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雁冰兄初次会面，记不清是民国九年还是十年，总之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月报》革新之后。列名发起“文学研究会”，经常投稿《月报》，都由郑振铎兄来信接头。那时振铎兄在北京，彼此也没有会过面，他见我在《新潮》上登载几篇，就通起信来了。《月报》革新号印出来，我的一篇蒙雁冰兄加上几句按语，表示奖赞，我看了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到了上海，就到他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第一个印象是他精密和广博，我自己与他比，太粗略了，太狭窄了。直到现在，每次与他晤面，仍然觉得如此。那时还遇见他的弟弟泽民，一位强毅英挺的青年。振铎兄已经从北京到上海来了。我们同游半淞园，照了相片。后来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拟订目录，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称。

雁冰兄是自学成功的人。他在商务印书馆任事，编译工作不仅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磨练自己的课程。在主办《月报》以前，已经有好些著译问世了。那时候似乎还不大有人注意世界文艺思潮，杂志上的一些译品，以及成本的翻译，无非像苏州人所说“拉在篮里就是菜”，碰到什么就翻什么。雁冰兄却专心外国的文艺书报，注意思潮与流派，又运用他的精审识力，选择内容与风格都有特点的那些翻出来，后来编成的集子如《雪人》《桃园》等，大家认为是最好的选集。他把许多书堆在床头，纸笔也常备，半夜醒来，想起些什么，就捻亮了电灯，有所得，惟恐遗忘，赶紧写在纸片上。当时我闻知他有这样的习惯，非常钦服，我是从来没有这样勤奋的。

《月报》的革新是极有意义的事。这种杂志记得创刊在宣统年间，原只是供人消闲的东西。后来恽铁樵先生接办，要在之中讲求古文义法，未免矫枉过正。恽先生办了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又由先前的编者王莼农先生接办，恢复了以前的格调。但是“五四”运动起来了，喊出了“新文学”的名称。就粗处说，新文学好像等于白话文学，其实不尽然，除了使用白活以外，大家心目中还有一个朦胧的影像，要求一种骨子里全新的文学。于是雁冰兄接办《月报》了，理论与作品并重，对于文学，认认真真做一番启蒙工作。在以前，梁任公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也出过杂志，用意也在启蒙，然而他们的观点太切近功利，刊载的作品又是谴责性质的居多，反而把文学的功能缩小了。我不说革新以后的《月报》怎样了不起，我只说自从《月报》革新以后，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而《月报》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

雁冰兄起初不写，直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才开始写他的《幻灭》。其时《月报》由振铎兄编辑，振铎兄往欧洲游历去了，我代替他的职务。我说，让我试试。虽说试试，答应下来就真个动手。不久《幻灭》的第一部分交来了。登载出来，引起了读者界的普遍注意，大家要打听这位“茅盾”究竟是谁。徐志摩先生曾经问我，“《幻灭》是你的东西吧?”我摇摇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他不再问究竟是谁了，我想他一定厌我不肯坦白告诉他。雁冰兄在第一份原稿上署名“矛盾”，他自有他的意思。可是《百家姓》中没有矛姓，把“矛”字改写成“茅”字，算是姓茅名盾，似乎好些，这是我的意思。与他商量，他不反对，就此写定了。谁知道后来有少数人以为“茅盾”是“矛盾”的正写，在用到“矛盾”的地方有意把“矛”字写成“茅”字，这贻误的责任应该由我负担。

《幻灭》之后接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我很荣幸，有读他三部曲的原稿的优先权，又一章一章的替他校对，把原搞排成书页。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帷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罩映出绿光，往往到深更还未捻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摩不来的感念。如今回想起来，那种感念依然如新，但是时间相距已经十七八年了。

他作一向是先定计划的，计划不只藏在胸中，还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纪录。据我的记忆，他这种工夫，在写《子夜》的时候用得最多。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近来他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与《走上岗位》，想来仍然是这样。对于极端相信那可恃而未必可恃的天才的人们，他的态度该是个可取的模式。

最近问起他《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后文如何，他告诉我还没有写下去。我心里想，《霜叶红似二月花》缓些也无妨，按照他以前写三部曲的先例，在这个时日。他有更急于要写的题目，大家在等待写那种题目的作品，而他正是适于写那种题目的作者。可是我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我知道说了出来他将怎样回答我。然而，那种沉闷的天气会长久吗?“争自由的波浪”终将掀动整个海洋。今年雁冰兄五十岁，算它十年，到他六十岁的时候，他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必然写了起来而且完篇了。我们等着吧。

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