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中心地带，到处都是工地，拆到只剩骨架的多层楼房，像剃头推子平推过一样的平房，巨大而密集的土坑，连根拔起的大树，某一栋高层楼宇像穿套头毛衣一样逐渐向下延伸的玻璃幕墙，连片的工地围墙上无不刷满各个建工集团的名号。场面很奇异，一座新的城市正在拔地而起，更新，更快，更温暖。可惜，在这座并不属于我的城市里，没有过去和将来，看到此情此景，既不曾有记忆被伤害的痛苦，也没有因日新月异而产生的美好憧憬，甚至没有猎奇感。这就像在游戏房排队等着玩游戏，看到前面的人玩出了华丽的招数，但你已经没什么耐性了，你为了这个并不特别好玩的游戏排了太久的队，你不想换一台游戏机是因为你只会玩这么一种游戏，或者是别的游戏机前面排了更长的队。你对华丽不华丽的场面不感兴趣，只想快点上机，快点投下仅有的硬币，玩到符合自己水平的那一局上，稍微超常发挥当然更好，但并不奢望能通关，然后，结束，离开。

公交车停在一个荒凉的站头上，司机回头对我喊：“你到站了！”上车之前我曾经问过他，第五街在哪一站下，我满嘴普通话显示出了外地人的身份，这位一看就是劳模的司机满有把握地说：“到站我会喊你的！”结果，我下了车之后，发现周围没有任何车站的标志，沿着道路全是掘开的土，行道树像经历了暴风雨般齐刷刷地倒下——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站。

五分钟之后，我在开膛破肚的街道上遇到一个残疾人，他坐在一辆自制轮椅上，该轮椅的轮子显然是用自行车车轱辘做的，故此两个轮子的钢丝数量不一样，左轮是曾经的前轮，右轮是曾经的后轮。残疾人戴着一副电焊墨镜，手臂上还绑着个红臂章，看不出什么来路。我走近了才发现，红臂章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梭子蟹一样的歪字：指路。

他隔着墨镜注视着我。

我问他第五街在哪里，他用手遥遥一指，穿过一片围墙（围墙中我猜是废墟），没有道路，只有方向。

“给我两块钱，”他说，“我就告诉你。”

我掏出两块钱硬币，放在他手心。他的手立刻指向另一个方向：“看见前面的岗亭了吗？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不要转弯，继续走，有很多大盖帽和推土机的地方就是。”

“拆了？”

“还没有，正在打。”

“懂了。”我说，“你这红臂章是怎么回事？戴红臂章问路还收钱？”

“我私营的，红臂章显得比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个。这一带拆得厉害，生人到这儿没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个红臂章，哪个外地人肯来找我这个瘫子问路？”

“你应该去火车站，挣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盘，我去过，被人拆了车轮子。我一个瘫子扛着两个轮子和一把椅子，从火车站爬回来的。惨不惨？”

“惨。”

“弱势群体啊，我连群体都找不到，我弱势个体。”

我指指他的墨镜，问：“这个多少钱，也卖给我。”

“二十块。”

我递给他二十。他把墨镜摘下，这时我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独眼看着我。

“你现在的样子更惨了。”我说，“开玩笑的，别生气。”

“在南边滚地雷滚的。”他说，“开玩笑的，别当真。”

沿着低矮的建筑工地围墙向前走，我一再地跨过倒毙在地的树干和枝杈，透过墨镜，看到一个深绿色的世界，阳光被过滤，整个像暴雨来临前的景色。

按照独眼瘫痪的指路者所说的，我走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儿的墙上没有通常写着的“男”和“女”，而是两个杀气腾腾的大字——拆。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字体出现，通常意味着有谁要被枪毙了。我又想，在电脑字库里怎么没有枪毙体或者拆迁体呢？完全可以开发一个嘛。

走到了第五街上。街景荒凉，好像西部片里的某个场景。有个杂货店在街口，已经被敲掉了半堵墙，还在坚持营业，柜台里坐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我买了包烟，问他：“前面是筒子楼吧？拆了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无论如何，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保持冷漠是个好习惯，你犯不着对一个照顾你几块钱生意的人太热忱。我拿了烟，一边抽着一边往六号那边走，直走到场子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看我的墨镜。

我说它是场子，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居民区了，里里外外堵满了人。小区被一道并不是很高的水泥围墙拦起来，有一扇铁门可供出入。这会儿人都堵在铁门口，另有一部分站在街上，背对着我，拦成人墙状。在人墙对面的五十米外，同样浩浩荡荡的拆迁队，金戈铁马，战旗飘扬，肃立在阳光下。

我没时间多看，挤开人群，穿过铁门向里走去。小区里站满了人，看这架势很快就要开打。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楼，都是建造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点。由于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地上全是碎砖乱瓦，围墙破了几个大洞，各处都刷满了“拆”字。有一个柴油桶里正在烧橡胶轮胎。我略感幸运，要是晚来那么几天，恐怕这地方就被推平了。

我扒开人群，找到了一单元楼，门洞口全是老幼妇孺，堵在那儿，我进不去。有人冲我喊：“滚出去！滚出去！”我没理会，把烟掐了，这时我发现事情出了点岔子。

我只有一个并不具体的地址，我不知道斜眼少年住在哪一层哪一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房子大概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作为一个势单力孤的业余侦探，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查案子，这有点说不过去。

我找了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低声问：“小朋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高中生，是个斜眼。”我想做一个斜眼给他看，但我戴着墨镜，就算了吧。小孩看了我半晌，忽然大哭，喊道：“这儿有个奸细！他要找斜眼！”说完撒腿就跑。我不明就里，抬起头看，已经被七八个妇女围住，其中有人说：“早就注意到你了，快滚到你同伙那里去！”我说我哪有什么同伙，立刻有两个男人过来，左右架住我，生拉硬拽到人墙那儿，再架出去，把我往前一丢，引来哄然大笑。

我向远处张望。一块大空地，都推平了，停着两辆带抓斗的履带车，也是灰头土脸锈迹斑斑。这种车子，你很难搞清楚它到底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履带车后面站着三种人，戴安全帽的、穿迷彩服的、架着墨镜的。“安全帽”最多，都是些建筑工，看热闹似的躲在最后面；“迷彩服”较少，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面色凝重地围在履带车旁边；“墨镜”最少，仅有十几个人，其相貌外形各异，都叼着烟。我差点笑出来，我的样子和墨镜们非常相似。

电喇叭在喊我：“回来，回来，还不到时候！”人群对我发出一阵嘘声。我就像身陷两军阵前的谁谁谁，与两派全无关系，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墨镜本来是为了挡脸，此时却令我万众瞩目。举着电喇叭的是个上唇留着胡子的墨镜男，穿一件烂糟糟的皮夹克，站在五十米开外对我大吼。我试图退回人墙，被人踹了回来，这样我只能向墨镜们跑去。刚跑到位，举电喇叭的胡子重重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骂道：“乱跑个球啊！”我捂着头回答道：“上厕所去了。”胡子对我吼道：“后面待着去！”我走到后面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迷彩服拍了拍我肩膀，很友好地说：“当心点，不要乱跑，第五街这里全是下岗的，他们正想找人垫背呢，落单了让你死得难看。”

那是下午，太阳偏西，但还在我头顶，白昼正在逐渐消逝。我躲在人群里抽烟，冷眼看着他们的举动。胡子一直在看太阳，这让我联想起古战场的将帅，古代没有手表。与此同时，胡子不停地打手机，手机上当然有时间，但他好像是对太阳的位置更敏感。我不无悲凉地想，今天竟遇到了一个如此古典的流氓。对面的居民换了一班，男人们撤下去，一批女人上来，双方都没有实际的行动，在太阳下面耗着。胡子夹着双腿在原地踏步，很像是尿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跑到墙边，拉开裤子尿尿，身后的人也都跟过去尿。几十个人一起尿尿的样子颇为壮观，也引来对面的嘲笑。我预感到事情就要开始了。谁干事之前都得把自己尿干净才行。

居民们在对面聊天骂娘，女的打毛线，男的搬来一张折叠式麻将桌，开始打露天麻将。与之相比，拆迁人员这边显得沉闷而严肃，毕竟是客场作战。胡子尿完了，回到抓斗车旁边，又打手机。

我问那个迷彩服：“社区里还有这么多人，真用推土机推过去？”

迷彩服说：“咦？你刚出来混的，这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只能用来吓唬吓唬他们，不是推房子，是推围墙的，推平了，把路都掘开了，把水电都给断了，白天黑夜地在旁边开工，他们就只能搬走了。”

“冷兵器时代的围城战。”我赞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