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一号”是三级运载火箭。在任新民的领导下，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关键，再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组成三级运载火箭。

在发射卫星之前，首先要对“长征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进行发射试验。

1969年11月16日下午6时，首枚用“长征一号”火箭推进的中远程导弹准时点火起飞，飞行到18秒时，突然间发生故障，不知去向！

本来，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落区的观测人员凭肉眼也能立即发现目标。在弹头着地后几分钟，就能把落点位置找出来。然而，这一回过了40多分钟了，没有一观测人员发现目标！

当时最大的担心是导弹飞出国境，落到苏联领土上。中苏关系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麻烦。周恩来总理接连三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火箭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

于是，空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在第三天，终于在新疆某地发现了火箭残骸。经过调査，査明火箭飞行失败是由于一个程序配电器发生了故障，导致二级火箭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

在任新民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査、研究、改进，1970年1月300，“长征一号”火箭终于试射成功。

1970年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其中一颗备用）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

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钱学森关于卫星和运载火箭情况的专门汇报。钱学森和任新民等专程从酒泉发射基地赶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指出：“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意义很大。不仅要把卫星送入轨道，还要对我国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如乌干达、赞比亚、也门、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作好预报，鼓舞第三世界人民。”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进行检测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终于点火。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东方红一号”卫星真的可以用肉眼“看得到”，而且可以“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达到了“政治卫星”的宣传效果。

这时，距离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已经过去12个年头。“东方红一号”卫星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要求：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36公斤，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22公斤，法国的为38公斤，日本的为94公斤，而中国的“东方红一号”重达173公斤。

“东方红一号”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的火箭技术达到了新的7jc平，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添上那颗宝贵的“星”。

197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周恩来总理发现了，就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泽东主席赞叹说：“了不起啊，了不起！”

1970年7月，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1975年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从此，中国一颗又一颗功能各异的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太空，为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力量，作出巨大的贡献。

孙家栋由于在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方面作出巨大贡献，1988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2009年3月，当年的“年轻人”孙家栋也已经80岁。钱学森专门写信，祝贺孙家栋80大寿。

孙家栋院士：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钱学森2009年3月3日

收到98岁高龄的钱学森的贺信，孙家栋非常高兴。孙家栋说，自已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完成的，是钱学森的学生。

2010年1月11日上午，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孙家栋获此殊荣。孙家栋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

钱老这位恩师，对我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得到这样的大奖的时候，一定要感谢钱老几十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同时把航天事业做得更好。

力荐逆向思维的年轻人

钱学森慧眼识英才，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在研制导弹的时候他举荐了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时他举荐了孙家栋，而在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时他说王永志可以挂帅。

在“两弹一星”之后，中国又向新的目标迈进——载人航天。钱学森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在载人飞船工粒项之后，谁来挂帅？

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时，组长是任新民，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有：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另外，屠善澄曾经担任过载人航天工程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

然而，这些专家、院士们都已经上了年纪。要实行庞大、艰难的载人航天工程，应当由年富力强的人来挂帅。

钱学森举荐了王永志。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二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二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四十多摄氏度。众所周知，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

怎么办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

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起初攻读飞机设计，后来改学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他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主张应该卸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卸掉推进剂呢？于是，没有人理踩他的不同于众的建议。

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坐镇指挥，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到底是高人，他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二号”导弹在卸下600公斤燃料之后发射，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钱学森非常赞赏王永志的“逆向思维”，意识到这个小伙子的才智超群。

在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务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1992年当载人航天立项上马，钱学森又一次推荐王永志担当重任。

果真，王永志不负钱学森的期望，领导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后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曾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王永志则深情回忆说，每次重大发射，钱学森都亲临现场坐镇，决策重大技术问题：“1966年2月下旬，戈壁滩正是最冷的时候，我在发射场远远地看到钱老走过来，赶忙迎上去，只见他就穿了一件单薄的呢子大衣。他想问我任务准备得怎么样了，可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寒风呛回去了。”

王永志回忆说，钱学森曾经用一个生动的例子，告诉他搞总体设计，一定要有全局观点：

他当时举了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说有一个朋友问他，夏天房间里太热，把冰箱门打开，房间里是不是能凉爽一些？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门附近可能会有点凉意，但整个房间并不会凉爽下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增加了电能消耗，电能转变为热能，电能消耗增加就意味着热能的增加，最终的结果是房间的温度升高。于是，他就跟我们说，搞总体设计，理解和研究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从系统上来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再决策。

王永志还回忆，“钱老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钱老强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

1999年，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之后，作为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去看望已经88岁高龄的钱学森，并送给他一个神舟飞船模型。钱学森把这个飞船模型放在了床的正对面一个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的谈话重点就是要重视培养创新人才。钱学森指出：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点。”

正是因为钱学森一手提拔任新民、孙家栋、王永志这样许许多多科技创新人才，许许多多“钱学森”，才有了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