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家庭

钱学森在上海结婚，然后在美国建立了温馨的家庭。

婚礼之后，钱学森于1947年9月26日先乘飞机离开上海，途经夏威夷，在檀香山办理进入美国的手续，然后从那里飞往美国波士顿，重返麻省理工学院。

一个多月后，钱学森在波士顿迎接新婚妻子蒋英的到来。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作为自己的新家。钱学森给蒋英买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作为结婚礼物。

冯·卡门曾这样回忆新婚的钱学森：“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

蒋英则这样回忆说，1947年她去美国与新婚的丈夫钱学森会合，到美国的第一天，钱学森把她安顿好后，就去麻省理工学院上课去了，蒋英独自一人待了一天。晚上回来，钱学森带她去外面吃饭，回到家，八点多钟，钱学森泡了一杯茶，对蒋英说了一句话：“回见！”便独自走进了书房，关上了门，灯光一直亮到夜里十二点。这种习惯，钱学森保持了60多年。

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特地和夫人李佩一起从康奈尔大学到波士顿看望钱学森和蒋英。当时，李佩已经与郭永怀结婚。郭永怀和李佩在宾馆住下之后，来到钱学森家中。

李佩回忆说，钱学森家的客厅很大，最显眼的是安放着一架崭新的大钢琴，那是钱学森买给蒋英的结婚礼物。钱学森说起1947年暑假回到中国，在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作讲座，在上海举行婚礼。

那天，钱学森夫妇在家中宴请郭永怀夫妇，钱学森亲自下厨炒菜，蒋英给钱学森当下手，李佩这才知道钱学森能做一手好菜，是一位美食家。那一回，两对新婚夫妇在波士顿度过愉快的一天。

几年之后，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写道：

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意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囯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身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杯，与那个干杯。

蒋英则这样回忆说：

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

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

他完成了《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论文，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

1948年10月13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于波士顿。按照钱家宗族辈分“继承家学，永守箴规”的取名规划，钱学森的儿子属于“永”字辈，取名钱永刚，钱学森希望儿子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

来自延安的“红色”挚友

1949年初夏，钱学森随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同时担任航空系教授，兼任喷气工程公司的顾问。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安家之后，有一位老朋友几乎每个周末都来钱学森家，或者是共同欣赏音乐，或者是聊天。

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老朋友的真实政治身份。说实在的，要讲清楚这位老朋友的真实政治身份也真不容易：当时他名义上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他却曾经在延安工作，跟周恩来、董必武这样的中共领导人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虽然他名义上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担负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任务！

他跟钱学森交情匪浅，他成为钱学森家的常客，对钱学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若干年之后，他才公开亮出了政治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他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共统战干部，他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他后来既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两院院士”充分表明他是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他甚至是中国工程院六名发起人之一，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报告就出自他的笔下。他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产业的奠基人”，又有着“红色科学家”之称。

他的科学家的身份向来是公开的，而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最初是保密的。正因为这样，他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做统战工作，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当时的钱学森，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重要的争取对象。钱学森在国民党方面，有许多朋友，广有人脉。钱学森出自杭州豪门，而他的岳父蒋百里又是国民党高官，所以国民党方面把他看作“自己人”，以为蒋百里的女婿不可能去投奔共产党。钱学森1947年回国期间，国民党方面就通过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教育部长朱家骅、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做钱学森的工作，希望钱学森站到国民党一边来。

钱学森跟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倒是不多。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即将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钱学森，把钱学森作为重要的争取对象，主动派人做钱学森的思想工作。

尽管钱学森远在美国，那位有着神秘色彩的中国留学生，受中国共产党派遣来到美国，做争取留美中国学生、学者、教授回国的工作，特别是做钱学森的思想工作。

1948年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在留美学生中建立了“留美科技人员协会”。该协会的任务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那位成为钱学森家中座上客的人物，是该协会的积极活动分子，是加州理工学院“留美科技人员协会”分会的负责人。

他便是罗沛霖，原名罗霈霖，在延安时期化名“罗容思”。在加州理工学院，罗沛霖与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住在同一套公寓里。

罗沛霖小钱学森两岁，1913年生于天津。他跟钱学森相似，乃名门望族之子。父亲罗朝汉，天津名流，有着双重身份，即画家和电讯学家。

罗朝汉是天津有相当名气的画家，善画兰竹。罗沛霖的母亲孙梦仙也擅长诗画，着有《梦仙诗画稿》。

不过，画画并非罗朝汉的正业。电讯学才是他的正业。他是中国早期电信界元老，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北京电话局局长。罗朝汉和罗沛霖的舅父孙洪伊在天津设立了天津电报学堂(1904~1934)，是我国北方最早培养电讯人员的学校。

罗沛霖的舅父孙洪伊是天津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广州）内务总长，1922年孙中山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就是在孙洪伊的上海寓所进行的。

罗沛霖是罗家“少爷”，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受父亲的影响，佩小就喜欢玩电报、电话。

和钱学森一样，罗沛霖天资聪颖，而且受到最好的教育，在天津最好的中学上学。高中毕业之后，罗沛霖居然同时被三所当时中国的名牌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南开大学录取。罗沛霖最终选择了交通大学，原因是交通大学设有他最喜爱的电讯专业。

1931年罗沛霖从天津来到上海，进入交通大学电机系。罗沛厅钱学森不同系、不同班，却成为好友。

罗沛霖是怎么跟钱学森认识的呢？

有一天，罗沛霖到南开中学老同学郑世芬的宿舍串门。当时，郑世芬读电机系二年级，比罗沛霖高一年级。跟郑世芬同寝室住的，正是在机械系二年级就读的钱学森。就这样，罗沛霖结识了钱学森。一聊起来，得知彼此都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一下子亲近了许多。大约是家庭背景相似，气质相投，何况两人都是音乐“发烧友”，这两位不同系、不同班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交谈。钱学森参加了学校的铜管乐队，是主力圆号手，而罗沛霖则喜欢跑上海的北京路旧货店买旧唱片。课余，两人聚在一起欣赏音乐、谈论音乐，有时候还一起去音乐厅听音乐会。

钱学森学业勤奋，门门功课都优秀。罗沛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听课心不在焉，连听课笔记都不记。到了考试时，应付一下，所以成绩平平。罗沛霖只对电讯感兴趣，大量电讯书刊，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深入钻研。

罗沛霖总是夸奖钱学森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钱学森则对罗沛霖说：“你也是能够考得很好的，但你却不屑去追求。”确实，以罗沛霖那样的才华，完全可以拿到高分，他却不屑于此，自称是一个“偏才”，凭兴趣学习。

钱学森和罗沛霖谈得来，还在于彼此都富有正义感，高度关注国家的命运。罗沛霖一直记得钱学森对他所说的一句很深刻的话：“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在交通大学当年的毕业生之中，罗沛霖是很另类的一个。很多毕业生希冀到外国留学，而罗沛霖居然奔赴延安！

1935年罗沛霖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到国民党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电子工程师，每月120块大洋。一年多后，他不满于国民党军队无能和腐败，在同学孙以德（友余)、周建南的影响之下，他做出了在当时相当难能可贵的人生选赴红都延安。

孙以德后来以孙友余这一名字传世。1937年肄业于交通大学，1938年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军委三局器材厂技术指导员、通信学校中队长。1940年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任秘密交通。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周建南也肄业于交通大学。1938年赴延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他的长子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罗沛霖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诉说要求前往延安，受到林伯渠的接见。当时延安正缺罗沛霖这样的电讯专家。1938年3月，罗沛霖来到延安，这才知道当时延安只有一个电台，是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得来的，由于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发射机坏了没有人修理，只剩下了半部接收机来监听敌人的情报。罗沛霖的父亲当年就是天津电报局局长，所以罗沛霖对于电台、对于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技术非常娴熟，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电台。罗沛霖在延安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难得的技术专家。他担任延安通讯材料厂工程师，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之下，成批生产电台，到了1938年年底之前，也就是罗沛霖来到延安不过七个多月，居然生产了60多部电台，使八路军以及中共地下组织跟延安之间有了快捷的联络工作，大大改善了通讯局面。当时嫩军总司令朱德每月只有5块大洋的津贴，而给予罗沛霖这样的工程师每月津贴是20块大洋。

罗沛霖回忆说：

自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起，我就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1939年，党组织“撒”我到大后方重庆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坚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完成组织委派的任务。

在重庆，罗沛霖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他向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董必武（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徐冰（后来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董必武和徐冰研究之后，徐冰正式通知罗沛霖：“为了便于做统一战线工作，根据董老的意见，决定你留在党外，做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上是按照一名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你的，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也就是说，罗沛霖虽然名义上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直到1956年3月，罗沛霖才不再做“党外布尔什维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罗沛霖不仅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跟周恩来有许多接触，而且在1945年8月毛泽东来到重庆谈判时，还在红岩村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罗沛霖这位“红色科学家”又是怎样来到美国、来到钱学森身边的呢？

1947年，罗沛霖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据罗沛霖回忆：

我到天津以后，有一天孙友余来了，代表党组织，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想办法到美国去一趟，去学习学习，去开开眼界吧。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了，解放以后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得个博士回来，也是我们的光荣。

罗沛霖前往美国，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中共派他到美国在中国留学生和教授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回国。然而，罗沛霖只有正儿八经地成为美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成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才便于开展统战工作。

别人去美国留学，要么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要么拿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而罗沛霖又是另类，他是中共党组织给了他5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费用！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为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拿出500美元送罗沛霖到美国去，名义上说是让罗沛霖本人“得个博士回来”，而实际上罗沛霖担负着重要的统战工作任务。

光是有了路费，罗沛霖去不了美国。恰恰在这个时候一1947年夏日，钱学森回国探亲。当钱学森来到北京时，罗沛霖找到了他。老朋友12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分外欣喜。罗沛霖也就请钱学森帮助他办通前往美国的手续。钱学森建议罗沛霖去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并为罗沛霖写了推荐信，信中说：“我对于罗沛霖先生超越常人的独特创造力，有深刻的感受。”

于是，罗沛霖凭借钱学森的介绍，开始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联系入学问题。最初，罗沛霖只是打算去读硕士研究生。对于罗沛霖来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已经12年了。这12年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地下工作，并没有多少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他的英语也荒疏了。他必须迎头赶上——也就在这12年间，钱学森已经成为美国名牌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成为美国知名的科学家。

借助于老校友钱学森的推荐，1948年9月，罗沛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校方认为罗沛霖不必读硕士，可以直接读博士学位。

这一回，罗沛霖一改当年在交通大学学习时听课心不在焉的脾气，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学习。他的头发一下子掉了许多。他到底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在久离校园生活的情况下，他竟然以23个月的时间，拿下了博士学位！与此同时，罗沛霖在留美的中国学生以及教授之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回国。

就在罗沛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一年之后，钱学森一家从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与钱学森曾经有过那么亲密的友谊，罗沛霖理所当然成为钱学森家中的常客，成为钱学森的“红色”挚友。无疑，罗沛霖把钱学森锁定为重要的统战对象。

“应该回袓国去”

钱学森为美国火箭、导弹的研制贡献良多，却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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