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克街寓所的壁炉前，我与福尔摩斯相对而坐，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可以想象出来的要神奇何止千百倍啊！真正存在的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倘若我们能够携手飞出窗户，在这偌大的伦敦城上空，轻轻掀开一个个屋顶，窥探其中正在上演的各种非比寻常的事情：奇妙的巧合、密室里的筹划、闹别扭，还有让人惊奇的一连串案件，它们一代代地不断上演，引发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这会让一切老套的，读到开头就能猜到结局的，变得黯然失色而无人问津。”

我回应道：“但是我并不认同你的观点，报纸上所描述的各种案件，一般来说，都单调而又俗套。在警察的相关报告中，也都是一些毫无新鲜感的事件，我必须承认，结局不但无趣，更无艺术性可言。”

福尔摩斯说：“如果想要发现事件的真相，就必须积极运用一些选择与判断。警察的报告里可不会有这些，也许把笔墨都集中到对地方长官进行颂扬的陈词滥调上了，而非放在观察者观察到的，作为整个事件最核心、最关键的细节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像司空见惯的事物那样不寻常了。”

我笑着摇头说：“我很理解你的这些想法。当然，因为你所处的地位，堪称是整个三大洲每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与绝佳助手，你可以有大把的机会去接触所有超乎寻常的人与事。可是在这里——”我从地上拾起一张晨报，“让我们来进行一次试验，我在这张报纸上看到的首个标题是《丈夫虐待妻子》。这篇新闻占据了半个版面的篇幅，但是我不用看内容，就能完全猜到里边说的是些什么事。当然了，其中肯定会牵涉到另一位女人，狂欢滥交、推搡斗殴、拳打脚踢、满身伤痕，还有极富同情心的姊妹或房东太太之类的。就算是最拙劣的写手恐怕也再难想出比这更让人感到乏味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回应道：“事实上你举出的例子，对你的论点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件，案发时，我正将与本案相关的一些细节弄清楚。丈夫是一名激进的戒酒主义者，并没有第三者介入，他被指控的行为是养成了一种恶习，就是每次吃完饭后，总是取下自己的假牙砸向妻子。你会认为这个事件对于一般编故事的人来说，是想象不出的。医生，请来一点鼻烟，你要承认，从你举出的例子来看，是我说对了。”

他伸手取出他的旧金制鼻烟壶，壶盖的中间镶嵌了一颗紫水晶。水晶的光彩夺目与他本人的朴素作风与简单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我不得不进行一下评论。

“哈！”他说，“我忘记已经几周没见到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了答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所作出的贡献，而赠送给我的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瞧了一眼他手指上那个光辉璀璨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赠送给我的，因为我帮助他们破解了一桩关系非常微妙的案件，但即使是对你这样一位始终诚恳地将我的一两件小事记录下来的老朋友，我也不方便透露出来。”

“那你手里现在还有什么案件吗？”我颇有兴趣地问道。

“大概有十一二件，但没有一件是非常有趣的。它们很重要，这你也知道，但并不有趣。我发现往往那些并不重要的事件之中有着可供观察与值得去分析其因果关系的余地与价值，这样一来，调查工作也就变得兴味盎然了。罪过越大，往往案件也就越发简单，因为罪行越大，通常其动机就极为明显。这些案件当中，除了从马赛发过来，要我经手主办的那个很复杂之外，其他的就全都乏善可陈了。但是也许再过一小会儿，就能有很有趣的案件主动找上门来，因为假如我没有犯下大错的话，现在就又有一位委托人上门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已经拉开窗帘的窗子前，往下望着那灰暗而萧瑟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头往外看去，对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士，脖子上围着厚毛皮围脖，头上有一顶插着大而弯曲羽毛的宽檐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那样卖弄风情的仪态，歪戴在一侧耳朵上面。在如此的盛装下，她却神色紧张、犹疑不决地往上窥视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子前后摇晃，手指焦躁不安地摆弄着手套上的扣子。突然，犹如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她急速跑过马路，随后我们便听到一阵急促、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进壁炉，说：“这种现象，我从前就遇到过。在人行道上摇晃往往意味着出现了色情事件。她希望征询一下他人的意见，但又拿不准主意是不是把如此关系微妙的事情告知他人。不过在这事上也有所区别。当女人认为一个男人所做的事非常对不起她时，她就将不再摇晃，其预兆通常就是过于急躁，甚至要把门铃线都扯断了。现在这件事我们可将其看做是恋爱事件，但这个女子并不很愤怒，反而带着迷惘或忧伤。不过幸好她现在已经亲自登门拜访，我们马上就可以从她那里解开谜团了。”

他正说着这些的时候，有人敲门，穿着号衣（一种制服）的男仆进来说有一位玛丽·萨瑟兰小姐前来拜会。刚说完，刚才那名女士就出现在仆人那并不高大的身躯后面，仿佛是随着领港小船进港的大型商船。福尔摩斯以他素有的优雅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非凡姿态迎接她，他随手关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在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并在须臾之间，就用他独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眼神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他突然问道：“女士，你的眼睛近视，又要打很多字，不感觉吃力吗？”

她回应说：“刚开始确实有些费力，但是现在已经不用看键盘就能找到字母位置了。”突然，她发现了福尔摩斯这话背后的含义，感到相当惊讶，抬起头望着他，她的宽阔而表情友善的脸上流露出害怕与惊奇的神色。她大声叫起来：“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这个人吧，要不然怎么对我的情况知道得这么多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我以前并不知道你，不过也不要惊讶，我的工作就是弄清楚一些事情。也许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到可以发现常人总是忽略的问题。不然你又怎么会跑来向我求助呢？”

“先生，我是听埃思里奇太太说您非常有才能，所以才来拜会您的。警察与其他人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去而没有寻找的价值了，而您却很轻易地找出了他。福尔摩斯先生，我企盼您也可以这样来帮助我。我并不是富翁，但除去打字赚到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外，凭我自己继承来的遗产，每年还会有一百英镑的收入。只要你能找出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我愿意将这些钱全部拿出来。”

福尔摩斯问：“你为何要如此匆忙地离开家来拜访我呢？”他十指相扣，眼睛盯着屋顶。

玛丽·萨瑟兰小姐此时原本茫然若失的脸上再次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她说：“对，我确实是匆忙间出来的。由于看到温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父亲——对此事根本毫不关心，让我异常气愤。他不同意去报警，也不答应来拜会您，最后，他什么措施都不准备实行，只是没完没了地说：‘没事，不会有事的。’这让我太气愤了，我穿上外套，马上跑来找您。”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其实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你与他并非同姓。”

“对，是我的继父。不过我称他为父亲，尽管听起来让人感到可笑，因为在年龄上他只比我大五年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在世吗？”

“是的，我母亲依然健在。福尔摩斯先生，在我的生父去世后不久，她便再婚了，并且那男人比她年轻近十五岁，这让我很难过。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那里做管道贩卖生意的。他留下一个不小的企业，这个企业原本是由母亲与工头哈迪先生继续共同经营的。但是，温迪班克先生刚来就逼迫母亲卖掉了这个企业，因为他的职业是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比较高。他们把企业连同利息卖出，一共得到四千七百英镑。倘若父亲还健在，他会得到远超这个数目的金额。”

我原本以为福尔摩斯会对如此纷乱复杂与毫无头绪的叙述感到极度厌烦，没想到恰恰相反，他始终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他问道：“你自己的这份收入也是依靠这个企业得来的吗？”

“啊，先生，不是的。那是另外的一笔收入，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把他的财产遗留给我，属于新西兰股票，利率为四分五厘，股票金额为两千五百英镑，但我只可以动用其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说的这些事感到很有兴趣。你既然能够每年都得到一百英镑这样一笔很大的款项，加上你工作赚到的钱，你如果想旅行，并过上很舒适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我估计一位独身女士只要每年能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足以生活得不错了。”

“就算比这个金额少很多，福尔摩斯先生，我也可以过得很舒适。但是您也可以体会到，只要我还在家里生活，就不愿意变成他们的负担，因此当我与他们住在一起时，他们就花我的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状态。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会将我的利息取出来交给母亲，我认为仅凭打字挣到的钱就足以让我生活得很好。每打一张可以赚到两便士，一天基本能打十五至二十张。”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将主要情况对我讲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就如同在我面前一样，讲话不用拘束。请你将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彻底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浮现出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着短外衣的花边。她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健在时，他们总是送票给他。后来他们也没忘记我们，把票送给了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同意我们参加舞会。他从来不愿让我们去外界的任何地方，参加任何活动。甚至我只是想去教堂做礼拜，他都会发脾气。但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必须前往。我就是要去那里，他有何种权利来阻止我呢？他说，父亲的全部朋友都要去那里，我们结识那种人并不合适。他还说，我缺乏合适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几乎从未从衣柜中取出来穿过。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公司的事务要前往法国。母亲与我两个人，就陪同此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赴会了。就在那里我遇到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返回后，一定对你参加过舞会的事极为恼火。”

“是啊，但是他的态度并不恶劣。我记得他只是笑笑，耸了耸肩膀，还说不同意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毫无用处的，她总会喜欢什么就追求什么。”

“我懂了。我想，你是在舞会上遇见那位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是的，先生。那天晚上我遇到了他。第二天他还到家拜访我，问我们是否全部平安返回家中。在此之后，我们还会见过他……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与他一起散步过两次，但此后我父亲就从法国回来了，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再也不能来我家了。”

“不能吗？”

“是的，您知道我父亲很讨厌那样的事情。如果能做到的话，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阻止任何客人来访，他经常说，女人家理所应当安分地与家人待在一起。但是我却时常对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子，而我还没有交际圈。”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后来又怎样了呢？他没有再设法来见你吗？”

“唉，父亲回来一周后又准备再次去法国，霍斯默来信告诉我，在他出发前最好暂时先不见面，这样比较保险。这一时期我们都是靠书信往来，而且他每天都会来信。我大清早就把信收起来，不让父亲发觉。”

“你那时与那位先生订婚了吗？”

“啊，已经订婚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首次散步以后就已经订婚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在莱登霍尔街的一家办公室担任出纳员，并且……”

“哪个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不清楚。”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里。”

“你居然不清楚他的住址？”

“不清楚……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邮寄到哪里呢？”

“邮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等待他本人去领取。他说，假如直接寄到办公室，其他同事都会笑话他与女人通信。所以我提出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像他所做的那样，但他又不同意，因为他认为我亲笔写出来的信就如同我直接与他往来，而依靠打字机写出的信，总像我们俩之间有一部机器阻隔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说明了他有多喜欢我，哪怕是这种小事他也会想得相当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恰恰最能说明问题了。我一直坚信小事是最重要的关键。你还能想起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与细节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他宁愿和我在夜间散步，也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不愿受到他人注意。他举止很文雅，神情总是很悠闲，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非常柔和。他告诉我，他孩提时曾患有扁桃腺炎与颈腺肿大，此后嗓子一直不是很好，说起话来始终很含糊、细声细气的。他对衣着也十分看重，穿着总是整洁而素雅，但他视力欠佳，和我一样，所以要佩戴浅色眼镜，遮挡那些眩目的光亮。”

“好，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再次前往法国后又出现了什么状况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再次来到我家，并且提议我们赶在父亲回国之前结婚。他很认真，要求我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无论出现何种情况，我都必须永远忠诚于他。母亲认为他要我宣誓是对的，这也是他热情的表现。母亲从开始就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比我还要喜欢他。于是就在他们一起谈论准备在一周内举办婚礼时，我提出父亲这方面的事来。但他们两人都一致认为无须担心父亲，只要事后告知他就行。母亲还表示她会将此事与父亲谈妥。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样做。因为他不过比我年长几岁，却必须要得到他的许可，说来多少有些可笑，但是我不愿偷偷摸摸地进行任何事情，因此我写信给父亲，寄往公司驻法国办事处的所在地——波尔多，但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信被退回来了。”

“那他并未收到那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邮寄到法国时，他恰好已经出发返回英国了。”

“哈哈！那才不是巧合呢。那你的婚礼是准备在星期五举行，是预定在教堂进行仪式吗？”

“是的，先生，但是很低调，丝毫没有张扬。我们准备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办婚礼。婚礼之后前往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霍斯默乘坐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来迎接我们。可我们有两个人，他就先让我们俩坐上那辆马车，当时在路上刚好遇到另一辆四轮马车，他就独自一人坐上那辆马车。我们先赶到教堂，四轮马车此后不久也抵达了，我们准备迎接他下车，却发现他根本没走出车厢。当马车夫查看车厢时，发现人已经不见了！车夫说，他无法想象人会到哪里去，因为他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坐到车厢里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周五的事情，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音讯了。”

福尔摩斯说：“看来他如此对待你，简直就是对你的巨大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