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

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

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

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

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

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

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

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

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

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

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只有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

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

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

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丞几个人而已。

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驿丞，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

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

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

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和同僚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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