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小白的照片，光面五寸彩照。

小白穿着吊带衫，她化了妆，坐在一个真皮沙发上，背后的墙上有一张马蒂斯的人体画，当然是复制品。美丽的小白注视着镜头，略带羞涩地微笑，身体略带倾斜地靠在沙发扶手上，d罩杯的***像两只安静的小动物。

周围的环境很豪华，不像是私人场所。她穿着吊带衫的样子，既美好，又带着隐隐的色情。

我手头没有小白的照片，正如拉面头所说，出去找人总得有张照片才行。

我回到寝室，爱爱之后的困意蔓延开来，我把照片放在枕边，躺在床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齐娜推醒，她捏着照片说：“挺大小伙子平时就看着这个自慰？这是小白吗？”

“是啊。”

齐娜说：“看来你的确喜欢她啊，还私藏人家的半裸照片。啧啧，d罩杯就是好看。”

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小白确实失踪了，这张照片是在她床铺的某一本书中拿到的。略过了和拉面头上床的故事，这事无须让齐娜知道。

齐娜说：“报警啊。有一本里说过，失踪七十二小时的人，一半以上都是死了。小白这都失踪了半个多月了。”

“你那是外国。在中国来说，失踪七十二小时的人，一大半都是去外地打工了，剩下的基本上是在网吧里泡通宵呢。”

齐娜说：“肯定出事了。喂，不是你干的吧？”

“你在胡说什么啊？”

“你非常可疑，你一直很喜欢她，她有事你也给她出头，但她却不是你的女朋友，说明你追她没得手。现在她失踪了你又不肯报警。你平时看上去又很像个变态。”

“全都说对了。可是，动机呢？难道我因为没得手就把她杀了？”

“变态是没有动机的，变态本身就是动机嘛。”

“好吧好吧。”我捧着头说，“证明我是变态，然后就直接把我和凶手画等号。你这样会冤死很多好人的。”她纠正道：“冤死很多变态。”我和她没法讨论深奥的问题，一旦抽象到某个程度，她的脑子就像浇了汽油，可以沿着任意一条跑道直接跑到地球背面去。我说：“运用你这种逻辑的人，也挺像变态的。”

杀手们分为三种，狂暴型的（扑向猎物立即动手）、跟踪型的（尾随至某一地点动手）、伏击型的（诱骗至某一地点动手）。了解这些常识很有必要，可惜学校里从来不教这个。

意大利人龙勃罗梭在十九世纪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犯罪人统计，他从头骨的规格、耳朵的形状、头发的颜色来分析哪些人是天生的犯罪分子。不用说，一旦谈到头骨的问题，就会令人联想到希特勒。龙勃罗梭那时候没有dna检测，连血型为何物都不知道，他只能从犯罪者的外表来判断问题，这套理论自然已经过时，他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其统计的分母是犯罪分子，而不是所有人，因此在他的百分比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必然性。假如分母是犯罪分子的话，你可以说呼吸空气的人百分百都是罪犯。非常简单的逻辑错误，奇怪的是龙勃罗梭的书还在出版。在他的《犯罪人论》中我只查到了一则关于斜眼的描述：三百名罪犯中有五人是斜眼，都是强奸犯或盗窃犯。

这个数据毫无意义。

有趣的是，龙勃罗梭统计认为，犯罪人的磁感远强于正常人。所谓的磁感，大概是指第六感或者方向感吧。这么说来，福尔摩斯本人应该也是一个天生的犯罪人。

现代犯罪学将杀手分为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两种，后者近似于凭借本能犯罪，而前者作案具有预谋性和反侦查能力。

任何数据的归纳都可能会误导破案，连篇的新闻报道会泄露警方的侦破进程，犯罪人只消看到这个数据，就会很容易地改变他的作案模式。没有什么是必须要遵守的。

电影中常常有心理学专家通过各种模型分析出某个连环杀人狂的人格，甚至判断出他的职业、他的相貌、他的童年阴影。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假的。犯罪人格分析有着诸多盲区，某种程度上就像掷骰子，而固有的模板常常会误导刑侦人员。

研究连环杀人案的专家说，这些变态的嘴里没几句话是真的，在审判时，他们都会说自己是精神病或者人格失调。他们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强调自己被某种无法界定的意志力所操控。

汉斯·艾森克对于犯罪心理所设定的坐标，x轴是外向性，y轴是神经质，在这个维度上，平均分值越高的越可能成为罪犯。

童年时期的行为中，有三项与未来的暴力犯罪具有关联性，即纵火、虐待小动物、遗尿。美国人管这个叫“麦当劳三要素”。

夜行杀手，henighsalker。

稍有一点法医学常识的杀人犯都会将被害人的尸体搬离案发地点。

猎杀和攻击被分为四种类型：猎取者，在住所附近寻找目标；偷猎者，特地在某一地区寻找目标；机遇者，袭击偶然机会遇到的被害者；下套者，有工作或地位的罪犯，使被害人主动接近，以欺骗的方式将其引入某个区域内下手。

在美国，平均24平方英里就有一个恋童癖在行动。

绿河杀手，仍逍遥法外……

这些就是我从一九九八年以来读过的乱七八糟的犯罪论著，能记住的不多，更不具备系统的知识，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

我托了齐娜一件事，让她在小广东的电脑里找出小白的业务资料。齐娜说：“挺难的，我们还没熟到可以开他电脑的地步。他的办公室我倒是去过几次。”

“你总能想到办法的，对不对？”

“那当然。”齐娜说，“不过我建议你还是把事情交给警察算了，警察一样会去查他的电脑。”

这个问题不便于向她解释下去，她会追问到死。我换了话题，问她：“老星什么时候从上海回来？”

“想他了吗？”

“是啊。有些事情单干起来不免觉得无聊。”我说，“还担心他回来以后会和小广东爆发一场恶战，那就麻烦了。”

“我又没有和老星谈恋爱，更没有答应和他一起去上海上班，管得着吗？”齐娜嗤之以鼻。

毫无计划可言，我体会到了警察在面对无头案时的棘手。靠我一个人的能力当然不可能去走访排查，福尔摩斯式的推理也只能是一堆梦话。我能做的就是把小白曾经告诉过我的几个去处重新走一遍，斜眼少年暂时找不到，剩下还有一个地方是那家介绍导游的公关公司。

我打了个电话到小白的宿舍，找拉面头，问她：“小白失踪之前有男朋友吗？”

“不知道。”电话那边的拉面头似乎是回头问了问寝室里的同伴，得到答案之后，断然地告诉我，“都不知道，她不和我们说这个。”

我挂了电话。

接下来还能做什么？破解小白的电子邮箱密码？

身为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大专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电脑的了解仅限于装配一般的软硬件、杀毒、初级编程等等。破解邮箱的事情，尽管我知道一些黑客操作技巧，但从没尝试过，估计成功率不高。再说我也没有电脑和网线，这事要去网吧干的话有点冒险了。我再打电话给亮亮，那边接电话的人说，亮亮出去了，接着便问我：“夏小凡吧？”是学长的声音。

“找你也行，帮我破一个邮箱，可以吗？”

“没问题。”

“我来找你。”

“邮箱地址报给我就可以了。”

“还是我来找你比较保险。”

我不想让他看邮箱里的内容，挂了电话，跑回宿舍换衣服，拿出通讯录，在空白页写上：

一、小广东，斜眼。

二、邮箱。

三、公关公司。

这他妈也算是一个大纲了。我出发去破案。

我在寝室里摊开市的地图。

市的轮廓，像一个涣散的荷包蛋，我在这个蛋的右侧，可以看到蛋的中心位置布满了黑线和红点，那是市区内密集的道路和标志性建筑，越是向外扩展，黑线和红点越是稀疏。到了蛋的外围，大面积的绿色，像飞机上俯瞰的农田，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田，而是密集的居民区、破败的厂房、阴郁的仓库。这些都被忽略了。

要得到公关公司的地址很容易，我又跑下楼打电话，假装自己是顾客，那边还是个动听的女声，磁性十足，恍如电台里的通宵谈心节目。得手以后，我再回到楼上，觉得有点喘，来来回回地打电话真不是个事，看来我得为自己配一部手机了。

在地图上，公关公司离电脑公司不过两条街的距离，都在蛋的中心位置上。我可以一次跑齐两处地方。还没等我决定何时出发，楼下宿管阿姨在喇叭里喊道：“夏小凡，有你的电话！”

我再次跑下楼。电话那头是咖啡女孩的声音，“可以到店里来一下吗？”

“什么事？”

“店没有了，来接我。”

每一个人都会有死的时候。

二〇〇一年时，我曾经想过，假如一个人死了，留下一个永远关闭的邮箱，留下论坛上的帖子，留下一个终日灰色头像的qq号，在旁人看来会是一种什么感觉（那时候还没有博客）。假如一代人死了，他们的邮箱、论坛、qq号都将成为遗迹（包括博客、推特或者未来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虚拟世界的遗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一个世界末日？

在现实中成为文物的遗迹，或者是名人的传记、普通人的墓碑，那都是过于抽象的东西，把往昔浓缩为一个符号，连腐烂的过程都省略了，而虚拟世界中的遗迹却是具体的、确凿的，除了delee之外，无法将其消灭，甚至delee都可能徒劳。过去的世界将与未来的世界对抗，死去的人在灰烬般的时间里依旧做着现场直播式的争吵、挑逗、爱抚、闲聊、扯淡，以及可以想象到的沉默。

对虚拟的世界来说，我们是第一批直立行走的人。

消灭这个世界是容易的，断掉网络就可以了，停电也可以，再不济把未来的人分成好几等，可以上网的与不能上网的，可以上某种网的与不能上某种网的，甚至是可以识字与不可以识字的。尽管成本巨大，操作的难度却不是很高。

正是那个下午，我目睹了咖啡店的死。于我而言，它有着虚拟世界的特质，它和我身边的任何事物都不沾关系，除了一个我恋恋不舍的咖啡女孩罢了。如果将咖啡女孩也归为虚拟，则咖啡店的一切都沦为我的幻觉，它的消失也就像拔除了网线，或是电扇坨子一头扑向显示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