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恢复领导权的毛泽东此时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神出鬼没，屡屡挫败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在贵阳住了6个星期，近郊一些幽静秀丽的去处都留下了他们游玩的足迹。

宋美龄对四川、贵州及其他西南省份民众种植和吸食鸦片烟深恶痛绝。她每到一处，都要发表演说或谈话，大声疾呼扫除烟祸。在重庆，她甚至劝告官吏关闭烟馆，设法发动组织妇女禁姻，令她遗憾的是这些妇女毫无训练，连组织开会等仪式都不会。宋美龄惟一能做的是把这些当作时事教育材料告诉给遗族学校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促进他们从小树立社会责任感。

3月底4月初，被蒋介石视之为“走投无路”的红军四渡赤水并突破乌江，直逼贵阳。蒋介石、宋美龄彻夜难眠，急调云南的军队星夜兼程来护驾，正中红军调虎离山之际。红军乘虚直扑昆明，并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5月1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等人飞往昆明，笼络龙云，梦想在大渡河一举消灭红军，宋美龄在飞机上观察到了被视为天险的大渡河铁索桥。10多日后，红军就是由此突破重围，把几十万追兵远远甩在身后的。

蒋宋一行在昆明受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热烈欢迎。在昆明的10多天时间里，宋美龄游兴大发，不仅游览了滇池周围的景点，还在侍从陪伴下乘坐特制的汽车沿铁路线南下往中越边境一带的个旧，虽只到了阿迷州就因为身体不适而返回，但终于领略了一些热带风光，好奇心和冒险心都得到了极大满足。

5月下旬，蒋介石辗转飞往成都，希望在川康一带消灭红军。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天险，宋美龄也陪丈夫来到成都。成都虽是有名的古城，可供游览的地方却不多，宋美龄只经常去宽阔的城墙上散步。街道两旁的小手工艺品店一度让她产生兴趣。

宋美龄觉得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她在给遗族学校学生的信中提出要开发资源，倡办工厂，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可惜，国民党虽很早提出了这些计划，却直到这里成了抗战大后方才着手实施，又因为种种原因实施行动也大打折扣。

7月中旬，宋美龄曾同蒋介石去峨嵋山避暑，而此时红军已翻越了几座雪山，此后又穿过了茫茫草地，于10月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师，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3跟随蒋介石视察华北、西北

华北、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西北，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之地。1934年10月，蒋介石在派重兵对红军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接受了澳大利亚人端纳的建议，携夫人宋美龄视察了华北、西北10多个省份，以巩固“成果”。

在对红军的五次“围剿”以后，端纳建议蒋介石赴西北、华北视察一下，以按抚民心。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能把中国治理好，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地方官僚不敢如实地汇报情况，统治者又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调查。这番话引起蒋介石的深思，因此他决心偕宋美龄在全国进行一次空中旅行，巡视华北和西北各省份，以便实地视察、了解民情。

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在宋美龄、张学良、端纳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汉口。在逗留汉口的几天中，蒋介石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和制订“剿共”的新计划，准备对工农红军再一次发动进攻。10月10日，蒋、宋夫妇离开汉口，前往洛阳。蒋氏夫妇洛阳之行是为参加国民党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学院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仪式，蒋介石对学员发表了演说。

11日下午，活动全部结束，蒋氏夫妇一行坐在列车里，一边静静地品茶，等待列车的开动。在闲谈中，端纳说：只要稍微改动一下日程，即把车厢挂在列车的另一头，就可以到西安一游了，这一想法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赞同。蒋氏夫妇一行于10月14日到达西安。西安的欢迎场面是空前的，旗帜飘扬，乐队奏着乐，大炮也鸣了21响礼炮。宋美龄和蒋介石下车伊始就发表演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他们还邀请在西安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参加茶话会。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发表演说，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协助推广“新生活运动”。

蒋氏夫妇认识到，传教士常年与中国民众生活在一起，是了解他们情况的，因而传教士能够说出一些怎么才能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方法来。传教士还有一种特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讲实话，不必像中国官员那样由于害怕上级而有所顾虑，报喜不报忧，甚至谎话连篇。宋美龄请求传教士诚恳陈言，并代表政府保证与他们合作。传教士们从未受过如此殊遇，能够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话，这使他们受宠若惊，有一人带头发言，其他人便纷纷发言，指出他们各自所在地区的弊端，并提出了纠正这些弊端的一些对策。

宋美龄还单独把西安高级官员的太太们召集到一起开会，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敦促她们要热衷于公共事业，这些太太们答应开设一个戒毒诊所。宋美龄还与她们一起参观了孤儿院和为贫苦少女开设的商业学校。《华北日报》是这样报道蒋氏夫妇西安之行的：

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动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战场。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今日市区最大的明楼苑（音译）集会，以支持此业。昨日下午，该市所有外国传教士被邀参加茶话会，实为开明之举。蒋将军、宋美龄先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对新生活运动应尽力协助之，如同在江西所取得的优异成效一样。

在西安巡视完后，蒋氏夫妇一行来到了甘肃省省会兰州。兰州之行当时被认为是危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可能，由于张学良和端纳未阻拦蒋氏夫妇西行，还遭到许多高级官员的严厉斥责。在兰州他们参观了毛纺厂和棉纺厂，登上了兰州古城墙，并视察了兰州黄河大铁桥。蒋介石还接见了专门从青海赶来的马良和马步青，鼓励他们要为整个国家工作。

在兰州参观完后，蒋氏夫妇旋即乘飞机来到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士兵列成纵队，骑兵排成圆形，伫立在机场上，飞机降落后，鼓乐齐鸣，欢声雷动，欢迎蒋介石夫妇和张学良等人的到来。在宁夏，蒋介石一行参观了一家制币厂和一座煤矿，还看了一座由冯玉祥的军火库改装的大工厂和一条正在修建中的铁路，这条铁路通往西安，是陇海线的分支。

离开宁夏后，张学良去了汉口，蒋介石一行来到古都开封。他们继续采取邀请当地传教士讨论问题的做法，宋美龄派出私人代表，邀请各个传教机构的传教士参加由她举办的茶话会。会上，蒋介石明确表示，现任政府的政策是，对传教士的工作给予最大的自由，并与他们合作。蒋介石详尽解释了在全国展开的“新生活运动”的宗旨，并呼吁地方官员利用全体传教士的经验来达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并恳请全体传教士给予真诚的合作。

宋美龄用英语宣读了一份旁观者的报告，证实江西省改造的真正成绩。她特别呼吁女教士们要与中国的官员夫人合作，掀起美好家庭活动，因为她认为家庭是一切需求之根本。开封高级传教士、加拿大教堂传教团的坎农·西蒙斯对蒋氏夫妇的呼吁给予了由衷的响应，他代表当时在坐的二十几位传教士向蒋氏夫妇及当地官员表示，将不惜一切努力真心合作，提高民众的道德、精神以及经济、文化水准。

蒋氏夫妇后来发现，他们每到一处，只要把当地阅历最深、最有经验的传教士找来，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对此他们非常满意。蒋介石在各地的活动都由宋美龄、一位老传教士和端纳陪同。他们在各地不仅讨论政治改革问题，同时还讨论当地工业，每到一处，都制定出改进工作的计划。

离开开封时，蒋介石接受端纳的建议，去济南会见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后他陪同宋美龄到北平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作短期休整。在北平，蒋介石接见了原东北军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人，对他们百般抚慰。蒋介石夫妇这次西北、华北之行的一种重要目的，就是安抚各地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潜在不满情绪。蒋介石夫妇每到一地，都向当地的要人们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所以非要消灭共军不可，他们希望各地方当局通力配合中央的“剿共”政策。

在北平期间，内蒙的亲王电邀蒋介石一行去内蒙视察，蒋介石特意选派了一位“友好”使者赴内蒙，大队人马只到张家口。蒋介石夫妇在那里会见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等人，然后转赴绥远，于11月6日晚抵达归绥市，受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代表的党政军大员及各界代表500余人的热烈欢迎，内蒙的云、德二位亲王也远道赶来欢迎。

在归绥，蒋介石除与傅作义、宋哲元等绥、察两省要员谈地方事务外，还专门会晤了蒙旗的云、德二亲王，详谈内蒙问题。蒙古亲王说明了内蒙的险恶处境，解释了蒙政会提倡自治的真意。蒋介石赞扬了云、德二王的民族大义，勉励他们精诚团结，安慰蒙众，努力生产。此外，蒋介石指示蒙政会要发展畜牧，并电令中央防疫处往百灵庙运送血清。他还要求蒙政会保送学生人中央军事学校学习，表示中央将予以特别优待。

蒋介石、宋美龄一行还巡视了归绥市政建设，参观绥远毛织厂和绥省第五届农产品比赛会筹办现场，还观看了专门为他们举办的赛马会。蒋介石勉励傅作义等以后要更加注重农业，推广良种。在离开归绥前，蒋介石答应回京后拨款5万元作为绥省设立畜牧学校的开办费，以后每月由中央拨发经费两万元。

由傅作义夫人刘芸生等人陪同，宋美龄在公教医院行辕举行茶话会，召见当地外籍传教士，席间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及开展经过。她还当场捐款一千元，作为筹办绥远女子新运会的开办经费，指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女师教师蒋思钿、卜效夏及外籍女教士数人负责筹备，以切实开展女子放足、戒烟等工作。

11月8日，蒋介石、宋美龄飞离绥远，前往山西太原视察。因为这时，孔祥熙也从北平到了太原，蒋介石雨宋美龄顺道访问了孔的老家太谷县。这时红军西移的消息传来，蒋赶回南昌行营处理紧急事务，宋美龄、端纳等人则取道北平、天津、青岛、上海返回南京。

华北、西北之行，用了一个月时间，行程数千里，巡视了10多个省份。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以优雅的风采，以自身的能力出现在公众之中。这次旅行虽然使她疲惫不堪，却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之一。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把上层妇女，尤其是各省要人的太太们召集起来，敦促她们为“新生活运动”尽力。

在演说中，她大反中国的传统旧习，大反名门闺秀的深居简出，反对吸鸦片、肮脏和贫穷。她呼吁妇女要有责任感，关心妇女自身和儿童的福利事业，她任命各地高级官员的夫人为当地“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这些紧张活动克服了她的羞怯，奔波劳顿使她增强了体魄，长时间的空中飞行锻炼了她的胆魄，这些，都为她以后能适应紧张工作创造了条件。回到南京，她认识到了自己在蒋介石身边所能做的事情，增强了对政治的兴趣。

蒋介石也因此接触到了边远地区的实际情况，争取了西北将领对他的好感和支持。许多看不惯南京繁文缛节的地方将领，通过直接见面、畅谈，开始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同时，蒋介石对经济发展的兴趣也起于此行，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还从未对和平时期的工业费过心思，此行也改变了他不关心经济建设的形象。还有一点是，蒋介石、宋美龄在西安、兰州、绥远、开封、太原及其他城市都同外国教会拉关系，同传教士座谈，争取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同他们合作，使各地教会合作委员会相继成立，从而又改变了他们同外国的关系，在争取国外支持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蒋介石夫妇的华北、西北之行，绝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而是有重大的政治目的的，其目的就是炫耀他的武力，传播他个人的所胃领袖魅力，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三、“新生活运动”的旗手

“新生活运动”是由宋美龄提议发起的，她自己还担任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运动旨在提倡“礼、义、廉、耻”的旧道德，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这场小题大做的“迂腐”运动虽然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效，但却为宋美龄提供了一个扮演改革旧习惯旗手的舞台，使之树立了“新民”的形象。

1“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自从嫁给蒋介石之后，宋美龄便卷入了蒋介石巩固南京政权的“统一”和“剿共”运动中，在陪同丈夫南北转战的过程中，她这位“新女性”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认识，对政治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路。在同蒋介石结婚6年多之后，宋美龄首次投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振奋国民精神，更新社会面貌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束在江西实地考察战地回到南昌后，由宋美龄提议发动的。宋美龄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她看到南昌市容脏乱，市民不太讲卫生，便建议蒋介石指示南昌当局重视做好城市的管理和抓好卫生、文明工作。

蒋介石一方面考虑到宋美龄的意见，另一方面看到了国民党军占领区并不安定，群众仍然在进行反蒋斗争，他感到苏区人民的思想都被“赤化”了，意识到除了采用残酷镇压的措施之外，还应该对江西的人心加以“改革”。于是他开始着手布置一场从改善环境卫生人手，以改造社会道德振奋国民精神为宗旨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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