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如何避开特工的眼睛把信投进邮筒了，这也是“发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夫人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夫人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看看周围无人注意她，也就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査局无处不在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先生。p东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当着美国代表约翰逊的面，念了钱学森的信，指出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这下子，约翰逊哑口无言了。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钱学森的“导弹”，准确地射中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首次透露了钱学森致陈叔通信的部分内容，并以此批驳美国政府：所谓中国留美学生已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上，自美国的所谓限制回国的禁令“取消”以后，中国学生不但是继续被限制离开美国，而且是被变相地扣留在美国。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遭遇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着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自一九五〇年八月起即准备回国，但他竟然遭到美国当局的非法逮捕，被无故拘禁达十五天之1955年8月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和美国大使会谈久。自此之后，他就处在一种极其不合理的状态中。《纽约时报》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报道说：“钱学森博士正受到驱逐出境的命令，离开美国到中国去；但他同时也接到不许离开美国的命令。”他不但不能离开美国，而且不能离开他所住的县的边界。这种情况是并没有因为美国“取消”了所谓限制离境的禁令而有所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年六月十五日，即美国“取消”了限制禁令之后两个月，钱学森还不得不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求援助他回返祖国。在信里，钱学森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巳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面对着这些事实，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的限制实际并未取消，中国留学生被限制返国的情况并无根本改变。如果说，目前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化，那么变化仅仅是：美国当局釆取了更隐蔽的办法。它以为这种办法既能达到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的目的，又能把美国当局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但，这是办不到的。中国有句老话：一只手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美国政府应该拿行动来证明它的言辞。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世界上罕见的“马拉松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5年，直至1970年2月20日，共进行了136次会谈。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未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中美大使级会谈起着保持接触渠道的作用，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周恩来总理曾感叹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二十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着名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一九三五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到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等职务，一九四九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罕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一九五〇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在拘禁了十五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九月十七曰和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正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搜查了他的行李和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clevend)邮轮，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

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轮船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务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第六十个航次。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承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火箭翘楚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于1955年3月16日发表电视讲话，“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问周恩来道：“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曾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着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这清楚地表明，在钱学森归来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着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査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桥的那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在与朱兆祥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从此，钱学森全身心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

国外评论家指出，“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