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部队处于极度的紧张和忙乱之中。

自从解放大西北，部队开到这里垦荒生产以来，已经将近一年时间。现在要顷刻间由和平转入战争，是何等的紧迫！秋收停下来了，刚刚收割下来的庄稼，在场里、院里、地里堆得到处都是。

战士们忙碌地擦洗着武器。后勤部门忙碌地领发弹药，缝制米袋，日夜不停地叮叮当当地打着马掌。除此之外，还要把主要时间用来作思想动员工作。为了严格保密，部队大都拉到村外的大庙里或森林里，对于出国作战抗美援朝的问题，每天都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动员工作第三天中午，花正芳正在村头井台上洗刷碗筷，看见村外大路上，远远地跑过来一匹枣红马，马上坐着一个人，身量虽然不高，但从那挽僵绳的姿势看来，十分英武有神。一个骑兵通讯员，骑着一匹栗色马，倒挎着冲锋枪，紧紧跟在后面。

花正芳眼尖，早看出了是团政治委员周仆，就连忙跑回来叫郭祥。郭祥正躺在用门扇搭起的床铺上扯着呼噜睡哩。

“连长！连长！政委来啦！”花正芳一边叫，一边推他，推了几把，都没有推醒。

这时政委已经走了进来，惊讶地说：

“郭祥，你怎么睡大觉哇？”

郭祥揉揉眼站起来，冲着政委不好意思地一笑。

花正芳替他解释说：“刚才我叫他迷糊一会儿，他已经一天一宿没合眼了。”

郭祥知道政委的烟瘾全团闻名，就从笔记本上扯下一张宽宽的纸条，抓起烟末，很熟练地卷了一个大喇叭筒，笑嘻嘻地递了过去。

“政委，这又是你常说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哪！”

“好，我接受！我接受！”政委接过大喇叭筒哈哈一笑。

“政委，”郭样两手撑着膝盖，伸着脑瓜，瞅着政委亲切地说，“我看你这几天瘦多了！你的胃病，最近又犯了不？”

“不要紧！”政委挺挺身板，“我看再打几个回合问题不大！”

“你过于费脑筋了，”郭祥说，“你瞧别人30岁没有事儿，你倒谢了顶了。”

“不能不操心哪！嘎子。”政委说，“团长又不在，这担子是够重的。”

“现在他的伤怎么样？”郭祥关切地问。

“他的臂部骨头肯定是断了，腹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政委叹了口气说，“我看这碗饭，他是吃不上了！”

政委把郭祥那个大喇叭筒刚刚抽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拳头似的烟斗，要郭祥汇报一下连队动员和准备工作的情况。郭祥的文化程度虽低，但记忆力很强。他把几天来擦洗武器，配备弹药，农产品的处置以及动员工作讲了一遍。最后的结语是：连队情绪异常高涨，今天下午就举行全连签名。据他看，到朝鲜打美国鬼子，那是绝无问题的。惟一有问题的就是调皮骡子。

“哦，调皮骡子！”政委微笑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有兴趣的事情，接着问，“他说不参加签名吗？”

“哼，这个家伙！”郭祥说，“前几天把他抓回来，我本来想同他好好谈谈，可是他脸都不红，还大喊大嚷，说‘革命已经到底’了！”

“经过这几天的动员呢？”

“在禁闭室关着哩，我没有让他参加动员。”

“看！”政委不以为然地敲了一下烟锅子，“你不让人家参加动员，他怎么会签名呢？”

郭祥撇撇嘴说：“你不信，参加也是白闹！”

“不成！”政委用烟斗指着他，用命令的口气说，“马上把他放出来，我亲自找他谈谈！”

郭祥应声站起来，对门外的花正芳说：

“去，快把调皮骡子放出来，带到这儿。”

花正芳去了，呆了好长时间才回来说：

“报告连长！调皮骡子不肯出来。”

“什么？你说什么？”郭祥惊愕地问。

“他不肯出来。”花正芳又重复说，“他还提了两个问题，要求连长答复。第一，按照纪律条令，连首长关战士的禁闭只有36个小时的权力，现在已经超过将近12个小时，这是不是违法行为？他还说……”

“还说什么？”郭祥红着脸问。

“还说，要是违反规定的人不向他亲自道歉，要他出来是不可能的。”

郭祥抓了抓头皮，瞅了政委一眼；意思是：“你瞧瞧这家伙调皮到什么程度！”

政委也瞅了他一眼，笑了笑，没有答话；那意思却是：“我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郭祥的黑眼珠骨碌骨碌转了一阵。

“这么着……”他把手一挥，“为了执行新任务，道歉算什么！走！”

说着，快步跨出房门，到禁闭室那边去了。

禁闭室隔着几座院落，也是一间农家小屋，门口站着一个枪上上着刺刀的雄赳赳的哨兵。

“喂，王大发！”郭祥这次没有喊他的外号，以便缓和紧张局势，“你出来吧！”

调皮骡子坐在炕沿上不睬。

“哈哈，王大发同志，”郭祥赶到他跟前，亲热地说，“因为战备工作紧，我把时间疏忽了。老战友了，我跟你道个歉还不行吗？”

调皮骡子慢慢悠悠地立起身来。刚才一声，“王大发”，他那气就消了三分；一声“同志”，一声“道歉”，他那气就消了大半。这时他用比较平静的语调说：

“这并不是我一定要干部儿给我道歉的问题，这主要是正确执行纪律条令的问题！”

哨兵在门外瞅着他偷偷地笑着。他的脚步慢慢地向外移动，绝不肯走快；意思是：这是你请我出去的，并不是我要出去的。

“政委找你哩，你快走吧！”郭祥催促着说。

一提政委，他犹豫了一下，然而事已至此，不得不行。

他们来到了连部。一进院子，政委站在屋门口，老远就亲热地打招呼：

“王大发同志吗，快进来！”

调皮骡子赶到适当距离，用老兵才有的熟练动作，打了一个十分标准的敬礼，然后红着脸说：

“报告政委，我最近犯了一个错误……”

“坐下来谈。”政委把面前的一张凳子，朝自己身边移动了一下。

这位老调皮兵，在首长面前从来不拘束，今天倒局促起来了。这一来是刚刚从禁闭室里出来；二来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情。那还是在周仆刚刚担任政治委员的时候，部队正攻打一个四面环水的县城，数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周仆来到突击部队中进行鼓动。他的鼓动十分有力，把大家的情绪鼓得嗷嗷叫。可是，这时候，却听到人丛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说：“哼，知识分子儿！会讲，打起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哩！……”周仆虽然听得清清楚楚，但并不介意。攻击开始时，敌人的子弹极为密集，周仆拿着短枪，首先踊身跳到齐胸深的水里，率领部队向城墙摸去。部队在政委的鼓舞下很快就一举登上了城头。事后这位老调皮兵，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并且发表评论说：“我看这个政委，还凑合！”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他每逢见到政委，总觉得心里疙疙瘩瘩的。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局局促促地坐下来了。

“王大发同志，”政委异常诚恳地说，“你是一个很老的同志了，为什么最近犯了那样的错误？”

王大发的头低下来了。

“大发同志，”政委又说，“你跟党走了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打了很多仗，是吧，大概你还负过两次伤吧，在这中间，虽然也有过一些缺点，但主要是成绩，你对人民还是有贡献的。”

“我，我……”王大发十分激动，“政委，除了你，谁说过我有贡献？他们都叫我调皮骡子，要是闹着玩儿，我没有意见，可他们把我当成不能改变的臭落后分子！”

政委瞅了郭祥和门外的花正芳一眼，磕磕烟斗说：

“谁要这样看，那他就是不对！”

王大发显得活跃起来了，没有等着政委让，就掏出小烟管主动地插到政委的烟荷包里。政委把他的大烟斗伸过来跟他对火。

“谈谈心吧，王大发，”政委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光荣扔掉走那样的路呢？我想，你临走那天是不会不难过的。”

“咋不难过哩！”王大发鼻子酸酸的，“实说吧，政委，我不是逃跑了一次，我已经跑了四五次了。有时候，跑到村边，有时候跑出去二三里路，哭一鼻子又回来了。如果有一点儿办法，谁愿意离开咱们的革命部队呢？……可是，最后，最后……我鼓励自己说：走吧，王大发，现在革命到底了，任务完成了，你也算对得起人民了！”

“你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政委又问。

王大发低下头，没有说话。

“大发同志，”政委往前凑了凑，望着他的脸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一句话不打紧。像一颗石子儿扔到古井里，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他立刻眼圈发红，啜泣起来了。

“有话说嘛！”郭祥不耐烦地说。政委扫了郭祥一眼，叫他不要打岔。

“我，我，政委……”王大发含着两大颗眼泪，“俺娘在家要饭吃哩！”

“噢！”政委显然感到沉重，又问，“你不是贫农出身吗？”

“怎么不是？”王大发梗梗脖子说，“咱是一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

“那你没有分到土地？”

“分啦，可是又卖给人家喽！”王大发伤心地说，“我记事那当儿，俺爹就给财主家扛长活。我出来抗日了，俺娘在家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一抓上军队的白馒头，就想起俺娘，心里就难受！日本投降了，我想，作为中国人民一分子，我的任务完成了。谁知道，蒋介石这老狗又向咱发动进攻。直到实行土改，家里分了房子分了地，才算解决了生活问题。那时候，我探过一次家，俺家住到新分的宅子里，外面插着齐展展的秫秸篱笆，屋子里还有一个红漆大立柜。我在家没有呆三天，就回到了部队。我这心气儿，你就甭提有多高了！可是谁也想不到这几年又起了变化！……”

“后来怎祥了？”

王大发接着说：“自从家里分了地，俺娘觉得日子有指望了，心气儿比我更高。不管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熬黄昏，起五更，把命都豁出去了。有一回麦子刚割下来，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俺娘怕粮食糟蹋了，就一趟一趟往家里背，还没背完，就受了寒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好几个月，没有起炕，又是请医生，抓药，就借了人家的钱。到底穷人家底儿太薄，没有办法，就把分的那几亩地又卖了！去年临上西北，我家去了一趟，一看屋里立柜也没有了，连秫秸棒篱笆都拔出来烧锅了。最近我又接到信，说俺娘又扯起棍子要饭去了。……我想来想去，心里就结了一个死疙瘩：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有穷的，有富的，这革命不是白革了吗？”

“我们村也有这种情况。”郭祥皱了皱眉头，望着政委，“这个事儿我也有点儿纳闷儿。”

政委心情沉重地思索着，小拳头般的大烟斗咝咝地响。

“大发，”他询问道，“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那，”王大发把手一摊，“那当然是因为我不在家，要不然，咋会有这宗事哩！”

“不，”政委摇摇烟斗，沉重地说，“大发同志，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呵！”

“什么脆弱性？”王大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儿。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政委又重复说，“你看看土改以后最近两年的情况：像你们家是因为干活受了累，得了场病，穷了；也有人是因为死了口人，娶了个媳妇穷了；还有的人是因为多生了几个孩子穷了。总之，一场风，一场雹子，一场大水都会使人变穷。你瞧瞧，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别说什么大风浪，连婚

丧嫁娶都经不起，连一场病一个疮也顶不住。简直像是大风大浪里的一根苇眉子，你不知道明年会把你漂到哪里去！”

郭祥点点头说：“一点不错，就是这么回事！”

“那怎么办？”王大发困惑地问。

“我也正要问你嘞！”政委笑了一笑，“你不是说革命到底了吗？我问你，现在这个‘底’，你满不满意？”

“要是革了这多年命，地又卖了，你想想，我咋能满意呀！”王大发懊丧地说。

“对喽！”政委说，“这就是说：还得要继续往前走！还得要继续干革命！毛主席说，我们的胜利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嘛！光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主义还不行，我们还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行工业化，办农业合作社！用拖拉机！我们的贫农，要想在经济上彻底翻身，不继续往前走，肯定是办不到的！”

王大发低着头，十分严肃深沉地思索着。呆了好半晌，喃喃自语地说：

“我的眼光看得太近了……”

屋子里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政委适时转了话题，悄声问王大发，知不知道部队就要执行新的任务。

“这，对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眼，得意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郭祥一愣。

“看，人家当兵不是一天两天了嘛！”他老味十足地说。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好比邻居失了火，都忙着去救火哩，我回到家往炕头上一呆，还像个人吗？我不算白受毛主席的教育了？”

“到底是老同志嘛！”政委上去热烈地握住调皮骡子的手说，“王大发同志，关于你家庭困难的问题，我回去就叫政治处给县委写信，帮助你解决。”

这时，王大发红着脸，流露出一种羞涩和感激的表情。

政委收起烟斗，立起身来说：

“走，咱们一起到你们连开会的地方看看吧。”

一个人走出房门。花正芳在后面一拉郭祥的袖子，悄悄地说：

“关了几天禁闭没解决的问题，看人家政委几句话就解决了。”

“谁说不是！”郭祥说，“我这是拿着棒槌认针，真他妈太简单化了。”

王大发跟在政委和连长后面，向村外走去。约走出一二里路，远远地听见前面小树林里，传来了一阵高亢的讲话声、喊声和掌声。

为了不打断会议的进行，政委悄悄站在一棵大树后面，观察着这个立过无数战功的连队。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前面有一张方桌，摆着笔砚，铺着一面洁白的绸子，上面已经写了不少战士的名字。

指导员站在旁边正主持会议。一个黑瘦的、左额角上长着一个小肉瘤的同志正在发言。

“同志们，同志们！我就是这个态度儿！”他激昂地挥着拳头，几乎每讲一句就挥动一下，“美帝侵略朝鲜，还霸占我们的台湾，咱们，咱们，无论哪一个，都要把，都要把个人的问题，往后摆一摆！摆一摆！咱们只不过是个困难的问题，可人家朝鲜，朝鲜，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我就是这个态度儿！就是这个态度儿！完了！”

“对！对！”

“疙瘩李说得对！”

下面齐声喊着，热烈地鼓起掌来。

“这是我们的一排长。”郭祥小声介绍说，“这人战斗不错，就是性子急，凡是一句话，到了他嘴里，就不大受听。”

由于过度兴奋，疙瘩李额角上那个肉疤疤变成了紫红色。他抓着毛笔，一个劲地抖动。他还没有写完，调皮骡子王大发就走上去了。

他的突然出现，有人惊讶，有人微笑，使全场沉静了两三秒钟。

“关于，关于……”他的话究竟不像平时那么顺畅，“关于我本人的严重错误问题，我准备在另一次会议上进行专门严肃的检讨。我本人无论在纪律方面，个性方面，还有在眼光远大方面，的确是有很多缺点的……”

下面掀起了一阵低低的笑声。

“人家检讨哩，你们笑什么？”他瞪了瞪眼，又严肃地讲下去。“刚才一排长讲的，我觉得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朝鲜人民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的问题往后头摆。你们都知道，我王大发过去在战斗上的表现。我不是吹牛，这次到了朝鲜，要是美国鬼子叫我瞄上，我说打他的脑袋，不能打中他的肚子！……”他挺着胸，显得十分威武，仿佛已经站在战壕里似的。“同志们！”他喊了一声，“我就是这个决心：不打败美

帝不回家！”说着，把右手中指放到嘴边。下面喊：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调皮骡子，上级不提倡这个！”

可是，说话间，王大发已经咬破了中指，鲜艳的血珠顺着指尖吐噜吐噜地滚下来了。他就用这个手指在白绸子上歪歪斜斜地画上了“王大发”三个字。

下面热烈的掌声，比对其他人似乎还要鼓得长久。

掌声停下来时，已经上来了一个战士。这个战士长得十分魁伟高大，面貌淳朴，站在那里活像一尊天神。他跨着宽阔沉稳的步子走上台，一句话没讲，就深深地弯下腰抓起笔来。

“乔大个！别把笔杆捏断了，这不是机关枪！”下面有人喊。

“乔大个，你怎么不讲几句？”又有人喊。

“你一年也讲不了几句话，讲几句吧！”

政治委员周仆深深地被这个战士所吸引，他不是意识到，而是感觉到在他身上隐藏着一种极其深厚的东西。他碰碰郭祥：

“他叫了什么名字？”

“乔大夯。机枪射手。”郭祥回答，然后笑着说，“怎么样？个头不小吧！每次发军衣，都得拿到后勤部门另换。你瞅他那脚，能顶你两个大，鞋穿特号的还不行。饭量也大，可是干活、挖工事能顶两三个人！”

“讲几句！大个子，讲几句！”下面还在嚷。

乔大夯不得不放下笔，谦和地望着大家笑了一笑。

指导员也催促着说：“乔大夯，叫你讲你就讲嘛！”

“我，我觉着没啥讲的。”他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十分清亮有力地说，“共产党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好，好，讲得好！”

大家一片声嚷，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几十秒钟之久。

“这是些多么可爱的战士呵！”团政治委员周仆十分激动，瞅瞅郭祥没有注意，就背过脸擦去那因为偶然不慎涌出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