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王锡爵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

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王大人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他见到了万历。

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只有两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等了大半年，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词。”

万历倒还想得开：“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

不碍事？敢情挨骂的不是你。

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闲气？”

球踢过来了，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

王锡爵气蒙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既然如此，就得罪了：“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十三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

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王锡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无论他讲啥，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皇上，此次召对，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水！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

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

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

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浑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

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

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

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

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

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条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

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很有趣。

有明一代，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

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

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

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

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

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

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

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

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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