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造好后，欠下了四百多块钱和一百来斤粮粮票。负债过日子，传花很不习惯，晚上躺在床上睡梦里都觉得不安稳。算算推“小火车”的收入，怕是起码也得苦干好几年才能还清这笔债。听人说长河、浦沿一带有不少人都去钱塘江对岸的杭城工地拉车了。那时候城里搞基建，材料大多得靠人力搬运。这些人干一天的工钱够他推好几天的“小火车”了，便琢磨着自己二姐的大女儿也嫁在长河，一问，果然也和她丈夫一起在杭城拉车，外甥女婿水荣还是个头儿，遂当即抽空去了趟二姐家。过了几天，水荣捎信来让传花过去。

搬运队是水荣自己组建的，活儿也都是他们自己找的。传花刚过去那阵子，水荣他们都在拉砖头，是给二轻局造房子用的。一起拉车的那班人，或是水荣夫妇的邻居，或是同村人，都是夫妻双双一起出门，共拉同一辆钢丝车，唯独传花单个儿，车上的砖头却装得一块也不比别人少。

从杭州砖瓦厂到工地起码也有二十来里路，遇到上坡过坎的，也没个人帮他在后面推一把，再加上那辆车不好使，轮胎老是有点瘪，刚刚用气筒打过又很快是这样了，拉着拉着就渐渐落了伍。一起拉车的有几对夫妇便忍不住嘀嘀咕咕地骂起来，先是背着他，渐渐地就肆无忌惮了，仿佛搔痒，必得去掉那层原先还因面子遮在那里的隔了，搔起来才会觉得痛快。他们骂传花青草牛屎似的一堆，空长了个壳儿，凭着跟水荣夫妇的亲戚关系，厚着脸皮硬挤进他们的搬运队来揩大伙儿的油！

传花庠装未听见这些，一声不吭地顾自拉车，无奈手头上分文全无，草鞋穿烂了，连再买一双的钱都没有；又在外甥女儿夫妇那里搭了几天饭吃，虽说主食麦粞都是他从自己家里带去的，但总觉得过意不去，便私底下找水荣，红着脸，吞吞吐吐地问工钱什么时候可以拿？

水荣皱眉道：“小舅舅，实话对你说，我们活儿虽然天天都在这样干，但因没有得到过劳动局的批准，不是正规搬运队就开不出发票，也就没法去要钱，要是往年这发票还好搞些，今年却不行，大伙儿都已经一连有好几个月的工钱都没得拿了！”

传花一听，心都凉了，说：“这怎么是个好？”

水荣道：“还得找那些正规搬运队帮忙，搞一两张发票出来。这正规搬运队萧山楼塔、戴村、河上店都有，只是没有熟人，过去跟他们讲，他们理都不会来理你！”

传花想了想说：“我倒是有几个上山朋友的，不如去找他们想想法子看。”

事不宜迟，当晚半夜时分，传花便骑着他那辆特制的自行车从工地上出发了。至楼塔天才刚亮起来，托朋友帮他找了个独轮车队的头儿。那人说要开发票可以，但水荣的搬运队必须替他们安排几个人的工作，倘能答应这一条件，那么以后这边需要的发票都由他们包揽了。

传花不能决定，只好返回城里来征求水荣意见，水荣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并说下一季度去省轻工业厅的工地上拉材料了，就可以让这几个人过来。传花得到答复后，又当即赶回楼塔，终于开回了一张有5000多元金额的发票。第三天发放工资，搬运队里一片喜气洋洋。传花因日子少，没分上多少钱，不少夫妇却都拿到了两三百块工钱，这在县级机关干部也才几十块钱月薪的年代里，可算是一笔巨款了。

但有关这钱的来源，除了水荣和传花自己外，谁都不明底细。那些人仍是没给传花好脸看，依然一天到晚嘀嘀咕咕地骂他枉长不中用，干活也不知道使力，拉着拉着，又掉下去了。搬运队里有个姓施的男人，原先在生产队里当过几年小队长，说话做事都还讲分寸些，这次众人又当面背后地骂起了传花，老施实在听不下去了，说：“你们不要再骂他了，恐怕我们拿到的工钱都是他想法子搞出来的呢！”

人群中立即有人嗤地一声冷笑道：“他有这门路，还会来跟我们一起拉车？水荣有面子，我们想介绍亲戚进来，跟他说过多少遍了他都不要，他自己老婆的亲戚却一说就让他进来了，让他拉又拉不快，剥削我们的血汗呢！”

老施说：“我琢磨着水荣不会有这门路，从未见他开出过这么多钱的发票，一定是他。”

有个叫小峰的汉子的女人也在边上道：“就算这发票不是他想法子搞来的，你们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一呢，他跟水荣是亲戚，大家都沾亲带故的；二则，我们都是两个人一起搭档，只有他单枪匹马，再加上他那辆车子也不好使。”

那天大伙儿拉到中途，都在一棵大树下歇息，小峰的妻子单独走到传花旁边，依水荣儿子的辈份叫了他一声“小舅公”，又低声问道：“那天一大早你大概有什么事出去了，招呼也不打，水荣照样把工给你记上了，大家都在背后骂你剥削我们的血汗钱哩！”

传花张了张嘴想辩解，可是水荣一再关照过他不要把开发票的事情说出来，只得又把话咽了下去，讷讷道：“这工是不该记的，水荣这样做确实不对的！”就去找水荣。水荣瞪眼道：“谁要在背后乱嚼舌头，就给我滚蛋——我任由他们说了？！”

隔了一天，也是中途歇脚的时候，老施又问传花：“我听说你那天到楼塔去了，是不是为开发票的事？要不是，就让水荣把那一工活儿给去掉，就为这点儿工钱，被人指指点点地在背后骂，何苦？”

传花只好点头道：“这是不对的，回头我再去跟水荣说，让他把这一工给划掉。”

老施却一眼不眨地盯住了他：“你要真是在开发票，就说出来——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传花蠕动着嘴唇低声道：“水荣不让我说……”

老施惊道：“认真是呢！”想了想，又客客气气地跟传花说：“小舅舅，你再在这里坐会儿，我过去跟他们商量件事儿。”

传花以为他们有什么事儿不便让自己知道，便老老实实地照他的吩咐坐在那里。

那边老施已将众人召集在一起，拍腿道：“我说呢，水荣没那路道！”便将传花去楼塔开发票的细底说了出来。那些人听了，一个个都懊悔、愧疚不已。老施道：“事已至此，再懊悔也没用，那些骂过他的话都是收不回来了的。他车上的砖头装得满，那车又不好使，你们哪，就伸手帮帮他，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那几个平时骂得传花最厉害的妇人遂赶紧跑到传花面前，殷勤道：“小舅公，我看你今天气色也不太好，我们帮你拉几块。”另几个跟着道：“我们也替你驮几块。”

传花愣了愣，说：“我不是好好的么？谁说我有病了？”——又不明白这些人怎会一下子都变得对自己这么客气——“我不要你们帮，要不可真是在剥削你们的血汗了！”

众人却已不由分说，都纷纷把他车上的砖头往自己这边搬，急得传花慌忙把身子往钢丝车上一扑，大声叫道：“不给你们的——水荣没说过不让我拉了！”这时老施也跟过来了，将他从车上拉起来道：“随他们去——他们一辆车都有两个人，再说车子也都要比你那辆好拉得多。”

车上的砖头少了许多。传花拉起车子，感觉脚步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仿佛一脚一脚都踩在了梦里，怎么也不敢相信几分钟前发生的这一切，那些刚刚还拿最难听、最刻薄的话骂自己的人，怎一下子都变得这么客气、殷勤了？

第二天，他那辆车的轮胎不巧被刺破了，众人又都抢着要帮他去修，结果修了大半天，还未见那车子给送拉回来，传花急了，可不是，别人都快一趟拉下来了——少拉一趟，就是好几块钱的损失呐！急忙找人一问，才知替他去修车的人发现车子不太好使，正在设法帮他换上一辆拉起来比较轻巧的。车送回来了，大家依然不让他拉满车的。这时，水荣也知道事情经过了，索性也作了个顺水人情，道：“他们乐意这样，就随他们去吧。”老施也在边上附和道：“你要不接受，大家心里还更过意不去了呢！”

二轻局的房子结顶后，搬运队也随即换了工地。不久，水荣答应过的那几个上山人也过来了，队伍一下子变得浩浩荡荡。不料到了年底，城里突然下了禁令：各建筑工地上的搬运队需持由市劳动局签发的许可证方可继续营运，否则一律取缔！据传花所知和水荣他们一样无证营运的搬运队当时在杭城大概有十多个，分别来自富阳、萧山、桐庐等七县一市。这些搬运队解散后，几个头儿却都暗暗留了下来，重新组织成一支小分队，昼伏夜出：白天，他们一起睡在天水桥下，用砖头搭铺，破蓑衣作盖，一到天黑，便集体出击，继续偷偷营运。禁止时期的运费是以往的数倍！钱虽多赚了许多，众人心里却都慌张得很，知道一旦被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有风吹草动，一个个即如惊弓之鸟。便有人提出：谁若能办到许可证，就推举谁做大家的头儿！

但要办到这许可证何其容易！众人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法子来。有几个异想天开，试着想跟劳动局里的领导拉关系，便穿着那套似乎几个月也未脱下过身的破衣衫，又趿着那双拉车时穿的破草鞋，走到劳动局门口，冒冒失失地要往里闯，即被挡住了去路，问干嘛？说进去找一位姓金的分管干部（大伙儿都管叫他“金同志”），问跟金同志什么关系，答不上来；再问找金同志什么事，还是说不出来，便可想而知地当即被里面的人轰了出来。

却有一天，一姓傅的老头儿不知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让他闯了进去，还直接给带到一位想必是科长级别的干部办公室里。那位科长明白他的来意后，显得非常和蔼非常客气，居然还亲自给傅老头倒了茶，搞得傅老头诚恐诚惶，从椅子上跳起来接茶杯时，差点一跤跌倒在地上。

那位科长随后就坐在他对面，朝他亲切地微笑道：“我可以给你们办许可证，但你得告诉我你们现在在给哪家建筑工地搞搬运。”

受宠若惊的傅老头信以为真，老老实实地答道：“我们白天不干活，都是趁晚上天黑后才偷偷跑出去拉的。”

科长便将纸和笔递给他道：“跟你一块儿的还有哪些人，把他们的姓名都写下来，还有你们现在住哪儿，给哪家建筑单位稿搬运也要写清楚，我才能给你们办这许可证。”老头想也没想，就照他的话都一一写了下来。

傅老头一走，那位科长即拿着这份名单带了几个人到天水桥下来抓人了。亏得有人通风报信，众人都从睡梦里惊醒，慌忙卷着铺盖四下逃散。当天夜里，又秘密聚在一起互相碰了个头，都觉得这下完了，再也没法这么偷干下去了，决定散伙。走时，都互相留下了地址，约定有朝一日谁若能办到许可证，就再把大伙儿重新召集起来。话虽这么说，却一个个心里都早已没了指望，都说这许可证须有办得到“三斤太阳光、王母娘娘搽过的胭脂粉”的人才搞得到！

回到家里后，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白天，传花仍跟人一块儿在小队里干活，一到下雨或下雪天，又去上山买糠。中午常常在临浦一个姓姚的朋友家里吃饭。说起这位姚姓朋友，这里还得插段故事呢！

那是几年前一个冬天的下午，传花用自行车驮着刚刚从楼塔、诸暨收购来的300来斤糠，匆匆往家里赶。到临浦，须经过一座浮桥，这桥有100多米长，是由30来艘木船连接而成，后来移位于义桥。但移位前要比移位后简陋得多，中间只铺了几块窄窄的木板，人一上去，桥身便晃荡得十分厉害。若是自行车上有些重量，传花就得分两次过去：第一次，先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背过去；第二次再返回来背自行车。

那天下午风刮得跟刀子一般，太阳一直深藏着不肯露面，那些连接着一艘艘木船的木板上面都积了一层绿莹莹的薄冰。传花走得十分小心，但当他第二趟背着自行车过去时，脚下还是冷不丁打了个滑，整个桥身顿时都剧烈地晃荡起来，传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子，一个踉跄便连人带车都跌入了水里。

冰冷刺骨的江水冻得他下身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幸好那自行车还有半辆留在上面，一个轮子死死钩住了桥上的木板。便牢牢抓住了自行车在那里挣扎着，对岸又过来个中年汉子，站在桥上使劲儿拉了他一把。这汉子便是后来的老姚。

老姚家住在附近，他把传花带到家里，让他赶紧换上自己的衣服，又嘱他喝了不少烧酒。第二天，传花去还衣服时，带了不少东西过去酬谢，一来二去，两人交情愈来愈深，再去上山，传花总要先去老姚那儿转一下，顺便也在他那儿解决了午饭。再后来传花去城里拉车了，两人便有好长一阵子未能再见面。

那天当传花和老姚又一起在他家门口重逢时，两人都有说不出的亲热和高兴，特别是老姚，紧紧握住了传花的手，急切地问：“怎这么多日子没见你过来，你都忙啥去啦？”

传花说：“我进搬运队了，一直在杭城拉车。”

老姚道：“那好呀，拉车比在小队里干活强多了！”

“只可惜，”传花沮丧道，“我们这个搬运队没有许可证，劳动局里下了文件不让我们拉，早就解散了。”

“那干嘛不去办许可证呢？”

“你不晓得，”传花说，“办这许可证简直比登天还难，得到杭州市劳动局里去批过的——杭州市劳动局呀，老姚！那衙门门槛是让我们几个乡下穷拉车踏的么？一无靠山，二无熟人，别说想要办证，就是想要进去都拦着不让你进！我们最后留下来的十多人，都是那些解散了的搬运队里领头的，也算是有能耐的了，却想了大半个月，一个个连脑子都想破了，还是未能想出个法子来，都说这许可证须是能搞到‘三斤太阳光、王母娘娘搽过的胭脂粉’的人才办得出来！”

老姚沉思了一会儿，道：“过十天你再到我这儿来一趟，或许我能帮你办出来。”

传花自然不信他会有这方面的路子，当时也就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只当他是这样信信口说说而已。过了十来天，乡里的邮递员上门送来一封信，传花接过信件的时候还怀疑会不会是邮递员送错了，等观宝放学回来一念，才知道信是老姚写来的。

老姚信里也没说别的，只让传花见信后立即到他那里去一趟。那阵子因天气一直都很好，小队里未放假，传花舍不得工分，又思忖老姚要他过去也未必见得会有什么要紧事，无非是又有好些日子未见面了，想跟自己叙叙旧而已，去上山的事也一再被拖了下来。

又过了半个月光景，传花终于听到广播里说第二天将有中到大雨，当天半夜即收拾了四只大麻袋往自行车上一绑便出发了。到临浦老姚那里，一见面就被埋怨——“信都寄给你大半个月了，怎到现在才来？你要的‘三斤太阳光、王母娘娘搽过的胭脂粉’我已差不多替你办好了！”

传花一听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未等他回过神来，老姚已从箱子底里取出了那张大红许可证，上写：

现由宁围宁新徐传花在我局联系小车10辆，允许其在杭州市区各工地上营运，特此批准！

右下角盖有市劳动局和局长的印章。至此，传花才确信事情真的就这么成了！一问，方知市劳动局里的那位金同志原来竟是老姚的亲姐夫，一时便感激得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

临别时，老姚又特意关照道：“明天下午一点钟我们在杭州龙翔桥315路车站会面，我带你一起去见我姐夫，他人很随和的，你一点儿也不用紧张。”

翌日进城到金家，金同志正坐在藤椅里看报纸。一进门老姚便向他介绍道：“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起过的徐传花，也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金同志很和蔼地微笑了一下，朝传花点点头。

传花心里说“不紧张，不紧张”，但毕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官，还是紧张得都不知该怎么回应金同志的点头微笑好了。金同志让坐，便规规矩矩地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想到父母小时候的教诲，忙又把屁股小心翼翼地往外移了些，只坐了只椅角，腰板挺得直直的，唯恐稍有松懈，便显得不恭。

金同志的家里人送上茶来，传花心里好奇着这么大的官家里，喝的是不是也用茶树叶子泡的水？可是茶杯搁在那里，没见老姚动，他也不敢动。后来见老姚端起了杯子，便也跟着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杯子，一揭开盖子，果然非同一般，房间里都尽是那股清甜的茉莉花香气了，定睛细看，只见澄清的茶水时，静静地悬浮着几朵洁白的茉莉花，还在那里含苞欲放，姿态优美得像那些芭蕾舞演员的舞姿。平时习惯于渴了就喝生水的传花，这会儿只怯怯地啜了一小口，就不敢再喝。茶的无尽的回味却从此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里，有些幸福，又有些伤感。

金同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过了会儿，又朝他点了点头，微笑着问是什么成份？传花回答：“比贫农还苦的雇农。”苏局长又说了句“好”，便叮嘱他好好干，特别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在金家坐了大半个小时，出来后，传花只觉得浑身的骨关节比平时拉了一天车还要酸疼。

那些跟传花一起交换过地址的拉车兄弟很快又都被他一个一个地唤回来了。他们重新组织起一支搬运队，这回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每天都要等天黑后，才敢耗子般提心吊胆地出来干活儿，大白天的杭城里，到处都允许他们尽情地挥洒汗水了！

传花后来又跟金同志有过数次接触，这金同志也确实很随和，熟悉了，便更感觉不出他有什么架子。他跟老姚情同手足，亦视传花为自己的朋友，尤其是传花的率真和厚道，使他颇为赏识，有时兴致上来了，便托人捎信给传花，邀请他过去一块儿陪自己喝酒。没了拘束后的传花能喝，亦能聊，满肚子都是故事，随便掏两个都能让金同志听着觉得很有趣味，这通常是他们最好的下酒菜。兴头上，传花还会拿起二胡拉上一曲，拉得虽不是很地道，但金同志听着听着，也能渐渐进入那种境界里去。

年底，传花想到自己经常在金家白吃白喝，又蒙金同志不少关照，很觉过意不去，便从家里带了些花生、萝卜干之类的土货过去略表心意，金同志却说什么也不肯收，后来实在拒绝不掉，又非要给钱不可。

这样又过了年把，传花不但已还清了造房子时所欠的债，还有了千把块钱的存款。不料好景未长，上面又来了禁令：凡私人组建的、不属于杭州地区建筑单位或乡镇机构派遣的搬运队也一律不准营运，即使持有原市劳动局签批的许可证也不行！传花又懵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金同志提醒他可以把搬运队挂靠在宁围公社下面。传花不知道乡里是否已经有了搬运队，一想到要去找那些干部，头皮不由得一阵发麻。好在金同志知道他一个毫无背景的底层老百姓办事的不易，破例替他写了张纸条，让带着去找萧山劳动局里的领导。

传花骑着自行车赶到萧山，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县政府，远远望见门口守着个穿制服的，也弄不清是解放军还是警察，只见还背了枝枪，便心惊胆战得不敢再往前走了。却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在那里犹豫徘徊了许久，再想想到处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天下，自己又不是地主反革命分子，专进去搞破坏的，那枪没理由冲着自己，犯不着这么害怕。便壮着胆，竭力作出昂首挺胸的样子往那门口走去，眼看就要从那穿制服的人面前经过了，心别别地跳着，偷偷地扭过头去朝那人瞥了一眼，见对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仍一动不动笔直地站在那里，目光直直地望着前方。他又往前走了好几步，背后还是毫无动静，心里只觉得一阵轻松和侥幸，双手手心里却早已都是湿漉漉的了。

好容易找到劳动局，局长办公室里却挤满了人，都是找局长办事的。这些人无一不上上下下都穿得毕毕挺挺的，一看就知道跟那些干体力活的不是同一阶层里的人。传花不敢往他们中间挤，很识相地独自站在门外耐心等候着。

直到中午十一点多，里面的人才一个个相继离去，终于把最后一个也打发走了，局长正准备锁上门下班，传花慌忙一个箭步跨上去，口里叫了声：“局长！”一只手下意识地一把推住了那扇门。局长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瞪眼道：“你干嘛？”

传花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想拉车。”

局长朝他瞥了眼，一把抹开了他的手，一边继续锁门，一边道：“拉车？拉什么车？”

传花一时显出有些乱了方寸的样子，口吃道：“杭州，我们在杭州有个搬运队，十来个人，有市劳动局里的许可证，想在萧山这边找个单位挂靠……”

局长想是因刚刚应付过那么多的人，脸上显得很有些厌烦和疲倦，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什么搬运队，都是些无凭无证的野鸡队！挂靠，谁会给你们挂靠？！”

传花慌忙道：“我们有杭州劳动局给办的许可证的。”

就把那许可证连同金同志写的那张纸条一并呈上。局长显然是认得金同志的笔迹的，见了那纸条，不由得又朝传花看了两眼，脸色一下子和缓了下来，目光也亲切柔和了许多，又把已经锁上了的门重新打开，请传花进去坐，并不无遗憾地告诉他宁围公社已经有搬运队了，是莫小坤跟张阿兴两个人在负责，详细情况不妨去找宁围公社的专管干部问问看。

传花见事情尚未办妥，便心急火燎，拔腿欲走，局长又极客气地定要挽留他一块儿在机关食堂里吃中饭。

翌日，传花又跑到宁围公社里去找分管此事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性子有些急躁，一见传花敲门进去，便眉头一拧道：“你找谁？哪里来的？”

传花听说过这人的性格，心跳得特别慌，想了一路的措辞一下子都变得无影无踪，结结巴巴道：“我……我杭州……拉车……”

副主任目光炯炯地看着他：“拉车？你们是无证营运的吧？”

传花更慌了，所幸舌头还没有完全僵掉：“我有许可证的，我、我叫徐传花，我还有杭州劳动局里的金干部批的条子……”一只手赶紧去掏口袋里的纸条，这才记起昨天忘记在县劳动局长的办公室里了，只好出示那张许可证。

副主任看了一眼后，便把许可证递还给了他，说：“这没用的——没有宁围公社的许可，你拿什么也没用！”

传花不得已，只好又搬出了金同志：“是杭州劳动局里的金干部让我来找你们的，他还给我写了张条子。”

副主任问：“条子呢？”

传花嗫嚅道：“昨天去县劳动局，忘记在局长办公室里了。”

副主任冷笑道：“不要再在这里瞎编了，你要真有那能耐，连市里的老金都搬得动，何不把他请到宁围来，好让我们也沾沾光认识认识？”

传花无奈，只好再骑着自行车进城上金家。恰好是星期天，金同志在家，传花将那两番遭遇都跟他说了，又叹道：“真是‘大王好见，小鬼难见’！”金同志也跟着叹了口气，一时也没说什么。再回家种地，传花又不能甘心，打算再私底下偷拉一阵子。金同志不让，说：“那是犯法的事，说什么我也不允许你们再这样干下去！”过了会儿，金同志又叹了口气，说：“难得有你这么个朋友，我就破例地帮你一次吧。十月一日国庆节时，我到你家里去一趟。”

到了国庆节前一天的傍晚，传花进城去找金同志联系他第二天过来的事。时虽已中秋，傍晚落日逼照下的院子里还很热。金家正准备吃晚饭，家里人刚将一碗才出锅的汤端上，就被金同志的独养儿子不小心碰翻了。那孩子当时还只有十来岁，传花正好呆在旁边等待金同志的答复，只听见那孩子一声惨叫，情知不妙，慌忙抱起孩子就往附近医院里跑。

天早已漆黑了，传花和金同志一家都还饿着肚子焦急地守在医院急诊室门口。直到医生出来告诉他们孩子没事儿了，只是点皮伤而已，众人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又听医生建议道：这么热的天，只留下一个人陪着孩子就够了，其余的人还是都先回去吧，金同志便掏出手帕来抹了抹湿漉漉的额头，有些抱歉地对传花说：“你也还饿着肚子，先回去吃饭吧，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看来明天你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从医院里出来时，传花心里别提有多失望。肚子早已是饿了，回家还得再骑好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决定先把肚子填一填再说。那时偌大一个杭城，晚上只有两三家饭馆还在营业。传花找了家就近处的，往那外卖窗口里张望了一下，刚要里面的服务员给他盛一碗冷饭，猛然发现钱包不见了！

失魂落魄地再回到医院里，被金同志见了，也吃了一惊，问：“钱包被偷了？”传花沮丧地点点头，讷讷道：“里面有四十块钱，倒也随它去了，只是连同那张许可证也一起被……”金同志宽慰道：“许可证问题不大，明天我跟报社里的人打声招呼，让他们在报纸上登一下声明作废就是了。”便借给了传花五块钱，又很过意不去地说：“我明天还是去吧——都是为了我，害得你直到现在还饿着肚子，连钱包也被偷走了。”

第二天，金同志从局里调了辆吉普车。车子已经十分破旧，一路过去又几乎尽是些坑坑洼洼的泥路，车子颠得跟跳舞一般。传花生平第一回坐汽车，尽管还未出杭城，就已被颠得晕头转向，心里却还是十分的骄傲，巴不得一路上过去都能遇见熟人。

到萧山县城后车子再也没法往前开了，那些路都窄得要命，只好另借了五辆自行车，在县劳动局的几位领导的一起陪同下，金同志踏着自行车继续往传花家里赶去。而这边宁围公社里的几个头头，宁新大队干部们，甚至还有那个小队长，闻听杭州市局的老金要来，也都纷纷往传花家里赶来。加上左邻右舍，那几间瓦房里一时比办上梁酒时还显得热闹了。好在祥仁毕竟是从商人家里出来的，面对这么多“有来头”的客人，也未像别的农妇那样慌乱得不知所措，她从容而又周到，热情而又有条不紊，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显得恰到好处，充分显示了她那几乎是天生的外交才能。

中饭是在传花家里吃的，夫妻俩宰了只鸡，又去集市里砍了些肉，买了条鱼。吃饭时，传花坐在金同志旁边，激动得脸也有些红了，可不是，徐家几时有过像今天这般荣耀——能把上至杭州市，下到生产队长的好几级干部都请到，一起济济地聚在自家堂前分享他和妻子亲手做的饭菜？当然骄傲归骄傲，正经事他还是牢牢记着的。

席间，传花不失时机地提到自己进城拉车的事，他说一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便赶紧在旁边点个头，再紧接着附上一句：“情况属实！情况属实！”金同志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传花心里急得要命，一个劲儿地盼着他开口，可是金同志直到吃完饭起身回杭州去了，也还是一句话都未说。

传花只道自己这回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心里好不懊恼。没想到第二天，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当即主动上门来找他，让传花这就去杭建公司搬运队报到，并协助队长莫小坤一起管理。自此，传花每天都带着他那些拉车弟兄，排着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行于整个杭城，为七十年代的杭城建筑业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而搬运队的声势也越来越浩大，短短两年时间，便由最初的十多个人一下子发展到八十多人。

——八十人的车队，你可以想象那时在杭城是怎样壮观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