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满月该取名儿了，刚刚升级为父亲的传花说：“老家党湾那边有个叫观宝的，人长得和和气气，从小没病没灾，那名字又吉利，又叫得响。”祥仁顾虑道：“名字一样，以后叫起来怎么区分得开？”传花说：“分得清的，他叫大观宝，我们儿子就叫小观宝！”名字一叫出，亲友们都道好，说：“观宝观宝，既有观音菩萨保佑着，又管住了家里的财宝！”

又过了四五年，祥仁再次怀上了。分娩的那天下午还腆着肚子在地上拔草。传花心疼女人，逼着她回家去歇息，隔会儿回过头来，女人却又偷偷地在自己背后劳作着了。傍晚五点多，祥仁肚子忽然痛起来了，这一带人烟稀少，方圆几里路内都找不到接生婆。情急之下，传花只得唤来了邻居长泰二姆。

晚上八时左右，孩子顺利降生了，又是个男孩，未过多久便养得白白胖胖又虎里虎气的，人见了都欢喜，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要抱他一抱。传花摸着孩子那只胖乎乎的小手对妻子说：“这孩子将来福气一定很好，你看他一生下来就赶上小队里分口粮地了，这多分的一分地光是种一茬玉米就够我们家过好些日子了，刚刚吃完食堂饭的日子不好过呀，多少人家连树皮草根都吃了——这孩子真是我们家的福星！”等到决定给孩子取名字时，他又自告奋勇：“就叫‘冠巨’吧，公社粮站里也有个叫冠巨的，打得一手好算盘，能进粮站工作，那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一日三餐都能有白米饭吃，老了国家还给养——我看这孩子将来就有这福份！”

他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所取的这个名字，三十多年后会给中国的商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会被多少人和媒体所使用，在亲切叫唤这一名字的人群中，既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又有最普通的市民百姓。

冠巨出生时，家已从宁北防洪堤旁搬到了宁新。宁北成陆时间要比宁新晚一些，方圆几里路内只见得着三五户人家，离分种地又远，再加上传花的几个随后也陆续从东沙搬迁过来的堂兄弟都把家安在了宁新，两口子遂也商量着把家一起搬过来。动迁那天，邻居和亲友们都纷纷过来帮忙。这年头谁家有事，只须唤一声，都会义不容辞地赶了来，干到中午或傍晚了，也不作兴在主人家吃饭，都纷纷回自己家去，实在盛情难却，吃罢饭，也定要付给1斤粮票。在宁新传花夫妇仍造了间糖包舍，但面积比原来那间又大了些。这舍基便是现今的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基地所在。别看如今的股份公司前有104国道、机场路，后有高速公路、鸿达路，交通四通八达，那时候除了舍前一条刚被踩出的田塍小路外，可是什么路都没有，舍旁三面都是水，孤零零的，仿佛处在一个荒岛上。

家搬了，草舍背后约有三分地左右面积的一个竹园却没法带过来。这竹园还是当年传花开始独自租种土地时，大姐和大姐夫夫妻俩帮他一起培植起来的。那时候的沙地区除了大片随季节变换的络麻、棉花、桑园和油菜、豆麦等外，还有两道极重要的风景：其一是草舍，其二为与一间间草舍紧紧偎依在一起的竹园。通常草舍在前，竹园紧挨其背后，边上还会有一个池塘。竹园面积一般都不会很大，远远望去袖珍得像一个个盆景。然而对于那些无山可依无水可傍的沙地人家，这巴掌大的一个竹园也是笔极重要的资产——从造草舍到做篱笆，到制作农具、编织各种各样竹器：土箕、竹篓、箩筐、簸箕等等，都离不开这园子里所供应的竹子，自给自足之余，还可以成捆地背到集市上去换点钱。而春夏季节里的春笋和鞭笋，更是许多沙地人家的一笔重要经济来源。此外，这竹园还是人们夏日里纳凉、聚会的场所，是孩子们嬉戏的乐园。然而新居离这竹园实在是太远了，传花不得不忍痛割舍。

却还是割舍不下那三分地。

有一天传花忽然想到新家门前的一块自留地，面积与那竹园差不多大，一打听，地是宁北一个叫阿发的小队长家的，阿发家倒是离那竹园近，距传花家门前的自留地远，本来彼此交换一下，是皆大欢喜的事。偏这阿发脾气有些古怪，梗着脖子怎么说都不肯换。眼看就到种番薯苗的时候了，错过了这个时节，三分地，就意味着将失去1500斤番薯啊！传花心急如焚，晚上做梦都在想着这事。某日忽想到阿发都30多岁了还未说上对象，自己若是替他把媒做成了，还怕他不肯换？当即抽空骑着辆用4块钱跟人买的旧自行车，去了趟党湾他丈人苗高云家里。

苗高云有三个平时极要好的酒友，这三个酒友，一个坍眼，一个麻子，一个歪头。大女婿一到，趁着有酒，做丈人的照例要将这三个酒友一起唤来痛饮。一落座，麻子就说：“我今天去江里抲鱼，抲了坍坍（浅的意思）一碗。”坍眼说：“不会抲鱼，还歪了头有理！”歪头说：“麻子，给你猜个谜：鸡啄西瓜皮，雨打粉沙泥，火囱盖里烫粉皮——你道是什么？”四人都是自己的长辈，传花唯恐自己显得不恭，不敢轻易插嘴，只是坐在一旁抿着嘴笑。

那歪头名唤兴浩，当过大队治保委员，一顿能喝两斤烧酒，人异常的强悍。据说解放前曾将一个盐兵像提空酒甏般轻飘飘地拎起，一把扔进了河里。后来又有义蓬区区长便衣下访，也被他五花大绑地吊了起来。附近知道他名声的，晓得他性子暴躁，都没个敢得罪他的。他妻子憨乎乎的，好在有个孝顺而又懂事的女儿，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碗酒下肚后，兴浩便歪了头对传花说：“小舅舅（他跟传花四姐家住一块儿），都说你们宁围好，比起这里来是老大哥，能不能给我们家荷仙也在那里找个婆家，彩礼多少无所谓，一切都由你小舅舅看着办。”

传花一听这话，正中下怀，道：“人倒是有一个，就只是年纪大了些，要差十来岁。”兴浩道：“这不要紧，我小叔跟婶婶都差十七岁呢！”传花差点脱口而出：就差十七岁呀！兴浩又说：“不知人长得怎么样，体力好不好？抽空把他带过来让我瞧瞧。”

传花得了话，立即赶回家去找阿发，阿发母子俩正求之不得。翌日，传花用自行车驮着阿发又骑了六十多里路赶到党湾。彼此见过面后，兴浩私底下跟传花道：“貌相是老了些，不过看看身架还可以，挑两三百斤想必不在话下。”便商量彩礼，讲定为六套衣服，两斤毛线，三钱黄金和一百四十块钱。传花又补充再加六甏黄酒，喜得兴浩直点头道：“这个好！这个好！”

不料阿发听说要这么多彩礼后，一下子愁锁了眉，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他所有的积蓄也只有40块钱。传花心里暗暗叫苦：要死，买只猪崽也得这个价！只好自己掏钱替他垫上。

过了礼，传花再去宁北，阿发明显客气了许多，一见面即去瓜地上摘了两个黄金瓜来，又说：“老邻居搬走了，可别忘了经常回来看看我们！”

传花也没说啥，只跟边上另一人叹道：“我这几分自留地还留在这儿真是不便呀，隔这么远，想跟人换又找不到合适的。”

那人道：“阿发不是有块自留地在你家门前么？怎不找阿发换？”

阿发脸早已涨得绯红，忽地冒出一句：“明早拿个卷尺来量！”

换到地后，传花连夜就将地翻掘了，培好埂，种下最后一株番薯苗直起腰来时，鸡都快啼了。

地换到手了，可这媒还得做下去。男方家里急着想迎娶，恰好新《婚姻法》刚开始实施，去大队里打结婚证明时，因户口登记薄上女方还不到十八岁而被卡了壳。传花只得硬着头皮替他们去找大队干部说情，并辩解是申报户口时说错了出生年月。好说歹说，大队干部还是不同意，最后还是支书替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打一张证明，并请小队里每户人家都按个手印，一起帮助证明。正是打麦时节，忙完了一天的活，传花顾不得浑身的酸痛和劳累，又上小队里五十多户人家挨家挨户地找人按印，亏着他人缘好，花了一个傍晚的时间，五十多颗印才按齐全。

结婚手续总算办下来了，可是女方家还没有正式成亲的意思。传花过去找兴浩时，兴浩正坐在台上跟全村人“忆苦思甜”，传花耐心等他开完会，把阿发家这边的意思跟他说了，哪知兴浩瞪起眼睛拍桌道：“不嫁！我女儿好好的一个劳力，他们说要就能让他们给这么轻易抬走了？！”又道，“哪个大队干部同意让他们登记的，我找他算帐去！”操起一条凳子就往场外走。吓得传花和他丈人的另外几个酒友慌忙拦腰抱住了他，夺下他手里的凳子。

众人一边劝说，一边将他拉进了大队代销店里。三五两烧酒下肚后，兴浩才渐渐气缓，跟传花痛哭流涕道：“小舅舅，不是我蛮不讲理，她娘憨乎乎的，治不了家，我自己要不是每天靠几两酒撑着，也觉不出这做人还有多少意思了！她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都还帮不了家里什么，你说这家要是少了她，日子还怎么过呀？”

传花想想觉得也是，但女儿总要嫁人的，不可能永远呆在娘家帮衬父母兄弟一辈子，便替他折衷道：“嫁还是让她嫁过去，只是结婚头几年的口粮地还留在娘家，宁围那边妇女的工分都比这边高，又值钱，也可以让她每年适当贴补给你们一些。”另外几人也都纷纷帮传花一起劝说，兴浩这才点头答应。

到快要迎娶时，新郎家里却除了三间破箍桶舍外，就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传花叹了口气，想好事就做到底吧，把自己家里的两条新棉被和几口箱柜全搬到了阿发家里，又替他凑了些钱置办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