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兴冲冲地到法国“寻梦”，从出发到回国不足两年，最初的设想全部落空。他之所以匆匆归国，主要是家庭经济拮据，无力支持。巴金曾说过，到法国不久，“我就听到家里破产的消息，因为家里无法再寄学费来，我便停止了正式学习法文。”以后的留学生活一直是在经济紧迫的状况下挣扎，这无形中在他心上又多了一层重压。但是，尽管如此，在法国的两年巴金并没有虚度。在这里，他接触了新的世界、新的潮流，结交了新的朋友——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平民也有出色的革命者；在这里，他近距离地“聆听”了“法国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开始具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在这里，他经受了过去不曾有过的生活磨练，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并获得了一个在后来的创作活动中极其重要的生活宝库。在法国两年的留学生活已深深地融进巴金的生命之中，成为他整个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巴金以后的全部生活和创作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巴金留学法国的直接收获自然是《灭亡》。这本书为巴金打开了创作的大门，从此他便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8月初，巴金把《灭亡》的书稿寄出之后，继续在沙多—吉里小城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学校正放暑假，十分清静。巴金刚读过左拉的著名长篇《酒馆》，接着又读了他的另外两部长篇《萌芽》和《工作》，深深被吸引，因而一连几天他都很有兴致地向朋友们介绍左拉的连续性故事。其中一个安徽的朋友在此之前刚刚读过《灭亡》的书稿，便带笑问巴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这个多半出于无意的提问，给了巴金一个强烈的刺激。他后来回忆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跳不出以上的范围。《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从这时开始，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巴金一直沉浸在这个想法里，从沙多—吉里到巴黎，到马赛，到归国的海船上，他像着了魔一样，一直在读左拉，在构思他的“长篇连续性”。他说：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都是收在《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马赛，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我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十二天。……我在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吃饭，在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读（其实是“看”）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整套书中的二十部长篇我先后读过了一半以上，在马赛我读完了它们。我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可是他的抓住了我的心，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着那些，它们还常常引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在等待轮船的期间，我只能写一些细节或片段，因为我每天必须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听消息，海员罢工的问题一旦解决，我就得买票上船，否则我会在马赛老等。然而我的思想并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写得少，却想得多。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虽然我看到海的各样颜色，听见海的各种声音，可是我的思想却跟着我那几个中的人物跑来跑去。我的思想像飞鸟一样，在我那个隐在浓雾里的世界中盘旋。我有点像《白夜》里的“梦想家”，渐渐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世界。《春梦》等四本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段日子里，年轻的巴金真是陷入到文学的迷狂之中。他的“创作的欲望”像火一样在胸中燃烧，奇异的想象和宏大的构思纷至沓来，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世界”，他的种种幻想像飞鸟一样在那个“隐在浓雾里的世界中盘旋”，似乎接下来一步就可以跨进那迷人的艺术宫殿，攀上辉煌的顶峰。显然，巴金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是带着几分感喟，也带着自嘲。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话说：一个人20岁成为作家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他的生活经验还只有那么一点点，而且多半还是自然形态的，没有经过认真消化，没有经过艺术熔炼，所以还很难写出好的艺术作品。巴金尽管有出色的文学秉赋，有曲折多样的生活经历，但毕竟还只有24岁，虽然已经走过许多路，但走得太匆忙，还缺少细细的感受和升华的过程。《灭亡》的产生，在一个短时期里使他陶醉，因而就有了那种想一下子写出5部连续性的梦想。这也便是爱伦堡所说的，一个人20岁成为作家的“不幸”。因此也不难想象，在前面等着巴金的首先是什么。

回国以后，巴金本来是想立即全力投入创作，依次写出他的5部连续性，但是却没能如愿。他没有能够按自己的设想写出《春梦》和《一生》，心里非常焦灼，反复地翻看在法国和在轮船上写的那些札记和片段，想从中找到线索，得到启示，却毫无着落，一筹莫展。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这期间，《灭亡》在《月报》连续刊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也不能给他多少鼓励。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才能，甚至“完全丧失了信心”。

其实，如前所说，巴金回国后在创作上所遇到的挫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创作才能，丧失信心，也不难理解。

这是许多青年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些作者遇到这种情况便知难而退了，以致改弦易辙，另谋出路，从此便与文学割断联系。而巴金不然。他同文学的姻缘太深了，虽然碰了钉子，却并不认输，更没有放弃。当他在创作上遇到困难，感到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便转向翻译——这实际上是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他说：对于创作，“我还不曾灰心断念，我借翻译来练习我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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