世,但《左传》说在同一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是一件大事,就是郑庄公攻打宋国,把宋国杀得大败。但是,这样大的一件事为什么《春秋》不加记载?《左传》的说法是:这件事虽然很大,但宋国并没有通报鲁国,所以鲁国史官也就不作记录。不仅如此,就算是战事大到灭国的地步,只要被灭亡的国家不来通报战败,胜利国也不来通报战胜,史官都不会记录在策的。160对克段这条记载,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史料原文并非如此,是经过孔子改定才成了现在这样,孔子的改定之处也就是《春秋》深意之所在,而严启隆代表的是相反一派的意见,以《左传》为据,认为史料原文如此,孔子并未删改。——这问题是立论的一大基石,但到底哪块基石才是可靠的却说不太清,所以,以严谨的眼光来看,这两派的不同基石也就只能被看作两种不同的公理体系,不过,除了被当作公理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毛奇龄,万斯大
再来看看毛奇龄的《春秋条贯》。关于毛奇龄,在前文已经有过一些介绍,此人用力既勤,见解也新,但学风不是很好,讨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夹枪带棒的,又很有几分偏执的气质。时人称他“好辨善訾”,1602梁启超甚至把他列为四大学界蟊贼之一。1603
毛奇龄对《春秋》提出过一个很新奇的简书与策书之别(已略见前述):《春秋》是所谓简书,内容只是一个题头,或者说是索引;《左传》则是策书,详记事件的经过。孔子修《春秋》是以简书为底本,左丘明作《左传》则是以策书为底本。
简书的内容不能算是大纲,因为大纲会囊括事件的所有要点,而题头或索引主要起到一个分门别类的作用——毛奇龄称之为“籖题”,通过籖题可以去找相应的策书来了解事件的详细经过。比如《春秋》同样一个“公如晋”,查《左传·成公十八年》的“公如晋”是朝见晋国新即位的国君,而查《左传·哀公元年》的“公如晋”,是说鲁国因为新立了国君而去朝会晋君。(案:毛奇龄这里可能有误,哀公元年并无此事。)——这样一来,那些微言大义也就纷纷没了着落。1604
于是,按照简书与策书之别,毛奇龄解释克段道:《春秋》称“克”,大概是称赞郑庄公虽然打败了叔段却不杀他。《公羊传》和《榖梁传》没见过策书,所以误以为郑庄公杀了叔段。庄公不是什么好人,他后来置姜氏于城颍,又在繻葛之战中射伤了周天子的肩膀,劣迹昭彰,但克段这件事却是作得对的,这一节在兄弟人伦的意义上“可补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缢仲庆父成法之变”。《春秋》开卷就写这件事,是为处理兄弟关系的情况树立一个典范。《春秋》并没有因为郑庄公的一贯劣迹而抹杀这一点善行。
有人问道:“姜氏想要除掉庄公,这与《春秋》后文里宋襄夫人杀宋昭公的罪过相同,为什么说庄公置姜氏于城颍就作得不对?”回答是:“姜氏确实有罪,但别人可以惩治她,庄公却不可以惩治她。就像鲁庄姜氏弑杀子般,齐国抓了她,可以杀掉,但鲁闵公和鲁僖公却不能杀她。幸好郑庄公悔悟得早。后儒总是对庄公养成弟恶之后痛下杀手的作风深恶痛绝,这都是因为误信了《公羊传》和《榖梁传》,以为庄公杀了叔段。如果知道庄公没杀叔段,对他此前的所作所为也就可以谅解了。《徐仲山日记》里说道:‘世人因为郑庄公要等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种养成弟恶的态度而责备他,其实这是讲不通的。如果庄公真听了公子吕的话,马上起兵除掉叔段,这分明是无故而杀弟,就算拿公羊家君亲无将的理论来为庄公开解,恐怕也很牵强。’”
毛奇龄很为郑庄公鸣不平,说连周公那样的圣人都没能教育好管叔和蔡叔这两个弟弟,最后还是不得已杀了他们,又何必讥刺郑庄公的“失教”?况且庄公最后也还留了叔段一命。尤其是胡安国,既然知道庄公没杀叔段,却还是深文周纳,说庄公怕叔段威胁到自己,所以处心积虑,一定要等叔段失败,好断绝他的属籍,使他不能再在郑国落脚。但是,如果庄公真的绝了叔段的属籍,按当时的惯例自会斥其氏、灭其族、不立其后,但从后文来看,郑庄公明明没这样作。1605
——为郑庄公说好话的人不多,毛奇龄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既讲情理,又讲证据,并不显得穿凿。只是,简书与策书之说是否站得住脚,这还不能遽下定论。
万斯大也是为郑庄公辩护的,他在《学春秋随笔》里批评先儒:你们都说庄公故意养成叔段之恶,难道说庄公在封京邑给叔段的时候就盘算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里边的变数实在太多了。设若叔段起兵的时候庄公没能发觉,或者庄公讨伐叔段的时候京邑之人并没有背叛叔段,甚至帮助打败了庄公,那叔段就该作郑国的新君了。最笨的人也不会这么作,难道郑庄公这样的聪明人就会这样作吗?庄公要是真要杀弟之心,在姜氏请封制地的时候就可以把制地给他,这样不是更方便下手吗?1606
其实从庄公即位到克段于鄢,只要把这之间的时间算清楚,就很容易相信万斯大的看法。毕竟长达二十多年的长远谋划,事事合符合节,这有些高看人类的能力了。但这也只是揆诸人情罢了,过硬的证据是很难找到的。
3.李塨
有揆诸人情的,也有揆诸世变的,李塨的《春秋传注》又开启了一个思路:到了春秋时代,封建制度已经沿袭很久了,人伦之变发生了很多,而其中的首祸就是兄弟相继。鲁国有鲁桓公谋杀哥哥鲁隐公,齐国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的争位,郑国有公子忽和公子突(两人都是郑庄公的儿子)的相残……每个邦国里都有这种事情。就算有些兄弟之间会发扬风格而让位,比如宋宣公和吴王诸樊,最后也会演变成弑戮的局面。至于其他以子弑父、以臣弑君,友邦之间互相残杀,种种人伦惨剧数不胜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官位、爵位大多都是世袭的,很容易造成你争我抢的局面,而在秦代之后,改封建为郡县,世官和世禄都取消了,官爵和俸禄全由中央朝廷予取予夺,大家想争也没法去争了,弑逆之祸反而比三代要少。所以说封建制度不能再行于后世了。1607
封建与郡县的利弊,自汉至唐,争论已经很多了,柳宗元《封建论》一出,基本上给这个问题定了调子。后来苏轼补充了几句,说封建时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互残杀的事情都是出于袭封争位的缘故,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收效显著,但就这样也终于禁止不住愈演愈烈的篡弑之祸。再看看汉代以来的情况,君臣父子互相残杀的事情还是很多,但事情都发生在诸侯王子孙身上,而卿大夫因为没有了世袭,也就没有了这种情况。近世不再有封建制度了,这种人伦惨剧也就基本绝迹了。1608——这都是自内来说,直到黄宗羲感于外侮,才以新视角重论封建,这是后话。1609
李塨的见解并没有超过苏轼太多,说得也不如苏轼清楚。他对封建制的看法要详见于《书习斋存治编后》,并不是象牙塔上的玄想,而是有的放矢,针对老师颜元欲从三代的井田、封建中寻求政治改革的见解而来。但是,这个问题此刻被放在《春秋》解经的文字中提出来,却难免让人怀疑所谓孔子“万世垂法”的有效性。封建与郡县的利弊到了柳宗元、苏轼以后便没有太大的争议了,但显而易见的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应该是没有废封建、改郡县的前卫观念的。恰恰相反,孔子推尊周公,而周公正是周初封建的设计师与执行人;孔子要克己复礼,而所谓周礼又是完全依附于周代封建的社会结构与宗法秩序之上的。但孔子又不可能犯错,学者们也只能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之下作出各自的解释了。
(六)结语
1.李贽问题
清代经学,还有种种丰富多彩的地方,既考据上的争锋,也有公羊义理的复兴,这里不再多作引述。仅从以上罗列过的历代学人对克段一案的纷繁解说而对经学的发展略作管窥。到此,争议不但没有了解,反而愈演愈烈,既有今文、古人之争,也有理学、心学之争,又有汉学、宋学之争……至于所谓圣人真意、《春秋》本旨,永远都在五里雾中,让人越看就越看不清楚。
不同的“修正主义”轮番上台,但往往打扮成“原教旨主义”的形象,虽然真正的“原教旨”也许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在五花八门的阐释中,离经叛道的声音也时有耳闻。早在明代,狂生李贽在《童心说》里不羁地议论过:所谓六经、《论语》、《孟子》之类,若非史官和臣子们的夸大其辞,便是笨蛋徒弟们零星片断的笔记和回忆,等整理成书之后,后人不察,还以为书中内容都是出自圣人之口,于是尊之为经,哪里知道其中一多半恐怕都不是圣人的话。退一步说,就算真的都是圣人之言,圣人当初也只是对一时一事有感而发的,哪里就成了万世不移之法?1610
李贽说话经常带着几分侠气,把异端见解表达得更加异端,不过,就人之常情而言,单纯的事实总不如观念上的事实更加容易流传——例如,彭乘在《墨客挥犀》里作过这样两个小小的考证:杜牧的《华清宫诗》有个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考之史料,唐玄宗总是在十月到来年开春这段时间住在骊山,从来没在六月住过,而荔枝要到盛夏才熟,杜牧诗意虽好却与事实不符;再有,杜牧的《阿房宫赋》传为千古名文,把阿房宫里的生活写得有如亲见,但事实上秦始皇从没在阿房宫住过。161杜牧这是用虚构表达了真实,用虚构的事实表达了真实的特质。这也符合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当有人问你,你的某个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般不会去一件件地叙述你所能记起的他的种种行为,而只会用表示特质的语言来描述他,比如他很友善,很乐于帮助别人等等。你对他的许多事情都记错了,或者和别的事情混淆了,但你对他越是熟悉,就越是容易自动地对他对他作出特质推论,而特质推论有时又会让你回忆起看似真实而其实仅仅是“合理”的事实,并且为之赋予意义,用一致性加以整合——或许就像杜牧的例子那样。
2.修昔底德的虚构与瑞格瑞格的故事
文笔如此,史笔亦然。我们看到历代经学家分析克段事,《左传》中姜氏如何说、庄公如何说,都成为他们立论的基础,然而通观《左传》,那些密室之私谈、孑身之感叹,透露出了一个相当致命的问题:这些话到底谁听见了,谁又记下了?这显见是执笔之人代人拟言,完全是小说的风格。1612在这个问题上,古老的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对写作方法的一段自述对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是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1613
修昔底德坦诚地交代了自己的书写方法,那么在我们的眼里,这样的书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作“真实”?
“真实”总是有很多种形态,用时下的观念来理解古老的传说也是一种最常见不过的形态,经学的流变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最后,容我转述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一文中的一件趣事:事情发生在1958年南太平洋的巴厘岛上,起因很简单:瑞格瑞格的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瑞格瑞格向本村的村委会求助,希望把妻子弄回来。这个村委会大约由一百三十名男子组成,每三十五天召开一次决定本村事务的会议。虽然村委会里的每个人都同情他的不幸,却也很清楚这类事情并不在村委会的管辖之内,而是该交由当事人的亲族处理的。但瑞格瑞格的亲族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实在太弱小了。
瑞格瑞格在郁闷的情绪里越陷越深。七八个月之后,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降临在他的头上:村委会的首领共有五人,每个人任期三年,任期的轮换是自动的,轮到谁的头上谁就必须去作,不得推辞,也不得玩忽职守,否则就会招来天降的灾难。现在,这个幸运或不幸的首领任期恰好落到了瑞格瑞格的头上。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情绪沮丧的瑞格瑞格居然拒绝就任——村委会首领的职务居然有人拒绝,这是所有人都没遇到过的事情。拒绝就任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村子,甚至等于放弃了人类,你就会失去房屋和土地(因为那是属于村子所有的),成为一个流浪者。你还会失去进入本村庙宇的资格,这便割断了与神的联系,你当然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身份等级,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这是规矩,严格的规矩。
但大家还是很想把瑞格瑞格“挽救”回来的。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村委会为此召开了六次特别会议,要让瑞格瑞格回心转意。不仅如此,朋友们还去找他通宵谈话,族人们也不厌其烦地软硬兼施。当一切的努力终告失败之后,村委会终于开除了他,亲族也开除了他,被妻子抛弃了的瑞格瑞格终于被所有人抛弃了。1614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但我的转述就结束在这里了。瑞格瑞格所生活的这个颇有原始风格的村子是很有一些代表性的。如果我们把瑞格瑞格的村子假想到几千年之前,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人们又会怎样传说和解读瑞格瑞格的故事呢?他会是许由,还是伯夷、叔齐?
回顾经学史上种种的翻云覆雨、此起彼落,人们一方面借着对旧有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借着对古老历史的虚构而诞生出种种新的思想,一方面也因此而产生了太多的争执和太多的拘泥。——至于后者,正如王守仁的一首《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起,谁与青天扫宿尘?1615
时值明代著名的“大礼议”波澜乍起,新皇帝是该称生父为父亲还是叔父,这个看似荒谬的问题陆续使百余大臣下狱,使十余人死于廷杖。作为精通礼学的名人,王守仁对此事竟然不置一辞,个中原委,大约在这首诗中可以窥见一二。至于前者,质疑、推翻、重建、再质疑……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儒学,也没有过一家固定的儒家思想。作为一门政治哲学,时局既变,儒学也总是应时而变。它虽然是本土学术,却不是、也不甘于只是一门地区性知识——从这层意义上说,它绝不是相对于西学的所谓国学,毕竟“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1616这段话出自梁启超的《论不变法之害》,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经学的历史便基本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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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朱骏声《春秋左传识小录》,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25册,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八年临啸阁刻朱氏群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朱鹤龄《诗经通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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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5年。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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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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