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洪师傅的允诺后，传花高兴地对病中的小儿子说：“你的病不用愁了，我们很快就会有钱的——爹准备办厂了！”

给集体干了几十年的活儿，终于决定自己办厂，替自个儿打工干活，从此盈了亏了都是自己的事，一想到这，传花心里就特别的激动。然而这一开始的投资，虽说比办别的厂都要省得多，但终究还是要花些钱。可是钱呢？家里已经欠下两万六千多块钱的债了，这且不说，冠巨的病又明摆着是个吞钱的无底洞，亲朋好友们谁还敢再把钱借给他们？

思来想去，似乎只剩下贷款这一条路了。时间已是土地承包到户后的第二年，他知道国家已经允许私人贷款办厂了——自从数年前因种植苗木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甜头后，对国家政策和一些经济信息的及时关注，使他养成了几年来一直坚持每天收听新闻的习惯。

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徘徊在宁围信用社门口的小镇街道上。跟公家借钱，这对他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事，他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那些管事的人会不会真的按收音机里所说的那样去做？会不会公事公办地把钱很爽快地贷给自己？他心里很没底，而且凭以往跟这些衙门里的人打交道的经验也在告诉他：不经过一番曲折，事情绝不会那么容易办成！自己都已过“知天命”了，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的也没少经历过了，求人办事，有几次不是磕头求拜的？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你没办法不这样，要不然，就什么事也别想办，即使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也仍无济于事！

磕碰虽不少，但总还是都让他这样一步步地过来了。他忽然有些嘲笑起自己来了：这些年来，你也算走南闯北了不少地方，结识了那么多人物：当官的、搞科研的、跑供销做大买卖的……，你还能一下子搞到两吨化肥，让杭州化工站里那个原先连理都不愿意理你的头头最后答应都给你签批了呢！你可以连夜骑着你那辆破自行车从杭州赶到上海松江火车站；你可以忍受六十二天几乎漫长得望不到尽头的非人折磨，经受那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绝望、恐惧和耻辱，而完好地活下来，继续快乐地生活；而在你十四岁那年，就已经能够适应用光脚板踩过黎明前的那些渡船之间的坚冰，和坚冰之下冰凉刺骨的江水的卖菜生活；你可以……，而现在，怎就畏怯起一个小小的信用社主任了呢？

“我干嘛要怕他呢？我是跟国家借钱，又不是跟他个人借！我借钱也不是白借，我还要交比银行平时付给我们的利率还要多得多的贷款利息！”——他暗暗地给自己打着气——“我办厂也是依法经营、合法纳税，他没有理由不贷给我的！”

他终于推开了那扇门。

信用社主任的脸阴了下来，他的心也跟着一下子变得冰凉而又灰暗。主任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谁让你办厂？谁说个人也能办厂？！”

传花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六十二天里，那些工作组里的人当时也正是用这样的口气、用这样灼灼的目光审问着他、逼视着他！说话也一下子变得结结巴巴起来：“我问过工商所里的人了，中央……邓小平不是说个人也可以办、办厂了么？我在温州看见许多人都成了个私老板，收音机跟广播里这些日子不也在说……”

“你以为办厂就那么容易？”主任用教训的口气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办起来容易，倒下去也只是一眨眼的事！”

第一次失败了。而这次失败也正在他的意料之中。跟以往办任何事一样，一次不成，还可以再有第二次、第三次……。他像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一样，反正有的是意志和耐力。但是从这一次的许多迹象看来，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对方对国家政策的麻木和那种居高临下的骄横，像一个密封得严严实实的铁罐子一样，令人无从下手。一连“叮”了他三天，传花还是一无所获。

眼看洪师傅约定的日子已经一天天地迫近，无奈，传花只好通过别的途径，设法筹到了两千块钱。拿到钱的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传花就骑着自行车出门赶往杭州化工站设于娑婆桥一带的原料仓库。辗转赶到那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那些原料都以五十公斤为一桶，整整齐齐柴垛般地码在那里。一问价格，把他给吓了一大跳——随身所带的钱居然还不够买那么一桶！

足足三四个小时，传花都焦灼地徘徊在从那座娑婆桥下来的直路上，想不出再到哪里去弄些钱来。好几次已经跨上自行车准备离开，却又舍不得就这么放弃，踏了几脚，又停住，下来，重新掉过了车头。

不知不觉地，地上的影子已经越来越矮，眼见得下了班的城里人都已纷纷往家里赶，附近的居民区里谁家的油锅在滋滋嗷嗷作响，像是在煎鱼？又像是在炒蛋。祥仁说不定这会儿也正在家里做饭，虽然已经许久没有动油锅了，但一碗霉干菜或萝卜干汤总还是有的，还有雪白的米饭。家里人久等他不回去，又会像往常一样先给他留上满满两大碗，用碗扣着，再焖在底下还有些红光在闪闪烁烁炙发着的铁锅里，等着他随时回去吃。

他咽了口口水。那肚子还在凌晨三点钟出门时得到过一碗连开水都未冲一下的冷饭，这会儿都早已不知被消化到哪里去了。他按了按那个已被空得发疼的胃部，目光仍执著地望着化工站原料仓库的那扇大门。

路上的行人一下子又多起来了，那些吃过了饭的城里人又都候鸟般地纷纷赶在上班途中。传花第n次地又回到了那扇被重新打开的仓库大门口，这回没有再退回来，带着一丝希望一股勇气又慢慢地走了进去。

那位戴着眼镜、会计模样的管理人员抬头见又是他，又见他刚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在门外那条直路上徘徊着，猜想他可能囊中羞涩，便很有些同情地望着他。

传花鼓足了勇气道：“师傅，我钱不够，买不起一整桶的，不知可不可以零拆？要是桶里有剩下的料脚儿也好。”

老会计想了一想，和蔼地说：“上回退回来的塑料桶底里是好像还有点儿，你等一等，我去找找看。”

便把整个仓库都搜寻了一遍，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些剩余的。传花把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只留起一块钱，待会儿坐渡船时要用的。那边老会计将算盘珠子劈劈啪啪地一阵拨，接过传花手里的钱数了数，还差一点儿，却朝他摆了摆手道：“算了。”

这一天的肚子终于没有白饿！传花兴奋地把那些塑料桶搬上自行车，用麻绳结结实实地捆绑好了，又千恩万谢地跟那老会计告辞过便上车走了。一路上，听见背后塑料桶里的液体随着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一起咣咚咣咚地颠簸作响着，心里特别的满足，连肚子也觉得没像刚才那样饿得难受了。

临街的那些屋厦投在路面上的阴影又已再次被拉得老长，一想到过了傍晚五点钟，就不会再有渡船了时，传花心里又不由得紧张起来，使劲儿蹬着脚下的踏脚。

至城东郊区彭埠一带，一匹高大的狼狗冷不丁从一户人家院门口蹿了出来，咧着白森森的牙齿，像一支离弦之箭狺狺地狂吠着朝传花直扑过来！传花本自“双打”时那个遭受狗咬的恶梦以来，对这种只会对主子摇尾乞好的畜生总是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厌恶和恐惧，这会儿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拼命蹬快了自行车，却哪里跑得过这四条腿的畜生！眼看对方就要扑腾到自己身上了，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绝望、恐怖的惨叫声，自行车头随即狠狠一歪，便连人带车都重重地跌倒在地上。那狗似乎也被吓了一跳，站住了脚，只是在那里冲他汪汪地吠个不停！传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怒火战胜了恐惧，手里紧紧抓着随手从脚边捡起的两块石头，横眉立目地欲与那恶狗一拼死活！狗倒退了几步，却喊得更凶了，作出一副仍随时会向他进攻的架势。这时屋里有人在大声唤狗，那狗且吠且退地往回走了几步，终于退回去了。

传花扔掉了手里的石头，浑身兀自在那里抖颤个不止。所幸身上跌得还好，无甚大碍，只是捆绑在自行车后面的一根木棒被折断了，那些塑料桶因失去了底下的支撑，便怎么都没法用绳子将它们重新牢牢地固定住了。于是他抬起来头四处寻找，发现旁边正好有个菜园子，四周都圈着竹篱笆，便随手从中拔了一根竹棒。

传花正在重新捆绑，忽地又出来个六七十岁瘪嘴瘪脸的老太太，径直走到他面前，唠唠叨叨地指责对方拆毁了她精心所做的篱笆，还偷了她的竹棒，纠缠着要他赔钱。传花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苦苦哀求道：“婆婆，你行行善饶了我，我出来一整天了，连午饭都还没有吃，也没喝过一口水。”

老太婆立即跳起来骂道：“我害你的？我害你的？”一根指头直戳到传花脸上。

传花又低声下气道：“我身上就只一块钱了，留着过渡用的，你放了我，有朝一日我出山了，一定不忘来报答你！”任是他百般哀求，老太太就是死死拽住了他的自行车不肯放，非要他赔钱不可。

为了赶时间，传花无奈，只得掏出身上仅有的那块钱给了她。老太太却还嫌少，仍然不肯松手。眼看五点钟就要到了，传花急得满头大汗，这最后一趟渡船要是误过了，就只能改走大桥，那将意味着又得多骑好几十里路了，要是在以往，也就罢了，可现在又累又饿，浑身早已软得像只空口袋，哪来力气还能骑这么多路！

幸亏这时边上有个一直在那里旁观的老头看不下去了，跟那老太太道：“你一根竹棒就那么值钱——赔一块钱还不够？要是换了我，一分钱也不给，谁让你们放出狗来咬人？！”

别的人也三三两两地走近来了，跟那老太太道：“你自己也要出门的，说不定哪天一不留神也磕着碰着了人家。活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跟人斤斤计较作啥？”

老太太被众人说得渐渐松开了手，却还是有些不甘心的样子，青红了脸兀自在那里嘀嘀咕咕地唠叨个没完。

传花心急火燎地赶到渡口，船已离岸，正调过了头欲往江心驶去。情急之下，传花慌忙摘下了头上的草帽，抓在手里拼命挥舞叫喊着。船上终于有了反应，朝渡口这边重新转过头来。传花既上了船，却又拿不出钱来买票，心里万般的羞愧和窘迫，好在船上的管理人员早已跟他很熟，答应让他下次过来时补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