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看着传花在宁围日子过得不错，徐仁海的几个本家侄儿也陆续从党湾搬迁到了宁围。唯有仁海夫妇和传炳一家暂时都还留在党湾。从西沙到东沙，少说也有60多里路，每次传花回老家去看望父母和兄嫂，光是走一单趟就得大半天。那时，进城、走亲访友、出远门干活，几乎都得靠两条腿，大冬天的，他那两个脚后跟都常常被走裂了。坐在路边歇脚时，总是一个劲儿地寻思能用什么替代那双脚赶路。进城，看见城里人骑自行车，两个轮子杂耍似的在身子底下滚动，又可载物，又可以带人，心里豁然开朗了，仿佛正在一条死胡同里踯躅，前面忽然亮光一闪，有了出路了。

终于有一天，传花对妻子说：“买辆自行车吧，什么都可以省，就是这钱一定得花。”

小两口遂勒紧裤带，花了4万元旧币（相当于4元人民币）跟人买了辆旧车。那时他们还居住在宁北防洪堤旁。车子虽是除了根链条外，铃儿、刹车、盖泥板都不齐全了，却因是方圆数里内第一辆自行车，一村的人都稀罕得不得了，远远地看见他推着车子在机耕路上走，都纷纷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站起身来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车子推回家的当天晚上，传花就趁着月色在防洪堤上学骑起来。第一跤就跌得两只脚的趾甲都往外翻。未等那阵揪心的疼痛过去，他已爬起了身，扶起车子再练。半个月过去了，传花自己都记不清究竟跌了多少次跤，然而那两个轮子终于居然也能杂耍似的在身子底下滚动了。

现在，他只须用双脚轻轻一踩，几十步路两个轮子就飞快地替他碾过去了。一种腾云驾雾般的快感，使他觉得自己仿佛长上了一对翅膀，几十里、几百里，甚至更遥远的路途，在这两个轮子前，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了。

妻子毕竟是从商人家里出来的，不仅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跟邻里、妯娌和婆婆都相处得十分和谐，还颇懂经营之道。夫妻俩在自留地上动足了脑筋，种的都是些经济作物：药丝瓜、辣椒、番薯、各种瓜类，等等，反正什么最赚钱便种什么。

辣椒的培育管理很难，一不留神便长满了油虫，还特别容易烂，一掉叶子就不能结果。生产队中午放工，可以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传花便常常跑步回家，趁别人吃饭休息的时候，忙着在那自留地上治虫、施肥。邻居们都猜不透他究竟使了什么法子，辣椒产量总是比谁家的都要高。他还见缝插针，利用辣椒株距间的空隙，再插种药丝瓜，待其爬蔓时在上面搭一个架儿，藤藤蔓蔓便都爬在了空中，一点儿也不占地。这种丝瓜比食用丝瓜要粗壮几倍，其筋可入药，又可以洗碗。一般人家到了采摘期，会任其熟透后自个儿掉下来了，才拿去浸在水里沤烂，再洗净晾干后出售。传花却不，他认为丝瓜采摘过熟，份量显轻；太嫩，又拉不出筋。至于什么时候才恰到好处，他用手一掂就知道了。丝瓜一摘下来，他就让家人放在石头上，拿榔头轻捶，新鲜的丝瓜皮一敲就松，再用毛刀轻轻刮去，放在水里把里面的杂质也一起洗干净了，晒上两天就能出售。这样处理的丝瓜筋不仅色光好，份量也比一般的要重得多。

那时候观宝和冠巨都已经上了学，兄弟俩都很懂事，放学后，总是赶紧跑回家来帮父母干活。辣椒的采摘期可长达两个多月，且每天都得采摘，两双稚嫩的小手都常常被那火辣辣的汁水沤得一阵阵钻心似的疼痛。吃完饭，还要捶丝瓜。冬天，兄弟俩手上都生满了冻疮，红肿得像烂桃子，就用棉絮往溃烂处一贴，又互相鼓劲，一直干到深夜。

夜晚，对这一家人来说，总是奢侈而又短暂的。每天一大早，别人都还在睡梦里，传花便已经将前一天晚上备好的瓜菜往那辆旧车上一装，再带上一两个冷番薯或萝卜，就匆匆赶往几十里路外的七甲渡。从七甲渡到对岸观音堂这段水路，一如他十来岁初次进杭城时那样布满了沙洲，中间仍得换好几趟船，每次他都得扛着自行车和车上两百来斤重的蔬菜，涉过那片沙洲转到另一条船上。有时迟到一两分钟没赶上头渡，就眼睁睁地看着船开走。等第二渡是来不及了——到那边农贸市场里，须赶在市场管理人员的上班时间（7点半）之前把那些瓜菜卖掉，要不然就只能赶紧偷偷扔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私人与私人之间是不允许存在买卖的，即使是农民们上集市卖了自己亲手种出来的一棵菜，一旦被抓，除了没收东西，还要挨打，甚至挨批，于是只好绕道走大桥（即现在的钱江一桥），这样一来，就得多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

某天大清早，传花和同村另外八人一起骑车出去卖番薯苗。半路上，传花因小便停了一下，再上车时，那几个同伴都已不见了踪影，想追赶上去，却又被前面一辆装满了络麻杆的钢丝车挡住了去路。那时候的沙地区基本上都是泥路，乡村里上档次些的叫机耕路，顾名思议，那路的宽度也刚能容纳一辆拖拉机。这一钢丝车体积庞大的络麻杆在传花前面摇摇晃晃地缓缓蠕动着，传花无奈，只得耐着性子推了自行车慢慢跟在后面。终于到岔路口，赶紧飞身上车，心急火燎地赶往集市。八个同伴却一个也未能见着，倒是有不少人候在那里急着想买番薯苗。这一趟传花比以往多卖了五六块钱。

回家，见到那八个同伴，传花还颇为委屈地埋怨他们不够义气，都撇下他先走了。那几个人却个个都垂头丧气，一脸的晦气相，原来他们才赶到集市，就被那些戴着红箍儿的市场管理人员逮了个正着，番薯苗全被没收不说，还挨了罚款。

药丝瓜那时候也不好卖。乡供销社里虽每年都有收购，但数量很少，且价钱也被压得极低。而在绍兴马鞍一带，因种的人家少，价格要相对高一些。但过去少说也有百把里路，又都是些坑坑洼洼的泥路，天晴还好些，一下过雨，民间喻为鲫鱼背上长青苔。这鲫鱼背本已够滑，再加上青苔，危险的程度便可想而知。却因有了那辆自行车，传花便也无所畏惧了。他把自行车重新拼装了一下，将后面可以载东西的地方加阔，最多便可绑上一百来斤丝瓜筋。晒干了的丝瓜筋碗口粗的那么一条，也才一、二两重，这一百斤的体积便起码也有田里的麦草垛那么庞大。

为防半路上那些戴红箍儿的堵查，传花常常半夜十一二点钟就出发了。那天凌晨两点多，刚骑到绍兴三江闸塘上，背后的丝瓜筋被路边的一个柴垛钩了一下，便连人带车从一丈多高的堤塘上摔了下去，幸好车子比他先落地，人便仰面摔在了软绵绵的丝瓜筋上，才安然无恙。在一片漆黑里，传花几乎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摸索着重新绕回塘上。

去集市里零售时，传花也被抓过一次，跟着很多人一起进了一间小屋子。未等那些戴红箍儿的人威吓和盘问，传花便老老实实地把卖剩的丝瓜筋都交了出来。那回也不知这些人怎么念想了一下，居然还付给了钱，是按每条丝瓜筋3毛钱的价格，比他以往卖得的都要高！不过这样的好事未能再有第二次。

光靠了死种地，仍是不行的。传花和妻子又喂养了许多鸡鸭牲畜。猪也是必养的，但因粮食紧缺，最多也只能养两头。起先养的是仔猪，后来改养种猪，一公一母。母猪怀孕后一窝便能下七八、十来只，再将猪崽养至七八斤，便可以出窝卖钱了。小夫妻俩无师自通，很快掌握了饲养经验。为尽量减少饲养成本，一到下雨或下雪天，小队里不能出工干活，传花便又骑车去上山买糠。

上山，是萧山人对南片山区的特称。从地势图上来看，整个萧山地势自西南而向东北倾斜。南部多高山和丘陵；中部为水网平原，适于种水稻和菱之类，与北部沙地以那条西起西兴、东至绍兴三江闸，中间经过长山、航坞山、大河山、党山等的古堤塘（志书上称“北海塘”）为界，塘里塘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民风、乡俗均不一样；那沙地系由大量随钱塘江潮水滚涌而来的粉沙泥逐渐淤积而成，其成陆时间或早或迟，但最早的也不过只是从明末清初才刚刚被开垦。人们习惯按地理位置和地势高低把这三大块分别称为：上山、里畈和沙地。

传花去上山，跑得最多的地方要算楼塔和戴村，这两个乡镇已属萧山与富阳、诸暨的交界，一南一北，传花一路过去，几乎大半个萧山的直径都被他的自行车轮子碾过。有几次，他还跑到了诸暨的应店街。出发时间通常在凌晨一点多，冠巨有时半夜起来解手，就发现父亲那边的床上已是空的。

传花在路上骑四五个小时，到上山刚好天亮，开始挨家挨户收糠。傍晚五点钟左右才往回返。夜深了，妻儿们在家里都无心入睡，直到十一二点钟，听见道地里响起一阵唧唧的自行车轮子里弹丸滚动的声音，心里那块石头才能落地。年深日久，那辆旧车已经破旧得不能再骑了，便又买了辆新的重磅“永久”。传花把新车的钢丝都一根根拆下来，换上那种最粗的，再把后面的车架也跟那旧车一样加阔了，这样，一次驮300来斤也不成问题。他把糠都压紧在麻袋里，回来时，家里人就见那自行车后车架上左一大袋、右一大袋，中间再捆上两大袋，俨然像一辆小货车。这样出去一趟，能省下五、六块糠钱。

记忆中的一个冬日里，传花半夜出门的时候天色还好，天亮到楼塔忽然的的剥剥地丢起了雪子，西北风跟着一阵比一阵抽得紧。捱到中午，便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传花收好糠就匆匆往回赶。一路上这雪不但未能如希望中的那样突然停止，反而越下越大，一团一团，像无数朵棉花，分分秒秒地都在整个大地上进行着疯狂而又无声的堆积。天又黑得特别快，还未到临浦，就完全沉到夜色里去了。路上的雪松扑扑的，一经踩实，即坚滑无比。未过多久，两个车轱辘就没法再载着他和背后四大袋糠往前滚了，传花只好下了车艰难地推着往前走。

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估摸着前面的路程，以及所需的时间，饥饿和寒冷像雪地里打着唿哨、挟裹着一阵阵雪粉扑面而来的西北风一样，以越来越凌厉的攻势，持久地折磨着他。沿途，代销店是有几家的，却因天冷，都已早早地关了门。暗沉沉的雪夜里，除了地上的雪光外，再也见不到别的任何光线了。近半夜时分，胃一阵比一阵绞痛得厉害，两条腿仿佛都已不是自己的了。他这才恐怖起来，害怕自己会再也坚持不住，跟这一车糠一起栽倒在这雪地里再也起不来了。

他停下了自行车。

夜幕下的雪地，仿佛一个无边无际的恶梦。他想象着糠里所具有的粮食的香气，和跟雪捏成一团咯吱咯吱咀嚼在嘴里的甘甜，但他又知道一旦用那双已不太能听自己使唤了的手解开捆扎在糠袋上的绳子，便会因再也无法将它们重新固定在车上而不得不放弃。他犹豫了一会儿，便蹲下身去在周围的雪地里摸索起来。空旷凄凉的田野里似乎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他并未死心，还是给他摸到了几株蚕豆苗，正瑟瑟缩缩地躲在雪被下，他哆哆嗦嗦地费了很大的劲才完成了一系列将那豆苗掐下来再送到嘴边的动作。当他闭上眼睛机械地吞嚼着这些蚕豆叶子的时候，心里也许有所意识——生命的存在，往往是以牺牲另一种生命为代价的。

到俞家潭，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幸好有个熟人住在那一带。天明，雪止。传花担心家里人牵挂，早早地起了床。他把自行车和糠都暂留在熟人家里，徒步回家。

几年后，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当他们循着父亲当年的足迹，也去上山买猪饲料时，才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这一路过去的艰难和不易，尤其是中间得经过两座极陡、很多人只怕连空车都推不过去的石桥，还要翻过好几座山，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万一自行车链条断了或胎破了，他们都不能想象父亲怎么应付。

一趟趟去得多了，那些经常跟传花做生意的便都渐渐地跟他熟识了。这地方的人都是出了名的强悍，却也极讲义气，他们发现这沙地人比较厚道，不斤斤计较，又守信，便都对他有了好感。而传花总是牢牢记着这趟在谁家喝过一口水，谁家吃过顿饭，歇过一会脚，下次来了，必要带些花生、甘蔗之类沙地特有的土货酬谢人家。一来二去，就在那里结交了好几个朋友。有时传花因脱不出空，要多隔些日子过去，他们也必定会留心替他把糠都收购好了，只待他得空过去拿就是。

由轮子代替步行，对传花的一生来说，都不啻于一场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其好处是立竿见影的。这不仅仅表现为他们即使是在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依然能生机勃勃地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手头也显得越来越宽裕，在村里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装广播、第一个买起了崭新的“永久”和“飞鸽”牌自行车、第一个添置起缝纫机，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他们的住所上。在周围一大片屋舍中，总是显得那么出类拔萃、鹤立鸡群。每一间新盖的屋舍，都成为传花和他妻儿们在那个阶段中奋斗的目标，它们标志着他的雄心和成就。

早些年前，沙地人居住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草舍。所用材料，或是麦草，或为稻草。麦草空心，易脆，最不经烂，不到一年草舍便得重新翻修。稻草还好些，但沙地直到60年代才开始种植水稻，这之前的稻草全是拿东西去跟塘内的里畈人换来的。草料中以茅草最为上等，其韧性好，细长，打成的草苫紧密，不易渗水，所盖草舍一般五年内都不用翻修。沙地上本来不缺这种草，过去那些荒滩野地里到处都是，但随着土地被不断地开垦，这些曾经在沙地上蓬勃一时的荒草逐渐消失了踪影，最后只有在河浜边才偶尔可以见到一些，却还在青头上早已被人抢割一空。这样一来，茅草比稻草更难办，须跑到上山去才有。傲慢的里畈人和上山人在许多穷苦而又自卑的沙地人看来很难交道，物物相换，有时凭的就是“人情”二字。不少人家尚且为换几百斤稻草犯愁，唯独传花凭着他跟那几个上山朋友的交情，搞个上千斤茅草也不在话下。

但住着这许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高档”草舍，传花又不能满足了。他要变出新的花样来，让村人们更对他刮目相看。他拉掉了舍壁，去长山采石场买来了几推车小石块，用里畈的黄烂泥作浆，砌起了石墙。石墙舍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俨然一个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人陡然挺直了腰板，显得轩昂气派。不少人从门前经过了，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来，用充满惊讶和羡慕的目光细细观看一番。

这样又住了两年，有一次传花去九号坝推“小火车”，途经邻村的一座小石桥，发现桥脚边有一间瓦房。早先，听人说沙地因土质原因不能造砖瓦房，这一发现使他既惊讶，又有些羞愧，之前他还一直为自家那间石墙舍所自豪呢。这以后，每次去九号坝上工，传花都故意要往这条路上走，绕着那平屋前前后后地看，越发觉得自家那间石墙舍不能跟它比——亮堂、宽敞、又结实又气派，怕是十二级台风来了也安然无恙。他寻思着这边有不少人家也跟他们一样是从东沙搬迁过来的，若回老家都得从他家门前经过，要是自己也能这样造上一栋，该会产生多么大的轰动！当听说这样造一间要四千来块钱时，想到这些年来自己和妻子勤俭苦干，也攒下几百块钱了，传花心里就有些欲欲试试了。

晚上纳凉，与一位老邻居说起此事，邻居道：“那房子我也看见过的，的确好——你何不也这样造它一间？”传花说钱不够。邻居倒也爽快，说：“若是差了三五百块钱，大家前邻后舍的都可以帮你凑一凑。”

被他这么一说，传花越发动了心。从此，每天傍晚推完“小火车”后，天已墨黑了，他还要再去十里路外的采石场捎一车石块回来。日子久了，那些造房用的建筑材料，居然都被他这样燕子衔泥般地一趟趟拉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