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娜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起初，她将查理这次该死的失业归结到了他的性格问题上，似乎验证了他真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紧接着，查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查理是工会成员，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无数次测验，获得了学位；执照还需要定期接受国家护理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单位还有主管、人事部门的监管。如果这些人对他有过严重的指控，且将他开除出医院，那就算他能迅速复职，也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可以。很难想象一个监管生死大事的机构会有这么大的疏漏，工作人员对这些细节上的东西至少要跟在意仓库里吗啡的数量一样，都了如指掌才可以。综上所述，所有迹象都表明，查理的这次离职绝对没有牵扯到道德层面上的重大失误，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跳槽而已，充其量是成为了企业重组的受害者。

这次工作的转变就如同上天以失业为借口，跟查理来了一次有趣的调情。这场风波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给他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氧气，他有了全新的事业方向以及更高的工资。查理对这一切感到无比兴奋，可以学习到新的技术系统，并将它们运用到一批完全陌生的病人身上。所有这一切为他带来的高涨情绪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生活，就算没有过多的积极影响，至少家庭气氛不像以前那般死气沉沉了。查理甚至开始同意上白班了，这样他们的时间表就不再毫无交集。虽然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托儿所的需求，但似乎对二人的关系有一定帮助。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兆为他们带来仅仅一周的平静之后，麻烦又找上门来。

阿德里安娜觉得查理很久都没尽过一个好丈夫的职责了，就在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萨斯奇雅在1991年12月中旬出生之后没多久，她发现他甚至连个好父亲都算不上了。查理偷偷酗酒的事情已经严重到连阿德里安娜都无法忍受了。问题必须放到桌面上谈一谈。起初，他一直否认这件事，后来阿德里安娜趁他上班的时候撬开了他的扁箱子，拿着那些瓶子跟他对峙。查理试图用阿德里安娜侵犯他隐私的借口来搪塞过去—至少他希望能。在争辩未果的情况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在偷偷喝酒了，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说自己很沮丧，但不想继续服用抗抑郁的药了，但在阿德里安娜看来，酒精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她郁郁寡欢的丈夫变得更加消沉，还将她的整个家庭幸福卷了进去。他们不停地打架，恶言相向，最终以查理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结束。第二天，当阿德里安娜打算在他宿醉刚醒的时候去对峙时，查理就会逃进地下室，周而复始。阿德里安娜决定从外界获取帮助，她公司提供的家庭健康保险可以支付费用，让他在戒酒中心接受5天的治疗，但查理不想戒酒。阿德里安娜试图将他之前在匿名戒酒协会看的那些旧书翻出来放在桌上，希望能让他想起以前曾经下过的决心。但适得其反，查理看到后非常生气，要么忽视，要么直接把它们丢进垃圾桶中。然后，他会坐在沙发上，喝着可乐，吃着薯片，消磨时光，直到再次躲回地下室为止。

查理觉得交谈没法解决问题，还是喝酒比较行之有效，它可以让自己远离一切尘嚣，将悄悄溜走的时间定格为永恒。酒精可以让他瞬间清醒，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他会立刻感到精神集中，当然主要是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活在别人深深的误解当中，开始认为妻子没有照顾他的脆弱，没有理解他内心各种各样难以磨灭的苦楚，这简直是一种犯罪，一场悲剧。因为查理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而阿德里安娜总是没有发现这一切—并不是说查理没有将它们呈现给她看。他一直在小心地将这些痛苦慢慢展示出来，确保她是有机会了解的。比如，他会在阿德里安娜走进客厅的时候，佯装跟地区葬礼委员会打电话，询问最近的埋葬人数和死亡率。

查理的这些做法只会让他的妻子更加恼怒，不但达不到他期待的效果，还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无力感。所以，他持续地尝试着，每当他在客厅听见阿德里安娜从厨房走过来的声音，就会立刻从沙发滚到客厅的地板上，将舌头伸出来，从琥珀色药瓶里掉出的处方药跟血溅当场似的撒了一地，伪造出一个自杀的现场。当然，查理认为这种舞台剧似的夸张表现手法足以十分诚恳地表现他的痛苦。但阿德里安娜只是苦恼地叹口气，就从他身边迈了过去，从咖啡桌上拿起一本杂志，转头就走，将躺在地上的查理尴尬地留在原地。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从地毯上慢慢坐起来，一个一个地将药片小心翼翼地捡起，重新放回药瓶。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格外同情自己，因为妻子如此忽视他的痛苦以及他费心的展示。在接下来的几天，他都会在痛苦中煎熬，然后继续设计上演新的戏码来博取适当的关注与同情。但他越是向阿德里安娜表达自己如何需要被照顾，阿德里安娜就越厌烦这一切。

终于，在1992年11月的一天，阿德里安娜觉得自己受够了。她没有告诉查理，但她确实已经跟律师谈完了，她很担心当初发生在奎妮身上的悲剧可能会在孩子们身上上演。办完事儿后，她趁着天刚擦黑就开车回了家。阿德里安娜因为这个秘密的决定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现在唯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她明年1月要做的胆囊手术。她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查理工作的沃伦医院预约了这次手术。律师说，书面文件没那么快准备好，但阿德里安娜非常坚持。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表明她早已有离婚意图，以及明确说明背后原因之前，她绝对不能去查理的医院做这个手术。如果查理当时正好当班的话，那发生在奎妮身上的事情很有可能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并没有特别明确地跟律师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想，她也不敢说。她只是将需要律师做的一切告诉他而已。阿德里安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了手术室，并且在手术完成后从急救室一路跟到了康复病房。她告诉他别让任何人来探望她，尤其是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前夫的男人。

当天下午，当查理正在沃伦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时，收到了递送来的离婚法律文件。那个送信的家伙耍了他，好像是为了确认他是否是收件人本人，他直接将东西递到了查理的手里，就在公众场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查理为在公共场合，即他工作的医院接到如此私密的东西而感到极为丢脸。但当他试图在术后恢复病房里找寻阿德里安娜的时候，只看到了他的岳父大人和一个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在阿德里安娜康复出院的时候，她的父亲也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那老头儿坐在折叠沙发上，就像个潜在的威胁。查理先是愤怒至极，继而觉得自己万分可怜。渐渐地，阿德里安娜开始对自己的丈夫起了怜悯之心，这个男人正在痛苦中煎熬。毕竟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既然他不再试图否认两人即将分道扬镳的事实，那还有继续惩罚他的必要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只要查理可以负担得起，就立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在此之前，他们还将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直到所有细枝末节的事务都处理清楚为止。不过，很快，阿德里安娜就对当初的这个决定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